[百道网编译]1979年，70级的安德鲁•维利打算找一份图书编辑的工作。维利说，“出版社的人会问我‘读什么样的书’这样的问题。而我回答，修昔底德。他们就说，‘啊？詹姆斯•米切纳、詹姆斯•克拉维尔怎么样？’我就说，‘不，没看过。对不起。’他们觉得，不看畅销书就不好在当代图书出版业中谋职。我当时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图书出版业就不适合我，因为我不会没事坐着看畅销书榜单这种跟日间电视节目一样垃圾的东西”。

    维利的出版经验是足够的。在哈佛大学，他本可以以优异成绩从法国文学专业毕业，但他在毕业论文里将论文导师的观点驳斥的一文不值，这个鲁莽的政治不正确，导致他无法毕业。维利精通法语和意大利语，必要的时候，可以自己看法语和意大利语书稿。整个20多岁的年华，他都徜徉在纽约的文学艺术圈子中，沉浸在安迪•沃霍尔的先锋气氛中，带着贝雷帽，穿着黑色皮夹克。维利的父亲，30级的克雷格•维利，曾在波士顿的霍顿•米夫林出版社担任总编辑。维利说，“但我的叔叔们都干银行家，所以我想把金融和出版融合在一起”。这就把维利吸引到出版业的商业经营层面上来，他决定进入文学经纪人的职业。

    当时他看到的文学经纪人行当，可是让人提不起精神。他说，“文学经纪人都在堆满灰尘的小办公室里办公，窗台上的吊兰都快干死了。整个感觉让人很不愉快。你会感觉到，最优秀的作者没有得到最体面的代理，而最差的作者反而得到了最好的服务。如果想享受人生，那我必须得看好书。但如果写作水平高的人收入却不好，那么读好书就无法变成一项生意，让人们享用了。不错，长远来说，最好的作者收入的确会是最高的，所以最有价值、最富裕的作者将是莎士比亚。但目前的出版业，其基本结构和运作方式，好像总是会把‘最有价值的作者’授予丹尼尔•斯蒂尔”。

    尽管如此，30年后，维利当初的理想——围绕他喜欢的书构建出版经营——好像实现了。维利版权代理公司，1980年成立，在曼哈顿和伦敦设有办公室，成为图书出版业中一股强大的力量。该公司拥有客户700多个，包括马丁•阿米斯、戴维•拜尔尼、戴夫•埃格尔斯、路易斯•埃尔德里希、伊恩•弗拉齐尔（73级）、阿尔•戈尔（69级本科、94级法学博士）、威廉•肯尼迪、亨利•基辛格（50级本科、54级博士）、埃尔摩尔•伦纳德、W•S•梅尔文、洛•里德、戴维•洛克菲勒（36级本科、69级法学博士）、菲利普•罗思、萨尔曼•拉什迪、奥利弗•萨赫斯、以及尼古拉斯•萨科奇。维利公司客户中，已经去世的更加如雷贯耳，包括：W•H•奥登、索尔•贝娄、罗伯托•博拉尼奥、威廉•S•巴洛斯、伊塔洛•卡尔维诺、艾伦•金斯伯格、阿瑟•米勒、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亨特•汤普森、约翰•厄普代克（54级本科、92级文学博士）、安迪•沃霍尔、伊芙琳•沃夫，等等。

    大型版权代理公司，如威廉•莫里斯公司和ICM，都有电影版权分部。维利版权代理公司没有这方面的业务，但是维利说，“我认为，我们的图书版权规模更大，无论从全球市场范围上看、从客户数量上看、还是从经营收入上看，都是如此”。波士顿版权代理公司Kneerim & Williams公司的约翰•“艾克”•威廉姆斯（60级）说，维利公司“是一家可怕的代理公司，特别是在外国作品版权方面。维利本人眼光十分独到” 。英国卫报最近的一篇报道，将维利版权代理公司形容为“盎格鲁-美利坚出版世界中，最令人恐惧的、客户最有影响力的版权代理公司”。

    尽管现在的图书出版业困难重重，但是维利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商业上。他认为，“图书零售业的未来在于，与网上书店亚马逊以及独立书店开展合作。连锁书店将出局——他们的模式行不通了。购物中心书店已经演变为超级书店，它们强力推广新书，但是店面的大部分还是留给了销售极为缓慢的旧版书。亚马逊每种书只备货一册；他们在每册旧版书上的投入实际上大于连锁书店。独立书店将会卷土重来，因为它们了解附近居民的需求，面向本地读者销售图书”。

    维利个人很少使用Kindle这样的电子书阅读器阅读图书，虽然电子书版权目前是所有出版社和版权代理公司热议的话题。关于电子书销售中出版收入分成的做法，他说，“我们要花掉96%的时间谈整个生意中4%的部分。而这百分之四的生意会缓慢增长，我认为增长首先会出现在新书上。我怀疑，内容越垃圾的图书，越容易转化为电子书。詹姆斯•帕特森的书绝少有人看了之后想保存在阅读器里。那些想把书保留很长时间的读者，会购买实体书”。

    唱片业的版权代理约翰•伊斯特曼，手上代理经营着他姐夫保罗•麦卡尼的作品，他曾就如何与出版社谈判电子书版权的问题，为维利版权代理公司出谋划策。维利说，“约翰看到了唱片业的倒掉，太明白其中的问题了。唱片业把自己的盈利能力出让，分配到控制了播放器的公司手上，由此自毁长城。唱片业的制造和发行成本只能带来30%左右的行业利润。这个秘密，在与苹果谈iTunes协议的时候，为苹果公司所知。但是，为什么让生产了iPod——相当于早年的自动唱片点唱机——的公司吃掉所有的利润呢？如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自动唱片点唱机制造商把播放唱片的所有利润都独吞掉，那么唱片业就没有后来的发展了。制造了播放器的苹果公司，假如没人提供音乐内容，就一台iPod也卖不出去。相反地，唱片业为什么不和苹果谈，‘我们想从iPod销售中分成30%’呢？或者，‘音乐销售收入的百分之百归我们——你们留播放器的利润，我们要音乐内容上的利润’？但是，当时的协议不是这么谈的。这就是为什么唱片业一头撞到了墙上”。

    对于电子书这个目前图书出版业中的iPod，维利在与出版社谈判中采取了保守的办法。他不满出版社对电子书版权提出的条件，电子书版权目前还不广为人知，尚未列入标准的图书出版合同。实际上，维利威胁要把此类尚未进行分配的版权从图书出版业中完全拿出来，自己直接经营，他说，“我们会看看目前700名作者的版权情况，看哪些版权尚未分配到出版社手里，然后成立一家公司，代表这些作者，将电子书版权直接授予谷歌、亚马逊、苹果这样的公司。这将是完全独立的出版经营，自行设立新书出版经营的一套办法”。如此异想天开的战略，将遭到出版社方面的强硬阻击，因为出版社已经通过印刷、推广、销售图书，在市场上为作者树立起了品牌，此类投入不仅仅是数年的事情，可能是数十年的事情，资金投入也在百万级别上。

    图书出版业，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新书和旧版书。新书是最新出版的图书品种；大型出版社通常每年两次推出新品种，春季和秋季，很有点像时装公司每年春秋两季推出新款服装。旧版书指以前出版过的图书，但仍然在版销售。传统上讲，构建健康良好的图书出版经营，重点是开发出长销的旧版书资源，此类书的前期投入，包括组稿、编辑、制作等，都已经完成，因此从库存中每销售出去一册，都是利润。但是，太多的关注都投在新书上，假如不是炙手可热的话。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把对出版业的注意力放在新书上，包括数额惊人的预付版税，比如专门写书的约翰•格里沙姆，以及不是专门写书的拉里•金和萨拉•佩林。

    维利把这个模式颠倒了一个个儿。他不再重视新书，全力开发旧版书资源，从功成名就的作者身上盈利。他说，“莎士比亚在很大程度上比丹尼尔•斯蒂尔重要，因为他的作品更为持久。也就是说，你得有一只眼睛盯着长远的价值”。

    维利的公司加强与卡尔维诺、贝娄这样的作者的联系，着力维护他们的价值，促使出版社保持他们的作品在版。这是一项跨国的事业。美国的图书出版合同通常覆盖整个版权保护期，但是国外作品的出版合同，总是覆盖有限的时间段，一般是7到10年。维利说，“这样，每隔7年，菲利普•罗思的出版合同就要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地重新谈判拟定。在这些国家，作品的销量通常还不错——比如，罗思的作品在法国经常能销20到30万册。把这个销售数字乘以罗思作品数量，40左右，那就非常可观了，在谈判中绝对有的谈”。（纽约客杂志标志性的作家威廉•马克斯维尔垂老的时候，维利大量重新授权他的作品，并获得了很多的媒体评论，甚至为他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复兴。长期客户、79级的戴维•厄普代克说，“我觉得，维利的动机并不完全是唯利是图的。他知道马克斯维尔是一个作品有质量的作家，其作品完全值得在书店中长期销售”。）

    旧版书的力量在43级的诺曼•梅勒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梅勒的版权代理斯科特•梅里迪思1993年去世，于是他的作品需要寻找新的版权代理。维利拿着一张表单找到梅勒，表单上开列了梅勒12部已经绝版的图书作品，用统计数字说明梅勒作品平均以12种语言出版，这就意味着144种闲置的版权。假如每种每年带来1000美元左右的版税收入，那么这些作品闲置下来，就意味着梅勒每年损失14.4万美元的版税收入。如此充分的谈判准备、如此有力的论证，赢得了梅勒，使其成为维利版权代理公司的长期客户，维利至今仍然代理梅勒作品的版权。

    维利说，“我们在各种语言领域里寻找最重要的作家，通过合理评价作品价值获得这些作家的代理权。反映到收入上，就是卡尔维诺作品百分之二百的增值。这个身价与博尔赫斯也差不多了。当你能把事情办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就能重新校准出版业的价值观，让出版社多少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价值持久的作品上”。

    维利刚刚入行的时候，美国的版权代理公司通过遍布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地的二级代理商网络将美国图书的海外版权销往欧洲。美国版权代理公司将新书版权卖给一家美国出版社后不久，就会把书稿寄到每一家二级版权代理公司，让它们在各自的区域里销售。维利说，“这些二级代理商都被书稿淹没了，因为它们各自为数家美国版权代理公司代销版权，书多得都没时间读。它们没有和作者直接交流的机会，因此他们对代销的版权没有个人感情，对销售这类版权没有热情。所以说，这套体制行不通”。

    维利继续说，“你必须搭乘飞机，到巴黎米兰慕尼黑北京东京，要了解当地的情况，就如同了解纽约的情况一样。做到这一点，要不断旅行拜访客户，举行商业谈判，参加社交活动——午餐会或者晚餐会——与经营这些公司的人熟络起来，深入到每个国家的文化当中去。每月都得坐喷气式飞机。这是很累人的”。虽然他的代理公司有50名雇员，但大部分时候维利还是要亲自出马。1986年，他每月跑一趟伦敦（1996年他在伦敦贝德福德广场开设了分公司，公司所在地是一个1775年的镇公所，拥有一个大花园），自那之后一直保持这个旅行频率，仅飞英国一地，就累计旅程172.8万英里。

    此种跑来跑去的工作是有收获的。比如，菲利普•罗思的版税收入就大幅度提高，美国本土市场的收入与海外市场的收入大体相当。维利说，“很多版权代理公司能够从美国本土市场上实现收入的50%，海外市场上的收入只做到20%，而我们公司能把海外收入也做到一半。为了做到这一点，在一开始的时候，收益增长必须是三成左右，压力不小。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谈，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提高收益。我们使用一些分析数据，一般来说，能将收益最终增值300%到500%”。（现在，维利公司在美国国内版权代理的委托费是15%，海外委托费是20%；它曾经是最后一批在国内收取10%的代理费的公司，后来此种费率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尽管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维利对出版业的影响则是有争议的。比如，在前维利时代，版权代理公司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君子协议：绝不争抢别家代理公司的客户，而维利则采用了在几乎所有其他行业中属于惯例的、资本主义的经营原则。07级的列昂•耐伊法克今年在《纽约观察家》上撰文说，“纽约市的版权代理公司中，敢说没被安德鲁•维利抢走过客户的，很少”。（1995年马丁•阿米斯离开了与他长期合作的版权代理帕特•卡瓦纳，转投维利的代理公司，卡瓦纳还是阿米斯夫人的好朋友茱莉安•巴恩斯的闺蜜呢，而维利公司给阿米斯带来的是小说《情报》高达50万英镑的预付版税。此事出来后，英国媒体将维利形容为“豺狼”。这就是维利著名的、“豺狼”绰号的由来。）维利自己的客户，当然也是平等地可以离开。戴维•厄普代克说，“从一开始，安德鲁就告诉我，这里面没有什么合同，只有握手。双方都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地终结合作关系”。

    尽管给部分杰出作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维利也给出版社带来的实惠。71级的乔纳森•加拉西是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出版社的总裁兼出版人，他说，“安德鲁是我的朋友，他的很多客户中在我们这里出版作品。就我们合作中追求作品的出版质量来说，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一样的”，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出版社与维利版权代理公司的合作，可能比其他任何一家版权代理公司都多。尽管如此，加拉西还是认为，“维利做派强硬，无视出版社困顿的现实”。维利版权代理公司强力推动所有大牌作者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在版，加拉西说，“没有读者的书实在太多了，对于现在的书店来说，也容纳不下那么多品种”，而维利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要有按需印刷、网上书店和电子书”。不仅如此，加拉西说，“安德鲁认为出版社应该支付更高的电子书版税，因为在电子书上，出版社没有印刷和发行成本。重要的是必须找到一个公平分摊风险和收益的办法。出版社和作者应该彼此需要，他们应该合作，而不是对抗”。

    维利支付给作者的钱必须从别的地方搞来，出版业内普遍认为，他会把自己的作者越来越多地推向规模大、财力足的出版社。而维利说，并不是非得如此，“对书最在意的人也愿意出最高的价格。比如，我们与伽利玛出版社的合作就非常多，尽管他们在法国绝对不是大出版社”。

    维利一般代理经营知名作者的版权，而崭露头角的小说作者和诗人，通常归那些只能支付小额预付版税、单品种印数不过数千册的小出版社。而这些小出版社，自己跑腿寻找作者，必要的时候还要支付翻译费，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作者作品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大出版社和大版权代理公司，则只看媒体评论文章。小出版社作者混出点名气后，就会找钱更多的大出版社，很像棒球联赛里的球星，从小市场的球队里打出名气，然后转投大球会。83级的芭芭拉•埃普勒是新方向出版社的总编辑兼出版人，该社由36级的詹姆斯•劳林创办，是一家杰出的小型文学出版社。埃普勒说，“我们出版的作品，作者都是不知名的”。新方向出版社最先将维利公司现在的客户作者罗伯托•博拉诺和W•G•塞巴尔德的英译本作品引进美国，从此，这些作者成为了世界知名的作家。埃普勒说，“我们像培育珍珠的牡蛎，但是你总得让牡蛎活着才行”。

     维利生长在马萨诸塞州的萨德伯里，他家的房子为农田环绕，最大的房间是一个有壁炉的书房，里面有数千册藏书，他回忆说，“这些藏书中包括三套伏尔泰全集，而伏尔泰的著述甚丰。我总是在火炉前围着毯子看书。很少交谈，只是看书。这是既放松又享受的时光”。在书的面前，维利总是很放松，他在花园街和汉普顿的家里，藏书和老家的书房一样多。汉普顿是他和家人消夏的地方。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全都是书的办公室里办公。（维利的妻子，卡米拉，专注陶艺。他们有两个女儿，艾丽卡25岁，亚历山德拉16岁。儿子尼古拉斯，39岁，是维利与前妻生养的孩子，目前在维利版权代理公司工作。）

    维利、他的父母、以及他的5个姐妹，他们之间的交谈总会涉及到一种竞赛，“看谁语言表达能力强。竞赛全部都是关于语言的，包括表达法、机智、以及口语智慧。晚餐上的交谈，激烈程度像拳击比赛”。和他父亲一样，维利念了圣保罗中学，但不像他父亲，他认为这个学校“太势利、充满了各种各样歧视的态度”。但是，他的企业家精神由此萌生，他与带学生往返波士顿和圣保罗中学的出租车司机合伙，开办了一个小生意，向学生们非法提供酒精饮料。1965年，圣保罗中学把他开除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上哈佛大学。

    在大学，他每个学期修6门课，独自住在萨默维尔，不住在校园里。他勤奋学习，三年就毕业了。维利师从前艾默生讲师罗伯特•洛维尔，学习英语文学，之后跟当时还是比较文学专业的巴比特教授哈里•列文，列文成为他的导师，部分原因是他背诵了大段的《芬尼根守灵夜》，并称用心学习了其中的17页。阿尔伯特•洛德，当时是斯拉夫语和比较文学专业的波特教授，教他用古希腊语唱荷马史诗。这个本领日后帮助他赢得了第一个客户、《审判苏格拉底》的作者I•F•斯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维利移居纽约。他当过出租车司机，后来在格林尼治村开了一间书店，书店开张时的备货是他自己的、“非常奇怪”的藏书（比如，一套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德语版学术著作）。他回忆说，“我有两名顾客，约翰•凯奇和鲍勃•迪伦”。在传奇的马克斯堪萨斯城餐馆吃免费鸡翅的时候，他接触到了安迪•沃霍尔，“此人对我的影响巨大。他拓展和校准了我对什么是有教养的人的认识。他对现实有一种游戏般的、非常规的方法。他身上有强烈的彼岸世界的感觉”。维利还与摇滚歌曲作者和摄影师洛•里德有交往，里德现在是维利公司的客户，维利认为，里德“与弗朗索瓦•维永一样好”。他出版有自己的诗歌集，包括1972年的小册子《黄花》。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如此评价：“我发现，我是注定当不了诗人的”。

    实际上，根据他自己的分析，他可能在骨子里就是替作家打理版权经营的料。他说，“我觉得我没有自己的性格，所以我总是找有性格的人。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成为一个十分专注的版权代理商的原因！作者都是拥有完整性格、信念强烈表达出来的人。我对他们的趣味、知识和表达方式十分痴迷，什么都不能把我吸引走。在转述作品特色、以钦佩的态度有说服力地描述作品上，我的能力超强，因为我就像一个空壳，把作者放在空壳下面。如果我和苏珊•桑塔格聊一个小时，然后我们一起走出房间，你就分不出谁是真正的苏珊了！”

    如果真的如他所说，他几乎可以将作者的性格移植到自己身上，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那么维护代理作品的质量了，为什么那么激烈地维护代理作品在网络世界里的知识产权了。他与W•H•奥登签约的时候，这名诗人的全部作品都在网上可以免费下载，是对版权法的公然挑衅。维利指定了5个人专门负责处理此事，这几个人轮番上阵，将所有侵权网站逐一关闭。但是侵权对他来说并不是必然是一种妨碍。维利现在正与皇家莎士比亚公司、一批学者、兰登书屋、麦克米伦出版社、以及一些数字制作公司合作，推出First Folio版的莎士比亚全集。维利说，“如果你在市场上找到像这个版本一样的书[First Folio版的全集并没有印刷版的]，让它变成自己的，然后拥有全部的版权保护和皇家莎士比亚公司商标权保护，那么不管你的意向和目的是什么，你自己就是莎士比亚了。而且你可以从每册销售中分成10%”。

    他说，“如果路易斯•卡罗尔和他的作品，版权保护适当，那么全世界的休假者就都会去奇境公园，而不是迪斯尼乐园。在奇境公园，他们的休闲会更有意思，因为路易斯•卡罗尔比沃尔特•迪斯尼更有趣。如果你能认识到莎士比亚的价值，投资他的作品，保护他的版权，那么微软和谷歌就成了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分公司。这就是我将世界组织起来的方式”。

    作者简介：克雷格•A•兰伯特，哈佛大学1969年毕业生，1978年博士生，目前是哈佛杂志的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