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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年初,《新青年》杂志刊发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紧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9月10日,胡适到达北京,就任北大教授。由此,这两只安徽的“兔子”在另一只绍兴“兔子”蔡元培执掌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祭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随后掀起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是时,蔡元培正当知天命之年,陈独秀年将不惑,而胡适恰逢青春,年仅26岁。
江勇振先生的鸿篇巨制《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就从胡适进入北大写起,讲述这个留学生归国后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巅峰十年(1917—1927)。这部大作上篇404页,下篇441页,巨细靡遗地诠析了胡适这一时期的学术成绩、思想动态和生活情状。书中的内容丰富得要溢出纸面,这里只挑几个关键词稍作梳理,或可管窥一斑。
关键词 北大
胡适自己很清楚,没有陈独秀的《新青年》,没有蔡元培主持的北大,他的人生完全会是另一个面貌。这里单说北大。可以说,胡适的“暴得大名”跟这所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恰如魏定熙在《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一书中所说,“北大就像一个麦克风,每个通过北京大学来发言的人的声音都可以被放大。”
胡适早就梦想祖国有一所可与哈佛、牛津、剑桥相颉颃的高等学府,因此,他回国之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造国之大学”。胡适加入北大不久,就成为教授群里的超级巨星。他一人身兼文科三个研究所的专题课程,还担任英文门教授会主任。胡适参与了好几届入学考试的命题,便借此宣传新文化(上篇213—222页)。
在北洋政府时期,学潮不断发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五四运动——本书借杜威的视角来观察这场运动(上篇76—89页),可算是一个亮点。作者指出,“胡适积极参与校务,在在地表现在他对北大未来校舍、校园的发展计划上。”接着他介绍了北大搬到西山的发展方案,请茂菲(Henry Murphy)做校园建筑设计与规划(上篇91—94页),后来因经费问题不了了之。这个未能成功的故事一般较少提及,也是一个闪光点。
关键词 实验主义
胡适的名字除了跟“北大”联系在一块之外,跟“杜威”或“实验主义”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1919年4月30日,杜威夫妇从日本到达上海,5月27日抵达北京,成为波涛汹涌的学生运动的目击者。杜威这次访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校友陶行知、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邀请安排的。杜威这才发觉,他的学生胡适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从事文字、戏剧的改革,翻译易卜生、莫泊桑之外,还是用白话而非文言写诗的第一人”。杜威在华的不少讲演,就是胡适站台翻译的。因此之故,胡适成了杜威在中国的代言人以及诠释者。“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句话,就成了胡适为自己的思想来源所下的一个天马行空式的总注(a global footnote)。
自1919年3月9日起,胡适在西城手帕胡同教育部的“学术讲演会”上做了一系列演讲,题为“实验主义”,后来整理成文,收入《胡适文存》第一集。胡适对这篇文章颇为得意,声称“现在英文的论实验主义的书……没有一部比我这一本小册子的简要而精彩”。然而,胡适这篇东西还停留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的阶段,用语生涩粗糙,行文东拼西凑,根本没有步入杜威实验主义的门槛。不过,杜威的《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和《哲学亟需复苏》两篇文章成为胡适“芝麻开门”的锁钥。到了撰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候,胡适才算真正入门了。(上篇113—130页)
在江勇振看来,实验主义不仅塑造了胡适的治学方法,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态度。胡适天下闻名的好政府主义就渗透着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
不过,胡适和杜威之间也存在分野,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上篇161—178页),但行文枝蔓,不免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里试着归纳一下他们的差异,不知道对不对。其一,胡适坚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谈的是“笼统”的幸福,而杜威对功利主义持批判态度,要的是“具体”的幸福(165页)。其二,在杜威看来,“民治”是“民有”与“民享”的先决条件;而在胡适眼里,“民治”只不过是“手段”,无关宏旨,“民享”才是民主制度的鹄的(175页)。
关键词 科学主义
五四时期,胡适们有两个信仰,一是“德先生”(Democracy),一是“赛先生”(Science)。但揆诸实际,明显是赛先生压倒了德先生,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德先生”甚至成了敏感词。
不消说,胡适是科学主义的大拿。他一生都在示范何谓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归国十年,胡适最大的成就是在文坛、在文化的战场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第六章“哲学佛教,历史与文学”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胡适在这十年里的学术成绩。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有上部,但在20世纪初独领风骚,缔造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典范。蔡元培、梁启超等都赞佩有加,此处不赘。不过,作者更强调该书“糅杂挪用、调和折衷的特性”,认为它套用杜威的观点来诠释中国哲学。
在“红学”方面,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他的“自叙说”支配了《红楼梦》研究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至今余波未息。
或许可以这样说,胡适这一时期的学术工作,就是以科学主义为宗旨,以实证主义为方法。附带提一下,第七章检讨胡适的翻译,也是他回国后的重要成果,但疏于剪裁,冗繁得要命。
关键词 自由主义
胡适在学术上奉行科学主义,在思想上讲自由论民主。《易卜生主义》就是这个阶段胡适的个人主义的宣言,也是他成长轨迹里一篇重要的文献。
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时过境迁,必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昔日同一阵营作战,而今也不得不分道扬镳。这里说的是《新青年》群体。从“坐而言”走向“起而行”,陈独秀、李大钊开始拥抱马克思主义,组织政党闹革命。而胡适也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间隙坚决反对阶级斗争,掀起“问题与主义”的论辩。(上篇255—268页)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最足以表现两派的思想分歧。一个反问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一个气得发抖:“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下篇310页)
那个时代新旧杂陈,变动不居。胡适也有激进的时候,到了莫斯科,他甚至动了成立自由党的念头,要搞社会主义的试验。但江勇振为了标新立异,死也不承认。在他笔下,胡适钟情美国到了地老天荒的地步,“俄国从来就不是选项”。(下篇330—352页)而浪子也有回头的时候,北伐以后,胡适甚至一度激进到大声疾呼“革命有理”。(下篇374—381页)
蓦然回首,我们发现“胡适”二字包涵了太多的内容,甚至有点光怪陆离,就像1921年沈雁冰初见胡适的印象:“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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