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至3日，在上海郊区水乡金泽古镇参加《开放时代》编辑部召开的主题为“统计与政治”的第十一届开放时代论坛。本次论坛“旨在聚焦中外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如特定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等），探讨统计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统计在政治中的具体应用——在某些颇具争议的统计数据的获得上，作为‘政治算术’的统计究竟如何扮演了别样的政治工具的角色；或者，我们如何以‘去政治化’的统计，促进历史共识的凝聚”（见论坛邀请函）。

我提交给论坛的论文提纲是《从科尔奈经济学理论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统计与政治——兼谈“大跃进时代”的宣传图像》，严格说来还只是一篇读书札记的初稿。选择科尔奈的原因是前段时间读他的几本著述，注意到数据统计与政治的关系，虽然这不是他集中研究和论述的问题，但是对我们思考自己的“统计与政治”问题大有启发意义。在《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安佳、张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中，论述的相关问题是：一、在经济形势宣传文章中任意引用数据，但很少核实的问题（第54页）；二、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的统计数据因为与军工的关系而特别保密（第81页）；三、经济学家的研究数据来自政府机构，但是这些数据来源不明、提取方法不明，而且与计划人员有紧密的利益关系（第157页）。在《增长、短缺与效率》（潘英丽译，商务印书馆， 2013年1月）中，计量统计的数据问题更为紧密地与“短缺经济”的计量方法与系统观测、从计量统计数据比较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活动率、关于宏观短缺指标的统计部分指标之间存在着相当强的正相关关系等经济学问题结合起来论述。而在《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中，科尔奈除了强调在充分运用统计数据的同时也要以真实生活经验作为“证据”的重要性（第12-13页）之外，也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数据统计存在的问题依据不同论题做了分析，大致上有几个方面：第一，在考察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关系的时候，最大困难是缺少数据和数据不可靠（第171页）；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总产出的官方统计与其他估计资料的对比具有共同特征：所有的其他估算数据都要低于官方的经济增长率，说明官方统计数字的虚假与扭曲是源于力图“粉饰太平”的动机（第184页）；第三，关于价格问题，官方统计资料往往缺乏可信度，原因主要有缺乏独立专业代团体的质疑、中央统计办公室完全垄断了价格统计数据以及负责经济运行的机构有极力隐瞒通货膨胀真相的强烈动机：价格稳定一直被宣传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同时，高增长率也被视为其巨大成就之一，承认价格上涨将使产出增长率降低。这种隐瞒（或扭曲）价格（上涨）统计数据的现象被称为“隐性通货膨胀”（参见第 244-245页）。最后，关于如何修正可能存在虚假与扭曲的计量数据，科尔奈认为可以依据公开秘密档案（当然，这只能是到了终于可以公开的时候）、根据新发现资料重新考察原来的数量分析和参考各种统计方法来逐步修正官方统计数字，如I. B. Kravishe的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ICP）、中央情报局估算、T.P. Alton的东欧国家国民收入研究项目和世界银行统计数据等等（第187页）。但是，他特别强调西方经济学家的努力不能替代有意识的内部统计审查，只有从特定国家之内才能获得所需要的全部数据（第248页）。

中国经济学界的科尔奈热虽然早已过去，但是今天科尔奈的“思想的力量”仍然激发我们关于“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

夜读朱良志《南画十六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作者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哲学性思考视角颇获我心——“本书不是关于文人画画的‘艺术史’研究，而是有关文人画的艺术哲学思考：文人画及其理论中所包含的哲学思考；从文人画中抽绎出的哲学思考。”（序言，第7页）诚如作者所言，“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研究艺术的精神、气质或者内在的智慧、思想，这些都是虚的，不如研究艺术史文献、艺术家活动的事实、艺术风格来得实在。但这样的倾向对于研究像中国文人画传统这样的对象并非有利。喜龙仁说，中国艺术总是和哲学宗教联系在一起，没有哲学的了解根本无法了解中国艺术。中国艺术尤其是文人画反映的是一种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形式。喜龙仁的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同上，第10页）应该说，这种倾向的确在多年来的艺术史学术论文生产体制之下蔓延滋长，仅以繁琐考据、规范模式为自得的心态比较流行，忘却了艺术史研究尚有精神性理解的重大任务。其考据也，辩章学术，追根溯源；其思辨也，天道人欲，意境追询，两者实不可偏废。多年前我刚步入艺术史研究之时，在当时的文化寻根、文化批判思潮的影响下曾关注过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哲学思考，因此现在读朱著的研究进路，颇有曾为同道之感。当然，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研究热的学术氛围与叙事框架相比，今天学术界所取得的进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南画十六观》可以视作近年中国文人画研究中的哲学性思考的重要探索。

“‘南画十六观’，所观者为何？观画之真性也。此所谓南画者，特指中国传统文人画。所以本书的研究重心定在：文人画的真性问题。”“观，非视觉之观察，乃观心以进净土，进真实之门。我所以取十六观之名，非依佛经而立本书之意，也非专对老莲《隐居十六观》的讨论，而是由此引出一种观照真实的思想。因为，在我看来，推动传统文人画发展的根本因素，就是一个‘真’的问题。宋元以来的文人画家尝试从各种不同的途径，来进入这个‘真实之门’。”（“序言 文人画的真性问题”，第2页）这里值得思考的是，从“真性”到“真实”，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内在意义关联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略为遗憾的是，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还没有着力，因此何谓“真性”的内涵仍然有待深入思考，尤其是此种“真性”与哲学问题关联的性质和强度也很值得深入思考。所谓“哲学问题”当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在中国古典思想语境中的哲学性问题，它更多指向人在生活中的意义、人生的最高境界等问题。

文人画家对自然的感悟和对人生意义的思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自觉的担当意识呢？作者对此是肯定的：“绘画所记录的是人生命的觉解，文人画有一种强烈的‘先觉意识’——觉人所未觉者、启人所觉者，正与此有关。”（同上，第11页）“生命的觉醒”从哲学范畴来说是价值理性的体现，是对生命意义的理性思考。

从数据统计政治到文人画，都可以由静观而走向“生命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