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第二届韬奋出版人才论坛”征文
2013年09月13日 来源:韬奋出版人才论坛征文参评办公室
时间:
作者:薛柏,江苏教育出版社
作家是风光的,编辑家是寂寞的。
大众所耳熟能详的巴金,是写出了《随想录》,《家》、《春》、《秋》,《雾》、《雨》、《电》,《憩园》的大文豪,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前任主席……作为作家,他头上的光环太多太多。而那个作为编辑家的巴金,则默默地藏在幕后。即使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所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他的编辑“身份”,恐怕也只有业内人士才知道。
他编辑出版过的重要作品有:沈从文的《八骏图》、张天翼的《团圆》、艾芜的《南行记》、曹禺的《雷雨》、陆蠡的《囚绿记》、荒煤的《长江上》、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陈白尘的《曼陀罗集》、萧红的《牛车上》、师陀的《野鸟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复旦大学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孙晶指出,编辑分两种,一是职业型编辑,二是理想型编辑,后者是特殊的编辑人才,往往本人就是杰出的理论家和文学家。巴金就是属于这样的理想型编辑,他有自己的鲜明的文学理想和文学主张,他希望通过编辑出版工作来传播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从巴金的编辑生涯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编辑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首先,好编辑必须是伯乐,具有识别“千里马”的好眼力。
我们看到,一个个文学青年通过巴金的《文学丛刊》、《文学季刊》走上了文坛,他们是曹禺、卞之琳、艾芜、刘白羽、汪曾祺……每个名字都如雷贯耳。当然,还有一些英年早逝的作家,如写出了《生人妻》的罗淑。在那样一个注重背景、注重名望的年代,挖掘新人,并不遗余力地推荐新人新作,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巴金与曹禺的故事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1934年,曹禺还是清华大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他将苦苦构思了近五年的《雷雨》交给了他中学时期的同窗靳以,后者其时正在《文学季刊》负责组稿工作。靳以将曹禺的《雷雨》交给巴金,巴金当晚一口气读完,被深深打动,破例在当年7月的《文学季刊》上全文刊载了《雷雨》,一颗文坛巨星从此冉冉升起。
这让我们看到了巴金作为一个好编辑的“眼力”:在选择作品上,他完全从文学性、艺术性上来取舍,而不是看写作品的人是否有名。要知道,当时不仅青年作家发表作品很困难,就连当编辑,出版社也喜欢聘用有名望的人物。如商务印书馆曾经聘请了蔡元培、胡愈之、叶圣陶等大量文化名人作为编辑,其主要原因是出版商从经济上打算盘,利用名人效应来促进图书、期刊的销售。巴金却剑走偏锋,他在《致<十月>》一文中说,“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在《文学丛刊》的第一集中“编者的话”中,他甚至还发表了这样的一番言论,“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编选严谨、内容充实、印刷精良、价格低廉。”他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同人“清楚地看到市场在文学流通中的重要性,同时又始终不移地把作品的文学价值放在首位。”
这样的编辑思想为今天的编辑出版人提供了新的启示:我们常常纠结于产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协调的问题,总觉得如果考虑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便不能保证。其实,我们从巴金主持工作时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可以看出,真正好的出版物一定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例如:《雷雨》单行本在1936年1月初版,到1943年6月已经再版19次;《故事新编》1936年1月初版,到1947年5月已经再版15次;《秋花》、《江上》、《画梦录》等作品均是梓行一月即再版,这种再版的频次令当今的出版人汗颜。要是如今一个出版社旗下有这么多产品能不断再版,那么一定可以成为行业的排头兵。
其次,好编辑必须是肚里能撑船的“宰相”,做到海纳百川,不因人废文。
1931年,巴金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在《时报》上连载,享誉文坛。在1934年至1936年间,《爱情三部曲》是巴金最喜欢的作品,因为几乎每个主角都有巴金朋友的影子。然而批评家李健吾却以刘西渭的笔名撰文指出,巴金由于太热情、太感性地把人生态度介入作品之中,故而因为“热情不容他描写”等原因,伤害了文学的本体的魅力与美。对于这样的批评,巴金并不接受,他写了一篇《<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申述自己的信仰和创作观。众所周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在很多人以为他们“结下梁子”的时候,巴金却于1936年、1942年分别出版了李健吾的批评文集《咀华集》、《咀华二集》。
再比如,沈从文曾写信批评巴金“看书多,看事少”,是“感情的浪费”,巴金虽然不服,但是一旦进入编辑工作,他又放弃了个人的爱好,甚至还在给沈从文编选的《废邮存底》中收入了沈从文给他的批评信。这样的器量,让香港的批评家司马长风不得不敬佩,“(巴金)破除门户之见,选辑的作品……包括批判巴金小说的刘西渭(李健吾)的作品,尤见出巴金的器量和风度”。
第三,好编辑必须是追求进步的时代“弄潮儿”。
虽然巴金早年号称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从他编选的众多作品以及他撰写的图书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追求进步的倾向。如《文学丛刊》中收录了不少描写进步知识分子以及乡村农民、产业工人的作品,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进步阶层或者社会底层人士的风貌。再如他为《革命的先驱》所撰写的图书广告中写道,“革命不是为解决个人的面包问题,革命者不是为个人的幸福而革命的,所以革命是为的解决全人类的面包问题,革命者是将它的一生贡献于革命……但是现代的革命青年有不少地以为革命是为的个人,因之在革命的进行途中,自己稍受小小的挫折,便‘心灰意冷’地感伤起来,诅咒革命,歌颂个人主义与感伤主义之伟大。”这样的话语,绝对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所能写出来的。
同时,他和思想文化革命的先行者鲁迅先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文人都宣称自己和鲁迅走得很近。但是从巴金的经历来看,他和鲁迅确实是相互扶持的战友关系。文化生活出版社从诞生起就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大力支持;在鲁迅先生晚年时,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有力地支持了他的努力和抗争。一些出版商或者编辑找鲁迅写书,都是看中他的盛名,以及他的盛名能为自己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巴金不是这样的,他一心繁荣文学创作,一心提携新人。这一点,他与鲁迅先生不谋而合。比如,鲁迅当初把何谷天的小说集推荐给赵家璧,却未能发表;鲁迅推荐黄源到生活书店当《译文》的编辑,生活书店认为黄源没有名气,而不肯录用。结果呢?是巴金的《文学丛刊》发表了何谷天的作品;又是巴金的《译文丛书》让黄源当了主编。日本鲁迅研究学者增田涉曾经问鲁迅为什么要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一起工作,鲁迅说,因为巴金比别人更认真。这,就是鲁迅对巴金为人的高度评价。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萧乾认为,如果巴金“没把精力最充沛的二十年献给进步的文学出版事业,他的文集也许应该是四十卷。”不过,在我看来,也许他因此少写了一些“自己的”精彩著作,但是他却将更多“别人的”精彩著作介绍给读者,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他不为名,不为利,一门心思地推广新文学,这种境界更是当今众多的“职业”编辑所难以企及的。
作为作家,他让我仰慕;作为编辑家,他却让我感动。他就是我心目中的中国好编辑。
北京百道世纪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平行公司北京百道世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下属的网络媒体平台百道网、百道网微信、帮书店微信,以及百道学习APP和小程序等平台上发布的文章,版权属于北京百道世纪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有,或北京百道世纪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著作权人共同拥有,严禁转载。任何纸媒、网媒或社交媒体需要发布或转载,请与版权专员联系(service@bookdao.biz),获得授权后,方可转载。对于任何未经授权的转载,我们将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
扫描二维码 分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