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近年来出了不少注水书，但这本《台湾四百年》算是干货。许氏惯于从社会结构切入历史，台湾四百年被他泼墨成一幅美丽生动的山水画，而“点睛之笔”就是“族群与民主的互动”。

台湾在16世纪才被西洋海盗与东方倭寇拽进历史，后又被荷兰占据。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带来了10万人口（土著人口也约10万），可这些人里大部分是官员和军人，他们不习读书，对台湾的庶民文化没什么提升，再加上清政府后来出于对台湾（作为反清复明基地）的防范，长期禁止大陆人登岛，这就导致精英文化不能深入到庶民生活中进行调节整合，民间遂由移民自发形成族群争斗基因。

族群争斗是个麻烦事。我们知道，人一出生就会被归类到各种身份中去，但很多身份可以变，比如，我不再当老师时就不是老师了。可族群身份却与生俱来，洗也洗不掉。人类学家艾瑞克森说，“每个族群都认为自己是被拣选的，把别的族群视为投射负面认同的银幕，并以此作为相互争斗的理由。”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弗洛姆将族群特征（种族、籍贯、肤色、宗教等）称为人的初级连带，其好处在于“与其他人的联合、团结可以增强力量，也能克服个体的孤独，获得归属感。”坏处在于“阻碍人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自主的、有创造力的个体。”因此，族群认同需要具有“超越性视野”的精英文化来引领，否则，会长时期停留在地域性、血缘性的争斗层面。

清政府在嘉庆年间放开对台湾的移民，刘铭传他们也作了些建设工作，但没多少年。到了1895年，台湾就被割让给日本。日本带来的现代文化对台湾庶民文化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所以，李敖的儿子李戡最近接受采访时还在说：“动不动就讲什么‘中国在台湾’，……他们以为台湾人素质好是因为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那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

但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终究是二等公民，经过50年的压抑，“亚细亚的孤儿”归来，盼来的却是衣衫褴褛、腐败扰民的国民党兵，这令台湾本土人在经过比较后，对国民党政府失望起来。到1947年，终于酿成了二二八事件，由于陈仪与国民党的处置失当，这一事件在“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划下族群伤口。这一伤口并没有马上发酵，因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毫无反抗的希望，民众只能接受既定的社会位阶安排。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民意代表老去、失去联合国席位，国民党不得不起用本土人才、放开地方选举，争取新的合法性资源，台湾政治学者朱云汉将这一进程描述为“国民党面对潜在的省籍矛盾与快速经济社会变迁所持续进行的组织调适”。

在威权政府“主动调适”放出一定政治空间后，台湾本土化民主势力在1980年代，也利用族群问题加紧了政治动员，本省籍民众开始逐渐意识到原先省籍间的政治与文化不平等，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族群想象”，冲击着威权政府，而这批具有省籍本土意识的群众也成为民进党的主要社会基础。为什么是“族群身份”被动员，而不是其他身份？道理也简单，上午9点15分出生的你一般不会将自己归为“上午9点至10点生的人”，但如果某个独裁者出于迷信，认为这个时间生的人会有造反领袖出现，因而下令迫害这些人，“上午9点至10点生的人”就会因为被迫害很容易建立起身份认同，并被政治动员起来。由于“族群问题”在台湾人身上划下的伤口极深，政治动员起来具有天然优势，这也是有史家认为“辛亥革命本质上是一次反满革命”的原因。当族群认同与民主政治结盟，就产生了惊人能量，他们的抗争使得国民党的镇压成本抬高，于是，党禁和戒严一开，再加蒋经国审时度势、李登辉顺水推舟，政党轮替完成，民主化就成矣。

但台湾近三十年的民主化也并非尽善尽美，突出弊病还是族群问题。许氏认为，台湾经济起飞与都市化带来的“南方差异”，与原有的族群矛盾共振，严重影响了政党竞争。选举往往不是凭着政见，而是凭着族群归属和认同，以及地方利益来划分，这就导致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干扰和压迫，政府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所以，哈洛德·伊萨克在《族群》一书的名言再次被印证——“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台湾民主真可谓“成也族群，忧也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