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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个问题,你知不知道翁贝托·埃科?如果不知道,请去买本《傅科摆》阅读前勒口上的作者介绍,谢谢。
如果你知道埃科,并且知道历史学家、哲学家、符号学家、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小说家、专栏作家、大学教授,那你知不知道他曾经当过图书编辑?
在他的履历表里有这样一段:翁贝托·埃科,1959-1975年间在米兰彭皮亚尼出版社担任非虚构图书编辑。
众所周知,作为欧洲乃至世界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埃科也是一个喜欢吐槽的“毒舌男”,在出版社担任编辑以及作为作家和出版社编辑打交道的双重经历,让他对出版这个行业以及图书编辑这个岗位积累了深刻的吐槽素材。
比如在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傅科摆》中,就把主人公设定为供职于一家米兰出版社的三个编辑,确切地说,是两个编辑和一个大学毕业发愁找不到工作的文科生:贝尔勃、迪奥塔莱维和卡索邦。然后填进了各种诸如“出版社是世界上愚昧无知的集结之地”的批判。
以下片断摘自《傅科摆》,让我们看看埃科是如何告诉我们,出一本印量两千册的书是如何让出版社和编辑赚钱的。
有意思的是,另一位来自台湾的作家,同时也是资深文学编辑的唐诺老师,在他的杂文集《世间的名字》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就叫《编辑》,其中也有一个关于出版的“两千册奇迹”。欢迎回复关键词“唐诺1”和“唐诺2”,收看这个出版行业中神奇的两千册效应。
《傅科摆》第三十九节
编辑贝尔勃和卡索邦议论出版社老板加拉蒙和自费作者德•古贝尔纳蒂斯之间上演的一场忽悠大戏:
加拉蒙对他讲:昨天晚上我怕羞辱到其他人而没有勇气说出来,您的著作超凡脱俗,反馈的阅读报告十分热情,应该说是积极的正面评价。我本人整夜在读您的那些篇章。这是一本会获文学奖的书。大作,大作。
他回到他的办公桌,用手拍着书稿——现在被至少四位读者钦慕的目光翻看得皱巴巴了——使书稿变皱是格拉齐亚女士的职责——并以疑惑的神态注视着自费作家。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德•古贝尔纳蒂斯先生问道。
而加拉蒙会说,这部著作的价值是绝对不容置疑的,但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它超前了时代,至于说到印数,不会超过两千册,最多两千五百册。
对德•古贝尔纳蒂斯来说,两千册足够赠送给他认识的所有人了。自费作家没有全球视野,或者说他们的天地就是那些熟悉的面孔,老同学呀,银行职员呀,自己所在中学的老师同事呀,退休的上校等。所有自费作家愿意纳入他们诗意世界的那些人,也包括了不大乐意的肉店老板或省长……考虑到加拉蒙有可能收回前言,而家人、乡邻、同事,所有人都知道他将书稿自荐给了米兰一家大出版社,德•古贝尔纳蒂斯会权衡权衡。他可以取出存折,向雇主预支薪水,再做出抵押,卖掉不多的公债券,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法文,巴黎值得做一场弥撒,意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有点羞涩地提议分担开支。
加拉蒙会表现出不安,这不是马努齐奥出版社的惯常做法,不过,算了——就这样定下来了,您说服了我,而且说到底,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不也迫于无奈吗?
费用总共是这么些,我们暂先印制两千册,但是合同上写最多一万册。您算一算,两百本是给您的赠书,可送给任何人,两百本要送给新闻媒体,因为我们要广而告之,把它当(安娜•戈隆Anne Golon(1921—),法国小说家,她创作的“安热莉克”系列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十分畅销。)的‘安热莉克’系列那样宣传,我们将发行一千六百册。您明白,第一批书您没有任何版税,但如果书销得好,我们将会重印,您可提取百分之十二的版税。”
后来,我(指贝尔勃)看到了标准合同。德•古贝尔纳蒂斯此时觉得自己已完全踏入诗途,所以连看都不看就在合同上签了字,这当儿,行政主管不停抱怨加拉蒙先生把开支预估得太低了。十页的合同条款分八个部分,外文翻译,补充权利,改编成戏剧、广播、电影,盲文出版,《读者文摘》的缩编转载,遭诽谤起诉时有豁免权,允许编辑改动,在有争议需对簿公堂时米兰法院为管辖法院……
这位自费作家迷失在荣誉之梦中的迷惘目光落在霸王条款上时已经筋疲力尽了,条款上说一万册是最高印数,但没有说最低印数是多少。他要支付的钱并不同印数挂钩,关于这一点只是口头上达成协议。特别是,在一年之后,出版商有权将未售出的书化为纸浆,除非作者以封皮上标注定价的半价买走这些书。
签字。
推销将是全力以赴的。新闻宣传稿足足写了十页,附有作者的传略和评论文章。恬不知耻。报纸编辑部会把这样的稿子扔进废纸篓。
实际印刷:一千册书是活页的,只有三百五十本装订起来。
两百本给作者,五十多本给合伙经营的二流书店,五十来本给当地杂志,三十多本给报纸,为的是万一书评版面有空的豆腐块。后者会大量地赠送给医院或监狱——人们于是明白,为什么病人总无法痊愈,犯人总无法改过自新了。
在夏天,将会颁发加蒂纳的佩特鲁采里斯奖,它是加拉蒙的发明。
开支总计:评委两天的食宿,银质镀金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奖章。马努齐奥出版社的作者的贺电等。
最终,一年后真相大白的时刻来临了。加拉蒙会给他写信:
我亲爱的朋友,我已预料到了,您的出现早了三百五十年。您看到了,大量的书评、奖项和评论交口称赞,a va sans dire(法文,就不用说了。)。但是销量却不好,读者还不成熟。我们不得不在合同期满后腾空仓库(附上合同)。或者送去化纸浆,或者您可以以封底定价的半价买回去,您有优先权。
德•古贝尔纳蒂斯被这一伤痛刺激得快发疯了,亲属们都在安慰他,人们不理解你,当然如果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你贿赂他们,就连《晚邮报》也会对你的书大加赞赏,这一切都是黑手党的做法,需要抵制。赠阅的书只剩了五本,还有很多重要人物需要赠阅,你不能让自己的书就这么被送去制成卫生纸,让我们看还能募集多少钱,钱就是要花的,人只能活一次,我们能够再买五百册,其余的sic transit gloria mundi(拉丁文,世界的荣耀就如此逝去。)。
在马努齐奥出版社还有六百五十册未装订,加拉蒙先生装订了五百册,他以货到付款的方式发给了作者,其余的都被送去化成纸浆了。
结算:作者慷慨大方地支付了两千册的成本,马努齐奥出版社印了一千册,装订了八百五十册,其中五百册是第二次付款。每年有大约五十位左右这样的作者,而马努齐奥出版社年终结算时总是有大量盈利。
没有内疚:它在播撒幸福。
那么在这之前,加拉蒙又是怎样忽悠作者的呢?
请看第三十八节:
加拉蒙让他坐在堆满书稿的办公桌前,并用激动得发抖的双手抚摸着他带来的那本稿件的封面:
“您不用开口,我都知道。您是从维皮泰诺来的,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城市。您终生在海关服务。而私下里,您夜以继日地书写这些由诗魔煽动的篇章。诗……它耗尽了萨福的青春,滋养了歌德的一头白发……Pharmakos(指古希腊净化仪式中被挑选出来赎罪的代罪人。),希腊人说,毒药和药品。
“自然我们应当读它,这是您的创作,我要求至少有三篇阅读报告,一篇来自内部的,两篇由社外顾问出具(匿名的,请谅解,他们都是很有名的人物),马努齐奥不出版无质量保障的书籍,关于质量,您比我更懂,是一种摸不着的东西,要用第六感发现,有些时候,一本书有一些不完美之处和某种瑕疵——就是斯韦沃(Italo Svevo,意大利小说家,代表作有《泽诺的意识》。)也有写得不好的时候——但天哪,它能使人感受到一种思想、一种韵律、一种力量。
“我知道,您不用开口,我刚刚看了一眼您的开头,我就有了感觉,但我不愿一个人说了算,尽管多次——天哪,多少次呀——收到的阅读报告措辞拘谨,但我还是坚持不匆忙下结论,因为不能在没有同作者,这么说吧,获得共鸣之前就对他做出判断,比如,我随手打开您的作品,目光落到了一句诗上:‘像在秋天里,眉毛也瘦削了’——好吧,我没看接下来的是什么,但我感到了一种气息,看到了一个形象,有时,我们就这样为一篇文章折服,一种出神入迷,一种陶醉……
“尽管如此,我亲爱的朋友,天哪,如果能够随心所欲那多好啊!但出版也是生意,是所有生意中最尊贵的,但它还是生意,您知道,现在印刷的费用有多高吗?还有纸张?您看,您看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华尔街的最优惠利率上升了多少,这能说同我们无关?恰恰相反,同我们关系密切。您知道吗?连仓库都向我们要钱。我即使什么也没有卖,他们也要向我的库存书籍收费。亏了本也要付钱,市侩不同情天才的苦难。这种精制犊皮纸很细腻,请允许我这么说,您在这种精致的纸上写作,流露出一种诗人的气度;不管什么骗子为了使人眼花缭乱和分心,都会使用一种特别坚韧的纸张,但这是用心写出的诗篇,咳,字词就是石头,它们可以震惊世界——这种精制犊皮纸对我来说贵如纸币。”
电话铃响了。我后来得知,加拉蒙按了一下办公桌下面的一个按钮,格拉齐亚女士就给他转来一个假电话。
“亲爱的大师!怎么样?多好啊!大好消息,要钟鼓齐鸣了。您的新书问世是一件大事。当然了,马努齐奥出版社因能出版您的作品而自豪、激动,我还要说,无比荣幸。您看到了报纸上对您最近写的史诗的评论。可以得诺贝尔奖。不过遗憾的是,您抢先了时代。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卖出三千册……”
德•古贝尔纳蒂斯骑士的脸一下变白了: 三千册对他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目标。
“这连成本都不够。您去玻璃门那边看看,编辑部里有多少人。现在,为了收回一本书的成本,我必须至少销售一万册,而幸运的是,很多书我都卖出一万册以上,但是作家们,怎么说呢,各有天命,巴尔扎克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卖书就像卖面包似的,普鲁斯特也同样伟大,却自掏腰包出书。您的诗终将编入教材中去,但不会出现在街角的书报亭里,这种事也发生在乔伊斯身上,他也是自掏腰包出书,像普鲁斯特那样。像您的书,我能允许自己每两三年出一本。您给我三年的时间……”接着是长时间的停顿。在加拉蒙的脸上呈现出痛苦无奈的表情。
“怎么?用您的钱?不,不能,不是多少的问题,数字是有限的……而是马努齐奥不这样做……当然,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还有乔伊斯、普鲁斯特……对,我明白……”
又一阵停顿。“那好吧,我们再谈。我可是真诚的,您有点不耐烦,那咱们就合资吧,美国人就教我们搞合资。明天您过来,我们再合计合计……请接受我的敬意和仰慕之情。”
加拉蒙像从梦中醒来似的,用手揉了一下眼睛,然后装做突然想起了客人的存在:“对不起。刚才是一位作家,真正的作家,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可能,正因为这个……有时候,会感到干这一行有屈辱感。如果不是爱好和天命的话。我们还是回到您的事上来吧。我们大概都说了,我会给您写信的,暂定一个月吧。您的书稿留在这里,不会出差错的。”
在《傅科摆》一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出版社是世界上愚昧无知的集结之地”,
“在出版社谁都会丢失书稿。我认为这或许是出版社的主要任务”,
“编辑为别人接生的产婆,像演员一样,不应该被埋葬在神圣之地”,
编辑随意修改稿件的行为是“让你的孩子冠上别人的姓遍布全世界”,把自己当成“穿便装的上帝”,
......
曾有人说《傅科摆》是史上最cult的“编辑部的故事”,如果要为它取一个副标题的话,那无疑可以叫做《傅科摆——三个苦逼编辑的血泪史》。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埃科为某类知识分子画了一幅群像,也许是为了完善对人类愚蠢的研究,对周遭的样本做一个总结,也许是对年轻时幻灭梦想的一次哀悼,也许是对创造力衰竭的一种隐喻。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是自嘲,多少是戏谑,又有多少是严肃批判,似乎很难分辨清楚,可也许认真分辨本身就是可笑的,你有没有看到,对“诠释与过度诠释”极有心得的埃科正在对你微笑?
(原文标题《翁贝托·埃科:论图书编辑如何靠2000册印量的书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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