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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法)弗朗西斯·让松著,徐梦瑶、刘成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28 .00元。
激进的人,身上罩门似乎特别多,如果再爱裸奔,那么被当成靶子射成蜂窝,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我相信,在很多人眼中,德尼斯·贝尔多勒笔下的萨特,就是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蜂窝。他的私人生活,他的作品,他的政治理念,特别是他的政治理念,似乎都犯下了太多因激进而生的错误。在我看来,萨特诚然太过于自我中心,当他极力声明反对自我时亦是如此;萨特的不审慎,有时候是会让人啼笑皆非的,会让人觉得,一个以思考为职业的人,说话好像没经过大脑似的;他不怎么关注现实问题,然而又一头扎入政治中,仿佛可以就一切事务发言。如此种种,不能说不可厌。他人,即地狱,这话我不很认同。不过,萨特,即他人的地狱,这是确定无疑的。人们极力攻讦,有他们的道理在。《文字生涯》中,萨特批自己不也批得厉害?不过,在我看来,就算萨特身上千疮百孔,还是一个立得住的人。
不少“萨特神话”,在贝尔多勒笔下破灭了。举一个例子,波伏瓦在回忆录里说,1939年夏,她和萨特做好了迎接战争的准备。他们从骨子里反对法西斯,没有任何和平的幻想。这么说来,二人是颇有政治觉悟的。贝尔多勒却说,谎言!这是谎言!翻检二人通信,贝尔多勒发现,那个夏天,萨特和波伏瓦根本没怎么论及时事。“萨特开心地描写在若安乐松的生活……他首次对政治形势的分析是在(8)月底的时候:‘我不大相信战争。’太多的力量结盟来反对希特勒,而且德国民众也是持保守态度。需要害怕的只是‘蠢事’。8月31日,他表现出了很强的乐观主义:‘有信心吧。在德国民众的这种心态下,希特勒想要打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虚张声势。大家可以全部征兵动员,但……动员并不是战争。’”(第192页)在萨特眼中,希特勒跟当时巴黎的统治者,是一个样子的,不必对他另眼相看。
其实,波伏瓦的记述与萨特自己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也有所抵牾:萨特将二战中的集中营经历作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将自己一分为二,在此之前的萨特,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意识。这种说法与贝尔多勒摘引的信件内容是契合的。不过,萨特自己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的确,对于具体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二战前的萨特懵懵懂懂,但是,他二战前的作品《恶心》中对布维尔的老爷太太们的批判,与他日后更具意识形态斗争色彩的政治话语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印证了萨特的一个理念:写今日之事,已是介入。那么,为何一定要分界?一定要搞“一刀两断”的把戏?我想,无非是因为萨特重视刻下与未来。今日之我仿佛是全新物种,不如和昔日之我早早银货两讫,以免牵脱。在现实层面上,希冀永远的焕然一新,是不可能的。但是,难道自我不能建构出这种“新之情境”么?何止可以!重要的,也正是这种建构。虽然,这种建构时时遭逢现实的阻截,随时破产,但是破产后遗存的现实,与建构前预先存在的现实相比,是发生了变化的,因之也确实产生了新情境。很多时候,沉默、忽略、遗忘,是建构的方式,很多人可能会直接将之与纯粹的谎言画上等号,那么就思之过浅了。
莫里斯·梅洛-庞蒂曾怀疑,哲学家是否有搞政治的灵感?“所有的哲学家或者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自己不得不接受一种政治观点,而政治却是属于‘生活惯例’范畴的,不是属于理解力范畴……难道不是存在很多他们能够更自信地谈论的东西吗?”雷蒙·阿隆有一段有名的话,大意是说,法国知识分子不严肃,大谈自己没读过的书,鼓吹自己并不理解的教义,抨击统治者的政策自己却又提不出合理的替代方案,半瓶子醋之风盛行。“阿隆由此认为,他们的罪过不仅在于狂妄放纵,而且还是思想智识上的渎职。观察家,评论家,介入政治的思想者,他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去理解它——— 早在30年代初目睹了一连串恐怖事件后,阿隆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托尼·朱特语,见《责任的重负》中译本第27页)梅洛-庞蒂和阿隆虽然未提及萨特的名字,想来当中必有他在。贝尔多勒在《萨特传》中则非常直截了当地说,萨特“从来不调查事实”(第267页),“从来就没有想政治到底是什么”(第218页),是一类“独特的无知者”(第236页)。大部分时候,萨特的确是在一种“想象的逻辑”中推演政治的,他自己也承认没有“现实感”,要寻获“现实感”。阿隆的说法中,比较让我困惑的是,这个世界真有一个可供探寻的本来面目吗?本来,在多大程度算得上本来?90%的本来,50%的本来,30%的本来,算不算本来?在或许永远会缺一角的“本来”中,我们能不能用一点“想象的逻辑”来填补?如果答案为是的话,那么锻炼“想象的逻辑”,也有其必要性重要性。
《文字生涯》中,萨特说:“人们没有教会我服从。”这不是事实,萨特也服从。因其一贯的“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精神,萨特不服从的时候很不服从,服从的时候很服从。他服膺过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毛派法国青年。萨特并非独立之人———这世界真有全然独立的人吗?———他一定得依附点什么才行。晚年,萨特变得越来越“公知”,“某人给他讲一个悲剧性事件,某地发生了某事:他趋之若鹜,做一番众望所归的小演讲,然后再离开……”(《萨特传》第474页)。他到处站台,极力靠近年轻的激进的左派朋友,以年轻人为师。“他解体自己以便凯旋。他坚信自己的荣誉与能力,从今以后,他对自我无所谓了,他被遗弃了,他就像一具有用的尸体一样被赠给了革命事业。”(第438页)如同马戏团中的驯兽,又如同随风摇摆的落叶,这样的萨特,让人觉得又可怜又可笑,然而,还有别的一点什么。很晚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现实感”的萨特,用这种有点荒诞的方式豁出去探求,以免倒下了。这着实是有些英雄主义的。英雄主义向来是既可笑又可佩的,像堂吉诃德。
绝大部分时候,萨特都处于全然的袒露状态中。贝尔多勒怎么获知波伏瓦说谎了?靠的是萨特的信件。发表于1971年的关于《家庭的白痴》的访谈中,萨特说:“我从未想到毁掉一些信件和有关我的私生活的文件。这一切都将公之于众,如果这能使我在后代人眼中——— 如果后代人对我有兴趣——— 具有与福楼拜在我眼中相等的透明度。”事实大概真的就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忍不住想,有些事情,萨特不必一定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未必一定有兴趣知道。《寄语海狸》中,删除几封萨特夸耀自己猎艳经历的信件,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袒露,或许,并非只是为了袒露。你会发现,袒露无遗了,反而让人看不穿,反而觉得是一片混沌。这没什么好奇怪,因为人本身就是混沌,全然袒露了,仍是混沌。萨特就是看重这种混沌,就是要我们在混沌中去把握。我们可以将萨特这个人看成一件作品,他的成功,他的失败,都是组成这部作品的必要部分,组成了这种混沌。不过,我猜,萨特更想让我们看到的,是混沌中尖锐的那一部分,不管是成功的尖锐,还是失败的尖锐。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觉得萨特下面这段话是有意义的:“我从已经完成的生活的角度来审视每个当下的时刻,或者更加准确地说:从传记的角度……此时,如果我想知道什么是得以认可一种美丽人生的标准,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当我们通过敏感的传记来讲述它的时候,如果它能够让读者热泪盈眶,这就是美丽人生。”(《奇怪战争笔记》,转引自《萨特传》第133页)热泪盈眶?说得有点过了。不过,大概就是萨特这类人,才能让人已经冷下来的心热上一热罢。
因其身上重重混沌、矛盾,萨特,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人物。以上数端,是我读贝尔多勒这本《萨特传》的一点粗浅感想。虽然常常有意见不合的地方,但我喜欢这本译成中文煌煌五十万言的《萨特传》,一小部分原因是它的叙事部分颇有福楼拜之风,一大部分原因是它提供了许多萨特的反面素材。这些反面素材,对我们理解萨特有很大的助益。贝尔多勒写萨特,是用一种“凝视”的方法写的,一些旁人爱写的东西———萨特与波伏瓦的故事,萨特与加缪的故事、萨特与来来往往女人的故事———只要与他的主旨无关,贝尔多勒都匆匆带过,这是颇令人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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