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有几所大学在搞校庆活动，读了一些校庆出版物，由此回想起多年前读许美德（加）、巴斯蒂（法）等著《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的时候开始思考的那个问题：教育到底是国家的工具还是应该由教育来塑造国家？一般认为，这是自“五四”以后就被一些敏锐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意识到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实际上至今仍然悬而未决。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思潮迭起，各种西方教育思想传入中国，激发出种种教育改革的实践和以教育改良社会的试验。其中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潮鼓吹国家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教育，反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余家菊、李璜合著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以教育为国家的工具，强调以加强国家观念的教育来振兴民族精神。差不多过去了一个世纪，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中国道路”中极为重要和悬而未决的问题。

所谓“悬而未决”，即便仅在那些有八十年以上历史的校庆历史叙事中也能折射出来。今天的各种正式非正式的校庆史出版物应该成为研究当下教育与国家关系的一种有重要认识价值的文本。比如在谈到民国时期建校与发展期的时候，言者多述及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办学理念：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此亦陈寅恪悼王国维文中所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的“兼容并包”之学术自由精神。但揆之实情，其时办学者欲坚持独立、自由的理想，亦诚非易事。各校的情况容有区别，但是时势的变化是相同的。自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全国统一以后，国民党和教育部改造大学的基本做法是统一体制、党化教育、以中国化抵御西化、以实用专才代替思想博大的通才。正如许美德说的，“以为人们可以着手解决社会与教育问题，而不遇到政治权力的悲剧问题”，这是天真的幻想。但更使人感到尴尬的是，在日后看来，国民党对这些教育改造方针的推行无疑还是比较温和的，这与国民党史研究界关于“弱势独裁”的论题是相通的。

那么，值得细心研读的是，在各种校史叙事中，对梅贻琦式的教育理想与这种时势的紧张关系的叙述或简或详，在辉格式历史观支配下的意欲与历史作为一面镜子的顾忌并存。尤其是在1943年以后，国民党利用权力对大学实行更严厉的思想控制措施，引起了教授学者的普遍抗议，令人鼓舞的典型是西南联大的治校者与教师们的共识与道德勇气（参阅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但是，应该如何叙述和评判这种抗争，既与叙述者的历史观紧密相关，也是出版者掌握的尺度有关。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如果校史的叙述是全面的而不是精心选择的，是客观的而不是扭曲的，它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当然非常宝贵。

关于大学，梅贻琦先生“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的名言似乎已经人所共知。但是，若“何谓大师”的标准和共识本身成了问题，“大师”很容易就与“大楼”一样成为世俗功利考量的指标，而不是精神、学术上的高标。我认为，大学之“大”，应该体现在它所培养的人的身上——所谓大学者，培养出大写的现代公民之谓也。这也是教育与国家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教育究竟是服从国家的工具还是塑造国家的力量，最终还是体现在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身上。

英国学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赵妍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中描述了山西赤桥村士绅刘大鹏在更早的时候就痛切地思考着教育与国家的关系：“随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本身也遭废除。几天后，刘大鹏一觉醒来，感觉‘万念俱灰’，因为他意识到入仕的希望至此已全部破灭。太阳升起后，他走到村里的街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在讨论废科举的事情。他告诉他们，对国家而言，这将成为多么大的一场灾难，尤其是没人知道新式学堂毕业的学生究竟如何。”（第71页）因入仕无望而万念俱灰，这很自然；但是马上就与国家就要遭难联系起来，而且马上还与担忧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是刘大鹏在当时的敏感与远虑。在他看来，教育转型简直就是“培养什么接班人”的问题，产生的是教育将如何塑造国家的忧虑。当然，他在当时不可能意识到国家的落后与旧式教育的关系，而实际上新式教育体系初建之时也并非任何方面都比旧的优越。刘大鹏很快就注意到新学堂的普及率比旧式学堂更低，尽管后来几年这不断改善，但教育仍旧是少数人的特权，在新的教育体制中获得成功更困难了。他的这种感受并不仅是个人的，赤桥村的人大都有这种感受（第75页）。直到今天，农村尤其是贫困山区的初等教育改革，正规的体制性新规范常常会与旧式的因地制宜的方法产生冲突，类似的紧张情境仍然会重演。

其实，刘大鹏对新式教育的忧虑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新政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的颠覆。第四章“议士”比较集中地讲述了刘大鹏那种建立在旧式教育基础上的“内圣外王”使命感无可挽救地颓唐下去的命运，其中他对“新政”、“革命”等时代巨变的感受和看法尤为值得我们思考。刘大鹏在1901年秋天梦到自己中了进士之后觐见皇帝，提出了维护纲纪、不走维新派邪路的建言，并且受到了皇上的重视。当然，这是真正的南柯一梦。就在这一年，清政府成立了主持变法的督办政务处，停止了武科科举考试。在推行新政的问题上，作者认为大多数下层人民和刘大鹏一样，都有守旧的倾向，国家推行新政在他们看来是背弃其存在的正当性原则。这样一来，似乎正路与邪路之争竟然发生在朝廷与百姓之间，前者要走新政的正路，而后者却视之为邪路，虽然无力反对，但总是心怀戚戚之忧。

百姓面对新政之路，唯一能做的就是“一起猜测未来几年将会发生什么别的变化”（第71页）。不管猜测的结果如何，他们心知肚明的是，新政的“红利”不会轻易落到他们头上。“在现实中，对刘大鹏而言，新政大部分都是政府的横征暴敛，……当然，政府的开支也会带来益处，但是整体上说，这些都为城市而非农村所享有，因为新的机关、政府兴办的学校、展览馆以及偶尔兴建的工厂位于城市而非农村。”（第76页）

正如许多评论者指出的，作者对传主的人生和精神世界抱有一种深切的“理解之同情”。但吊诡的是，在感慨现代化车轮无情碾过古老的乡村家园、无情地改变了当地人的认知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同时，作者以及关注这一研究课题的人的所有活动更加导致了赤桥村被置放于“交流”的聚光灯下。据报道，欧盟文化交流委员会把赤桥村纳入视野，使之成为“欧盟——中国农村持续性发展研究”七个案例村之一，从2002年到2004年，先后派出中、英、美、法、奥地利等国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到赤桥村考察研究，使赤桥村“美名远扬”。那么，在热闹红火的背后，是否更会令人涌上一种连残梦也无处凭吊的凄清思绪呢？在对历史的田园旧梦寄予同情和深入研究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觉，以为破碎的、凋零的只是昨天，有时候未及想到的是，任何的勾寻与触碰都使那种残梦继续破碎和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