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文化使命，源自对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
——关于范用

再过一个月，9月14日，就是范用先生去世一周年了。范先生在世时最爱的是书。人称他为“书痴”，他很高兴。

他曾说：“我是为了读书才选择了出版这一行的。”他又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

关于范先生编辑出版《傅雷家书》、《随想录》以及《读书》和《新华文摘》的故事，早已为大家耳熟能详。我这里再讲讲其他两本书的故事：

1981年初，杨绛写了《干校六记》，在国内不好发表，就请范先生转寄给香港。这年5月20日，杨绛给三联书店董秀玉写信说：“昨晚乔木同志遇见锺书，嘱他向我传话，说他看到《广角镜》上的《干校六记》，他有十六字考语：‘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他认为国内也当出。我记得范用同志也曾说过国内可出……请转问范用同志，三联书店是否愿出？如愿出，什么时候能出？请拨冗惠示……”范先生得此信后即上书总编辑曾彦修：

杨绛同志近作《干校六记》，经我的手转寄香港，原来是说出版单行本，未料到《广角镜》杂志先发表了。

我拿到“六记”原稿，读后觉得写得很好，曾在电话中向杨绛建议在国内也应出版……昨天杨绛来书，有云乔木同志从《 广角镜 》上看到这篇文章，嘱钱锺书传话，他有十六个字考语……并认为国内也当出，杨绛问三联是否愿出？因此，提请考虑。

我曾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看作“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这类作品，作者对它有感情，对后人，对了解历史，多少有些作用，犹如正史之外的野史、笔记之类（不完全恰当，是指它的作用而言 ）。题材不拘，但要求是真实的记录。不必完全视作文学作品（ 因为它是真实的，不能有半点虚构）……

此事原拟在讨论三联任务、方针、选题时提出，因杨绛来信，并候回音，所以先单独提请考虑。

有趣的是，曾彦修批示说：“我看了前三段，觉得比较平淡，评价不如乔木同志之高。但政治上作者自己的保险系数是很高的。我觉得三联可以出，但恐怕不会如何轰动。”范用请丁聪设计封面，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

1962年，三联书店出版俄罗斯出版家绥青的自传《为书籍的一生》，请上海的叶冬心翻译。范用与叶冬心通信说：“春节以前，收到您寄来的绥青回忆录的译稿，我们一口气读完了它。它真是一部很有趣的书。今天上班，我们就把它发排了……尽可能把书籍装潢得漂亮一些，是绥青工作的特色。现在我们在出版工作上，对书籍的插图也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第二天，他又写了一信：“昨天寄上一信，有个问题忘了写，就是书名用哪一个好？现在有三种意见：《把生命献给书》、《为书籍而生活》、《为书籍的一生》。我们打算用最后一个……您所拟译的《把生命献给书》，似乎说得过重了一点。您的意见如何？”

二十多年后，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为书籍的一生》，已离休的范先生看到样书，很不满意，当即给店里写了一封信：

我见重版本《为书籍的一生》删去了其中的彩色插图，不知何故？是找不到版子、原稿，还是偷工减料？

一本书的插图，再版时随意删除，这不是一个严肃的出版社所应当做的。须知，书的插图是一本书的不可少的部分，当初编入是有道理的。买书的人绝不愿意自己买到的书是残缺的……

他特意把自己保存的俄文原版书送到编辑部，要求他们拍摄彩图，以便再印时恢复书的原貌……

从这两本书出版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范用先生对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正是基于这种热爱，才能够自觉坚守出版人的文化使命；这种使命感是“发自内”，而不是“来自外”。这与仅仅是认识到这种使命的重要性，而并不热爱文化，是大不同的。

坚守文化使命，核心是服务大众
——俄罗斯出版家绥青

《为书籍的一生》是俄国近世出版家绥青（1851～1934）的自叙。为书籍度过一生并非绥青个人的选择。他十五岁从乡下来到莫斯科，原打算到皮货商那儿学生意，因无位置，暂且到书铺打杂帮工，由此进入出版业。他勤快肯干，几年后成为书铺的骨干。1883年，他组建了“绥青图书出版股份公司”。他总结十多年来图书出版的经营之道是：“它们是非常有趣的”，“它们是非常便宜的”。有了这两条，就能在市场站住脚。

1884年底，列夫·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们成立了一家“媒介出版社”，目的是面向平民，用有益且价格便宜的书籍取代流行的、有害的读物。他们动员了大作家和大画家一起工作。出版社的负责人找绥青商量，大多数图书的第一版都免付稿酬，再版时付酬标准也不应超过给平民出版的廉价书的稿酬，这样，这些书的售价可以不高于通俗的小书。当时出版这样的书是不寻常的：印装漂亮、配有一流的插图，售价低廉；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义务。

绥青和“媒介”出版社整整合作了十五年。通过列夫·托尔斯泰，绥青和契诃夫、高尔基成了好朋友。在与这些作家交往的过程中，他渐渐懂得了，出版不仅关乎“生意”，而且关乎“文化”；书铺不仅是为“读者”服务，而主要是为“平民”服务——“读者”是现成的，“平民”却需要出版人去造就成“读者”。他发现历书和年历几乎是当时农民的惟一读物，他们利用历书学习，从历书里汲取知识，作为他们生活的指导。而旧时的历书内容陈旧、枯燥、有害，绥青便有心编辑出版新的历书和年历，里面将有各种各样新鲜的文化和生活知识，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参考咨询手册和百科全书。比如，历书里要有各种纪念日、火车站名称、农产品售价、医病的药方、俄国国家制度等。为了出版历书，他整整筹备了五年，专门从国外定购特制的轮转印刷机和其他配套的设备，因为历书的印量将空前巨大，而且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每年的历书出版时，绥青总是在其中附印一条简短的启事，向读者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历书中的缺点，提出好的建议，以便在下一年时修订。结果编辑们收到了千万封来信。经过一次一次的修订，绥青版的历书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实用，受到读者极大欢迎，每年销量达六百多万册。除了出版《俄国通用历书》，绥青还尝试出版每日撕一页的年历。为此，他向列夫·托尔斯泰请教。列夫·托尔斯泰很欣赏他的主意，推荐了一位著名作家帮助他做编辑工作。结果，这种手撕年历的销量超过历书，每年达八百万册！

绥青几乎在所有的图书门类出版中都是开创者。他改革儿童读物，将普希金的童话配以精彩的插图出版，将世界公认的经典童话引进到俄国，低价销售，使许多穷人的孩子也买得起；他发现俄国图书市场缺乏小学买得起的教学挂图，就投资这项事业，出版了《俄国历史图解》、《人种挂图》、《海洋和陆地的分布》、《植物学画册》、《周游俄国》等。《俄国历史图解》使用了进步的巡回展览派画家的画作，获得极大成功；他以巨大的爱国热情出版十九卷本的《军事百科全书》，有上百人参加了撰写、编辑和出版工作，为此在彼得堡设立了专门的编辑部、排字车间、绘画室和制版工厂，前后用了五年时间，投入巨资。他还编印了《平民百科全书》、《儿童百科全书》；在废除农奴制、农奴解放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和第一次卫国战争百年纪念日，绥青发起出版纪念版图书；除了图书，他也出版杂志和报纸……他组织编纂标准的文选课本，推动学校教育革新；列夫·托尔斯泰去世后，他接受了出版《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的工作，廉价销售了一万套精装本，十万套平装本，从中没有赚钱。他说：“我们都受到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好处，如果现在不响应遗产继承人的呼吁，那可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

绥青非常重视图书推广工作，在出书的同时出版了各种书目，如《平民应当读些什么书》、《成年人读的书》等。这些书目成为图书馆采配员、销售中间商、教师和其他许多人喜爱的参考材料……

在俄国近世出版史上，绥青是一位拓荒者，最好地履行了出版家的责任，把优秀的文化产品以最恰当的方式传达给尽可能多的读者。据1914年的统计数字，绥青公司出版的图书占当年全俄国所有出版物的四分之一以上。当时的著名教育家屠路波夫说：“他使人民接近了真正的书。他具体实现了俄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志向——把有益于身心的精神食粮供应给人民。”高尔基评价绥青出版的书是“对俄国社会的重大贡献”。

绥青的人生梦想和追求其实很单纯，无非是“要出版人民买得起、看得懂的、思想健康和内容有益的书。要使书变成农民的朋友，变成跟他们接近的东西”；“把昂贵的书的售价减低，把廉价的书的质量提高”。还在他刚刚建立自己的出版公司时，就懂得招聘最优秀的画工和第一流的匠人，“从来不跟他们讲什么价钱”……这些简单的梦想和追求，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也令人肃然起敬。从绥青的经历可以看出，出版人的文化使命的核心是服务大众；如果不坚持服务大众这个核心，文化使命就是一种空谈。

坚守文化使命，离不开编辑认真艰苦的劳作
——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史

三联书店1958年出了一本《中国兵器史稿》，作者周纬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出席巴黎和会，后任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秘书长而驻留日内瓦多年，回国后仍在外交部等部门任职，兼作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病逝。

周纬研究古兵，始于1916年，由于职业上的便利，他前十年在国外遍访古兵收藏家，观摩其藏品，之后十年则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和数据，并有文章发表。1937年后他潜心写作近十年，完成计划中的《中国兵器史》等三本书的初稿，但未及修改定稿就去世了。稿件是他儿子寄来的。在这本书的初审意见中，编辑董秋水认为：

一．有出版价值，但必须大力修改、考订、整理，做好去伪存真工作；二. 或采取本书稿自汉代以上部分，作为《中国古代兵器史》而出版；三. 送专家或有关部门审阅，如考古研究所、民族事物委员会等。

当时的编辑组长史枚签署的复审意见是：

“此稿虽用力甚勤，但科学价值不大，也不必再送考古研究所代审了，拟退。”

副社长王子野的三审意见针锋相对：

“这样的著作当然应送请专家鉴定，轻率批一个‘科学价值不大’是不对的。”

慎重起见，王子野请另一位老编辑郭根审阅，郭根阅后也认为像这样一本巨著，是应该送请专家鉴定的。如果材料可取，仍可作一番修订予以出版的。

据王子野和郭根的意见，三联书店请当时的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帮忙安排考古专家郭宝钧审阅（郑兼任考古研究所所长）。郭宝钧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首次提出了“龙山文化”概念。他在审阅稿件后认为须大力修订后才可出版。王子野的最后决定是：

“此稿按三联以后方针，应接受出版。复信寄稿者：此稿有一定价值，原则上可以接受出版，但有缺点，须加必要的删节和整理工作。能担任这项工作的人也不是容易找的，找到了也还需要一些时间。出版时间可以讲明两年为期。如果他同意这样做，稿子可以收下，预付若干稿费。待得复信后再去约人修改。”

作者家属同意编辑部的意见。经协商，郭宝钧既已对稿件情况了熟于心，就请他对稿件进行修改，最终删去四分之一约七万二千字，并删去了部分图片，还从整体上润饰了文字，下功夫之大，不言而喻。郭宝钧建议书名改为《中国兵器史稿》，认为加一“稿”字，有“未尽是”之意，比较妥当。

据此时分管编辑二组的陈原安排，稿件由董秋水、朱南铣和戴文葆三人再次审读后，确认可以进入编辑加工阶段。陈原批示：“请将此稿简况、郭宝钧的意见、我们处理意见写成一个简单报告，报请总编批准后加工。”报告得到总编辑曾彦修的批准。

在对稿件编辑加工过程中，沈从文拟借《中国兵器史》稿一阅，作为他正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图谱》的参考，并答应阅后给提些意见。朱南铣建议：“此稿目前暂不加工，可以请他（沈）提提意见，将来吸收进加工里去（但最后仍应请郭宝钧鉴定）。”。沈从文阅后提了八条意见，以工整的小楷写就；除了这八条意见外，他在原稿上用小纸条标出的问题还有百十几处。

如此，《中国兵器史稿》历时五年，经董秋水、郭根、史枚、陈原、戴文葆、王子野、曾彦修等诸位编辑家，郑振铎、郭宝钧、沈从文等诸位专家学者之手，始得面世。其中所作大量学术性、事务性的工作，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只不过在《出版者说明》的一百零八字中带过。这些前辈如今都已仙逝，他们对一位不知名作者的稿件的认真负责，来自他们深刻的文化使命感，而这种文化使命的履行，靠的是认真艰苦的劳作。正是付出了这种劳作，才有流传至今的《中国兵器史稿》这项文化成果。这种已经离我们日渐远去的出版传统和编辑精神令我们后来人悠然神往。

坚守文化使命，要保持清醒头脑
——刘杲先生的论述

两个多月前，刘杲先生刚过了八十二岁生日。他离开出版岗位多年，可是一直关心着中国出版业，关心着出版改革。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是刘杲一直所思考的，这方面的重头文章是发表于2003年10月16日的《出版：文化是目的 经济是手段》。我一直认为，这篇文章是对多年来耳熟能详的“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理论的深刻理解和阐述：

一、“首位”就是第一位，表面上看，可以理解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前后关系，此时“统一”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而“目的”和“手段”强调的是因果关系——后者不能离开前者并服务于前者，两者的统一是内在的必须；

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概念比较宽泛（比如报纸上就有“山东荣成市污水管理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报道），而“文化”强调了出版区别于其他行业的属性和本质。

显然，“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提法，是对出版业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的更明白、更确切的表述，基于这一表述，目前的出版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就可以明了了。

刘杲曾在文章中说：

“出版产业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如果不能很好地发挥传播和积累文化的社会功能，出版产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讲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指的首先不是文化产业的经济力，而是文化产业的文化力。”

“出版、出版，为何而来？归根到底，只能是文化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出版的根本要求是什么？是文化建设。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出版能够载入史册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建设……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

刘杲思考“文化力”这个问题有很多年了，1997年的文章《出版与综合国力》中就提到毛泽东是最早使用“文化力量”这个概念的，据此，他认为“文化之所以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不会仅仅因为它是一项产业”；同年，他在“三讲”时提交的《关于“基本思路”的书面意见》中，也指出“在出版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上，强调出版业作为产业的经济力量，对出版的文化力量估计不足”的问题。此后，在2004年的一次讲话中，他还以邹韬奋和巴金为例，用他们办生活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时，赚钱“全是为着事业”、赢利“多用于再生产”，来论证“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观点。

就着“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思路，刘杲提出了许多问题进行讨论，如：“精神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效益总体上成正比，局部不成正比，甚至有些质量低劣的图书反而经济效益很高。这是图书的特性”；“出版业必须面对市场，但是不能一切以市场为转移”； “出版业有个行之多年的成规，就是以书养书，以赢补亏，也就是靠赚钱的书补贴赔钱的书”……他还谈到经济指标越来越成为考评、评价乃至舆论衡量出版社的第一标准；在经济指标的压迫下，书越出越多，文化含量却在减少，商业的利益渗透到各个环节，一些毫无文化价值的书也能大行其道，出版的内容门槛越来越低；靠书号赚钱仍是一些出版社生存的主要方式……

刘杲认为，“关键是文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假如经济这个“手段”不发达，文化的“目的”就是空中楼阁。但他从未被呼声很高的“经济”、“经营”、“市场”、“产业”口号所迷惑，他支持改革，又不赶“改革”的时髦，总是认真思考、反复研究出版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总是从文化产品生产的客观规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从他对出版业这些年一些“热门”话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比如，他在《也说“造大船”》（1997）中思考：发展出版集团，政府应当大力鼓励和切实扶持，应当因势利导，而不能拔苗助长；企业集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出版企业集团是否也“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他认为，要坚持“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首先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其次才是销售。销售的是产品，是拿产品做文章”；“好选题不等于好书稿，好书稿不等于成功的图书。这其中的出入是很大的”；

他在给有关负责同志的书面意见中明确提出 “‘集团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全国出版企业都要进入出版企业集团？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我们在建设出版企业集团的同时，应当扶持中小出版企业”，“出版企业集团显示强大实力，中小出版企业突出个性，两者相辅相成”；这是他研究了国际出版业发展规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总之，他的许多观点都是基于对出版的文化属性的理解，是针对一些时髦观点进行的独立思考，读来发人深省。

在当前出版业完成转企改制，有多家出版集团上市的形势下，重温刘杲的这些言论，重温范用、绥青、史枚、王子野等出版前辈的故事，重申出版人的文化使命，让我们更加感到肩上的责任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