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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俞晓群专栏】他说编辑是小知识分子,作者是大知识分子,书稿乱改不得,服务为上,有一点“奴才精神”也未尝不可;他说编辑写文章最忌“应该”二字,我们本没有“说教”的资格;他说一个好编辑不是学问有多大,而是手中的好作者有多少。
做好书、精品书,是许多出版人的毕生追求。当然人们对于“好书”的定义不尽相同,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取向,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板块,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但无论怎样,人的问题,一定是根本的问题。有了能够创造精品的人,我们的好书策划才有实现的可能。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是好作者。眼下一些出版机构的排行榜,大多是在比较谁更有钱,谁规模更大,谁就是老大。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如果论品牌,论出版好书的能力,那就要比较作者队伍了。优秀人才是创作好书的基础。遍览有名的出版商,哪一位不是靠手头的几位大牌作者打天下的呢?比如上世纪初年,汪孟邹、汪原放开办亚东图书馆,他们做出版,一直得到胡适、陈独秀等名流支持,《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初版,就是在那里出版的;还有俞平伯《红楼梦辨》、胡适《四十自述》、丰子恺《近代二大乐圣的生涯与艺术》等,看他们的书单,其中名家、好书真多啊。再如商务印书馆,它百年来集合优秀人才的本事,更是我们的楷模。上世纪三十年代,王云五先生组织编写“中国文化史丛书”,共出版四十二册,包括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胡朴安《中国文字史》和《中国训诂学史》、李俨《中国算学史》、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等,几乎囊括了各学科的一流学者。类似的出版机构还有中华书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等。
虽说“千里马常有”,但真正找到一个好作者也不容易。所以做出版也有一条经验,发现人才,一定要抓住不放。比如当年康有为说:“译才并世称严林”。张元济先生就抓住严复、林纾先生不放,他重点推出严复先生八部著作,有亚当·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肆言》(即《社会学研究》)、穆勒《论自由》和《逻辑学系》、甄克思《社会学史》、孟德斯鸠《论法》、杰方斯《形式逻辑》。为了买断严复译著,张先生曾经支付高达百分之四十的版税。还有林纾先生,他从一八九七年翻译《茶花女》起步,到一九二一年搁笔,一生翻译一百八十四种欧美十多个国家的小说(其中有八种非小说)。张先生在任期间,推出“林译小说”一百四十五种,几乎包揽了林纾译著的全部版权。为了控制版权,张先生曾经为林纾译小说,支付高出一般作品三倍的稿费。
类似的例子,如今也不少。我很敬佩台湾远景出版公司的沈登恩先生,他一九七五年发现香港《信报》林行止先生文字好看,就从出版他的第一本《英伦采风》开始,陆续出版七十多本“林行止作品”,为塑造“香江第一健笔”形象,倾注大量心血。沈先生说,他做事最强调一以贯之,最终还出版了一本评论集《行止行止》。林行止先生叹道:“远景出书如造林,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的。”
另外,有两位与我合作的出版家,也是把握好作者的楷模。一位是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的郝明义先生,他出版《幾米绘本》十余年,专门组织一个团队为幾米先生服务,从设计、预算到印装,再到全球版权交易,每一项工作都细致入微,面面俱到,为《幾米绘本》的精美上市,畅销不衰,立下大功。还有一位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部总编辑林道群先生,他做董桥先生作品,也是一个极好的案例。记得一九九七年我去香港,林先生陪我去拜见董桥先生,那时他就对我说:“我一定会把董先生的书都拿到牛津来的。”如今他实现了这一点追求,“董桥作品”被他做得如此之美,有目共睹。
在这里,也对作者说上一句提示语。作者不但作品重要,选择好的出版商同样重要。一般说来,高产的作家,最忌讳将自己的书东出一本、西出一本,如天女散花,最终会作乱市场、作乱品牌。这方面失败的例子很多。最好把自己的作品,相对集中在一个或两三个稳定的出版机构,一般会带来好处。出版社能够集中做重点营销、推介、广告一类事情。
其次是好的策划人,也很重要。策划人就是帮助我们找寻好作者、开列好书单的人。我去年曾经写过一篇长文《那一张旧书单》,其中谈到,出版好书的重要方法,就是请有才华的人为我们开书单。我谈到严复的书单、胡适的书单、张元济的书单、王云五的书单、陈独秀的书单、胡乔木的书单等。此文一万多字,在《编辑学刊》发表五千字;后面五千字是诸多学者为我开的书单,有葛兆光的国学书单、金克木的作者名单、林道群的牛津书单、赵一凡和林载爵的剑桥书单、沈昌文的美国文库书单等。其中还有一九九八年八月间,程千帆先生为“新世纪万有文库”开的一个书单。此书单附于一封来信中,此时程先生已无力提笔,信是由他的夫人代笔写的。他写道:“(一)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此书刻于汪伪时期扬州,流传不广,迄无铅印,分量不大,很有价值,涉及学术及晚清政治者不少。(二)李继煌《古书源流》。是一部校雠学经典著作的辑录。三十年代曾由商务印书馆印过,铅印二册。(三)孙德谦《四益宦丛刻》中收有六朝丽指、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篡微。另一种忘其名。共四种家刻本,在图书馆当可找到。孙德谦和王国维、张尔田齐名,称为三君。但后来孙久居上海,名不及张王之著。(四)张尔田《史微》,有排印本,上下二册。张氏史学名著。(五)张瑔《读史卮言》,二册,有排印本。以上各书均可供贵社考虑,而其中《纯常子枝语》尤为重要。又湖南才人易顺鼎以文学知名,但是其经史观点极为精彩,曾为闻一多先生所称赞,惜均为零种,散在各方,搜寻不易。如先生能搜集起来,印在一起,为一大功德。”
写完《那一张旧书单》后,我读《回忆亚东图书馆》,见其中写道,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胡适先生来上海治疗痔疮,在汪原放先生家住了四个月。在此期间,胡适应邀为亚东图书馆开列过两套书目。一是翻印古籍,胡先生建议出版一套“中国哲学丛书”,他一面想,一面写出一些书名来:《朱子年谱》、《王阳明传习录》、《颜氏学记》、《费氏遗书》、《李直讲集》、《明夷待访录》(黄梨洲)、《伯牙琴》(邓牧)、《明儒学案》和《近思录集注》(江永)。写此书目时,恰好陈独秀先生来访,他看了看,拿起笔来,再写下两部书:《神灭论》与《非神灭论》。二是讨论“古短篇小说丛书”,胡先生认为,可出版如下几种:《京本通俗小说》(七种,加一种,叶德辉刻)、《今古奇观》、《拍案惊奇》、《石点头》和《醒醒石》。胡先生将这些书目写在一张宣纸信笺上,交给汪原放先生。
最后是好编辑。沈昌文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好,我引来为证:他说好编辑要“以博为主,以专为辅”,专家不要来当编辑,当了编辑不要再想“成家”;他说编辑是小知识分子,作者是大知识分子,书稿乱改不得,服务为上,有一点“奴才精神”也未尝不可;他说编辑写文章最忌“应该”二字,我们本没有“说教”的资格;他说一个好编辑不是学问有多大,而是手中的好作者有多少;他说编辑不是个人行为,需要“帮手”,帮手不必都是高手,而需要上、中、下三手,做起事来才游刃有余;他还说了许多广为流传的“佳话”,像谈情说爱、贪污盗窃、不三不四之类,都是灰色化的“为编之道”。关于编书的技术,他说编书最忌“先入为主”,不要给作者划框子、定调子,不要越俎代庖、外行领导内行;组织丛书、套书,总题目最好宽泛些,平淡些,像“读书文丛”、“生活译丛”等,作者、编者都自由,这样的选题才会绵延不断,有生命力;编书不要过于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要搞“菜篮子工程”,各种菜都要有,在无序和杂乱中体现出某种精神;编书不要过于追逐主流,正像主食与副食一样,桌面上主食管温饱,副食管“繁荣”;组稿有时不是在“组书”,而是在“组人”,要有点长远打算。
按照沈公的观点,做好编辑、找好作者、编好书,既容易也不容易,好作者、好策划和好编辑都不难找到,关键在组织者的志向。记得早年编书时,一位朋友编了几年书,有一天他跟我开玩笑说:“你整天找大学者、大出版家,真没劲,还要恭敬他、请他吃饭。不如请小作者,他恭敬你、请你吃饭,多好。哈哈……”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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