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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秦颖专栏】他很认真地看了我在《四书》上的重版后记。他对里面谈到的近代西方殖民者东侵,基督教东来,为适应本土文化而对《四书》的研究和翻译的历史做了补充。
高莽先生 1995年5月摄于北京昌运宫寓所
现在想来,第一个建议我有意识地拍摄文化人的就是高莽先生。拜识高莽先生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场合:1995年4月21日,北京文采阁举行彩虹翻译奖的颁奖会(彩虹翻译奖系著名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于1985年首创,旨在鼓励和奖掖在文学翻译领域成绩斐然的翻译工作者。1994年始,彩虹翻译奖改为终身成就奖,并设立荣誉奖),韩素音女士当然到场了,因为增设了荣誉奖,很多老先生也到了,像杨宪益、赵萝蕤、沙博理、冯亦代等,有些获奖的老先生因身体原因没能出席,如巴金、戈宝权、卞之琳等。可以说,翻译界的大腕在那天能出现的都出现了。颁奖结束后,在文采阁饮宴,我有幸作为江枫先生(本届终身成就奖英译汉的得主)的客人参加,在宴会上认识了高莽先生,第二天我们又去家里拜访。
给文化人拍摄的首要条件是有机会接近他们。参加这个翻译奖的颁奖会,大概给了高莽先生一个印象,我“现在有条件拍一些出色的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在他家拍照时,他说现在北京有不少人在给京城的文化名人拍照片,日积月累,将是很珍贵的资料,建议我也拍一拍。给他拍的照片冲晒出来寄给他后,他又向我借底片放大,这要求本身在我看来也是一种鼓励。在寄还底片的信中,他进一步鼓励道:“抓住时机,认真选择角度,一定会拍出更好的照片来。”
参加这个颁奖活动纯属偶然。之前对高莽先生我没有太多了解,见面后才知道他不仅研究并翻译俄苏文学,还担任过《世界文学》的主编。见面的第二天,康大姐(曼敏)、丁放鸣请江枫和高莽先生吃饭,我作陪。点完菜,大家在闲聊,高先生忽然问我要了笔记本和笔,说给我画一幅速写,很快完成了,菜还没影子,又给康大姐和丁放鸣各画了一幅。看着现场飞速移动的笔触,无须涂改,即成一幅作品,神形皆备。惊叹之余,颇有些好奇!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仅是著名的翻译家,获得过很多的荣誉,如多次获得普希金奖章、奥斯特洛夫斯基奖章、高尔基奖章等俄罗斯文学奖,还是成就不小的画家,少年时曾学画于列宾(俄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的学生阿·克列缅捷夫,这位老师对他的绘画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1943年,克列缅捷夫为自己的学生举办了一次画展,高莽的《自画像》参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最早公开发表的作品是画作。
我当时所在的湖南出版社译文室的专业分工是社科译文,不能碰文学,跟文学翻译界的联系十分有限。这次机缘巧合,认识了高先生,便将自己从业以来的得意之作“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已出版的几种寄给了高莽先生。没想到他很认真地看了我在《四书》上的重版后记。他对里面谈到的近代西方殖民者东侵,基督教东来,为适应本土文化而对《四书》的研究和翻译的历史做了补充。高莽先生写信说:“你文章中说到俄国翻译孔孟之书。除了文中提到的比丘林等人之外,托尔斯泰也下过很多功夫翻译中国圣贤,他甚至感到很难充分表达中文的全部内涵,有时弄得他彻夜难眠。他当时参考过德译本,另外有个日本牧师在俄国曾经协助过他(或者是他协助日本牧师修订译本)。”
半年后,高莽先生又来信,“总算把托翁谈老子那段文字找了出来。我复印了一份,供你参考。”复印件是高莽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我的爱恋———祭列夫·托尔斯泰逝世80周年》。托翁“在日记中写道:‘我的良好精神状态来自阅读孔子论述,而主要来自阅读老子论述。’托翁从研究而信仰而翻译而传播老子与孔孟思想。他亲自转译了一些语录,对译文反复推敲,使其明了易懂。”这些信息丰富了经典西译的内容。
后来我到了广州花城出版社译文室,因工作需要,跟高莽先生有了频密的联系。先是请教俄苏一些出名的小说是否有连环画,可不可以引进;后来又约他给“名著新译”丛书翻译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起意搞“经典散文译丛”时,向他讨教俄苏散文的种种并约稿。虽然因不在他既定工作范围,加上手头文债太多,没能应承做一点什么,但每信必回,且提出很多建议,还将自己知道的或手中的资料慷慨相送。
跟高先生的接触中,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待人亲切、体贴,让人感到温暖。上面谈到的一些细节就是证明。还有一个细节,也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高先生。认识他的第二天,先去拜访了江枫先生,又提出去他家坐坐,他说:“下午行吗?没有准备,家里很乱,不礼貌,太太也没面子。”这话里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有个电视采访节目,叫“高莽和他生命中的三个女人”,讲的是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母亲给了他生命,虽是文盲,却教他做人和敬重文字;爱人给了他理解,在他遭受批判与凌辱时,成了他的安慰,使他没有“自绝于人民”;女儿延续了他的事业,为照顾父母,放弃了在巴西的工作与优越的生活。由此我感受到了他家庭生活的一面:夫妻间的相知相敬、相依相守。
当时,他太太的眼睛很不好,我们的拜访,一定给她添了很多的麻烦。我们在客厅拍了合影,提出单独拍,高莽先生把我领进了书房,他告诉我从什么位置和角度来拍摄会最好。高莽先生和太太都是搞艺术的,家里收藏了很多的工艺品,零件很多,却是杂而不乱。高莽先生挑选的是一个博物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动物和人物的公仔,以此为背景,我拍了好多张。在还我底片的时候,他特别说,最喜欢的是底片编号为19的一张。几张照片从人物表情来看都大同小异,高莽先生微笑着看着镜头,不同的是,这一张人物在画面中比较突出。符合摄影教材上所说的基本原则:画面必须简洁,要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趣味中心——— 被摄主体。
非常可惜的是,当时我并没有认真对待高莽先生的建议,原因大概是觉得去北京出差不多,即使有,也没有太多机会接触文化名流,偶尔的接触极其有限。之后也就没有主动寻找机会,只是偶尔拍一张,也不讲究,相当于一个记录吧。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对人物摄影没太用心,但这颗种子一直埋在心里,一旦有机会,就发芽、生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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