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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赴香港参加一个以“中国性”为论题的两岸四地当代艺术研讨会,在罗湖口岸过关的时候人山人海,人群中那种极端的拥挤、焦虑和坚持的氛围,以及过关以后在地铁中充满耳边的四川话、湖南话的大呼小叫,突然使我感到抽象的“中国性”就在眼前,这就是香港的“中国性”。
“中国性”(Chineseness)概念至今没有公认的完整表述,在各种使用语境中呈现出多样性。在互联网上搜索汉语“中国性”词条的结果令人有点尴尬,都是以“中国性文化”、“中国性工作者问题”等居多,这固然与汉语中“中国”与“性”的构成有关,同时也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性”作为一个专有概念尚未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官方政治话语中,只有“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而很少“中国性”。当然,在中国文学与艺术以及法律社会学等论域中,“中国性”概念早已开始使用。
而作为“Chineseness”的检索结果,则出现了比较丰富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领域中的论述条目,如“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中国性,作为一个理论问题)、“Chineseness across Borders: Renegotiating Chinese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跨越边界的中国性:重新认识在中国和美国的中国身份)、“What ‘Chineseness’, whose ‘Chineseness’ ? :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Sinicisation’ in the discussion of culture and ethnicity in postcolonial Singapore”(什么是“中国性”,谁之“中国性”?对于新加坡后殖民时代文化与族群讨论中的“中国化”的初步评估)、“21st Century Chineseness: The Many Faces of Contemporary ”(21世纪中国性:当代的各种面孔)、“China's Provincial Identities: Reviving Regionalism and Reinventing ‘Chineseness’”(中国的省级身份:振兴区域主义与重塑“ 中国性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ness Values Scale and a Chineseness Ethnicity Scale”(中国性的价值观的尺度与华人种族的尺度)、“Sovereignty at the Edge: Macau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ness”(主权在边缘:澳门及中国性的问题)、“Cross Cultural Readings of Chineseness: Narratives, Imag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1990s”(中国性的跨文化阅读:叙事,影像,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诠释)、“Comparative Approach to Redefining Chinese-Nes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以比较方法重新定义中国性在全球化时代)、“Chineseness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中国性与民族想象在清朝的结束和中国的早期共和国)……另外,还有“sinicisation”,即“中国化”或“汉化”,是从“中国性”中衍生出来的管治政策。
应该具体梳理“中国性”的各种使用语境:一、指文化的中国性,中国文化的特质、价值观念、审美品格等;二、国家政治与管治政策语境中的“中国性”,在这个论域中时常反映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各种不同政治思潮的影响。由此而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性”研究在港台地区的兴起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欧美学术界后殖民研究的广泛传播有关,而且从后殖民论述出发早就发出“谁的‘中国性’?”的疑问(如朱耀伟《谁的“中国性”?──九十年代两岸三地的后殖民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学報》,第19期,2001年春/夏季号)?显然,“中国性”本身没有严格的、公认的界定,与许多关于性质、理性、主义等论述一样,其概念内部与外延充满各种歧义性。因此,不可能笼统地从价值认识上进行判断,而必须在各种使用语境中进行辨析。
近年来中国艺术界不断出现的“中国性”论述要表达的主要是如何把中国文化传统结合到西方当代文化场域之中,作为当代中国艺术的未来走向。如油画中的传统水墨风,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溪山清远——中国新绘画”(2010),《“中国性”——2010当代艺术研究文献展》等。毫无疑问,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国性”议题将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更值得关注的或许是谁有勇气诚实地回答那个“谁的‘中国性’”的问题。
亨利·希金斯的《真的不用读完一本书》(林步升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被评论者调侃地与时下网络上流行的“装×指南”联系起来,这是否在作者意料之中呢?它的主旨是否真如出版者在书前书后做的广告那样,“给予读者最精确的建议,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谈论没读过的文学经典”、“传授你独门技巧,就算是没读过的书,你在他人面前也可以讲得口沫横飞”?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我总还是有点疑虑。梁文道先生在他的读书节目《开卷八分钟》中曾经把这部书与法国学者皮耶·巴亚德的《不用读完一本书》做比较,认为那本书并非真的在教你怎么样不用读完一本书而可以谈论它,而倒不如说它其实是在讨论一种文化史、书籍史的观念;而希金斯的这部书却是要真的教你怎么样可以不用读完一本书,也能够去讨论它。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希金斯自己在第一章“开门见山:为什么要聊自己没读过的书?”中说,“对于如何聊没看过的书,我的对策相当务实。我会在本书中提到大家觉得应该要知道的书籍和作者,也会提供一些实用的策略,教大家如何弥补自身知识的不足。本书会放入一些书籍的情节摘要和现成的评论,不过这些东西透过其他途径其实也找得到。我的期望是,你现在手中的这本书,会给你更辛辣、更挑衅的想法。”(第24页)因此可以说,文道兄的说法得到充分的印证。
但是我还想追问的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是他也真正想说的呢?其实,所谓真正的读过并没有包含从头到尾“读完”的意思,原书的书名是How to Really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直译是“如何真的谈论你没有读过的书”,并没有“读完”的意思;同样,巴亚德的那本《不用读完一本书》原名是Comment Parler Des Livres Que lon na Pas lus?,直译是“我们如何谈论自己没有读过的书?”,也没有“读完”的意思。希金斯在第一章的题目就是“为什么要聊自己没读过的书?”,里面谈的也是“聊自己没读过的书”,为什么中译本都喜欢把“没读过”变为“不用读完”呢?对聊书来说,这两者的区别很大,什么才是真正的“读完”常常也说不清楚。可能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少人会喜欢或敢于聊自己没读过的书,而翻过一下、读过几页则可能会有聊的欲望。因此,希金斯在书中对“为什么要聊自己没读过的书?”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解答,如社交聊天的需要(尤其是英国人)等等,但是对国人来说,希金斯的反问或许更有意思:“为什么不聊自己没读过的书呢?”(第5页)他的回答是绝大多数人主要是因为诚信,我想国人恐怕更多的是缺乏聊书的兴趣。
但是,无论你喜欢聊还是不聊,阅读的真正价值还是存在的,不多也不少。希金斯真诚地(起码看起来是这样)认为,“我们之所以阅读,是希望人生中有更多自由和可能。我们借由阅读而得到解放。深层来看,阅读能拓展我们对自己心智的了解。我们也可以透过阅读来检验自己对是非的观念,超越原有的局限并向上提升。……阅读一旦从世上消失,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将随之消亡。”(第261-262页)读希金斯这本教人如何聊没读过的书的书,这种关于“读”的价值应该也是他最想谈的问题。
其实,我对希金斯这本书感兴趣的不是阅读的价值或他如何教人聊书,而是一个有学术素养的文学评论家和语言学家在这本书中透露出来的文学史评价,尽管常常只是片言只语。例如关于荷马,说他的诗作考验着我们的情感共鸣和历史想象(第64页);关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认为小说是知识分子论辩的媒介(第153页);关于塞万提斯,他指出十九世纪的德国浪漫派主宰了对他的小说的论述权(第195页)……他的看法未必都有多深刻或多新颖,但是如果把这本书的所有与文学史相关的评论都剪贴在另一本学院派文学史的相应地方,可能会剪贴出一部新的饶有趣味的文学史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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