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翻译家陈实先生已于七月一日中午在香港去世。

次日，黄元女士来电话告知了这个消息，接着转达陈实先生生前的一份嘱托，希望我能为她即将出版的诗文集做一篇序文。我深知这份托付的分量。二十年来，由我联系、编辑和出版的陈实先生的译著有四种，遗憾的是，始终缘悭一面，其间有过不多的几次电话和通信，都是因为书稿的缘故。至于陈实先生的生平经历，几乎一无所知。幸好留下这么多文字。对于真正的写作者来说，文字会展现她的一切，即便隐没了行迹，而精神仍将长久地存留原处，接引来者识辨跟寻。心想，对陈实先生来说，其实这也就够了。

越一日，黄元女士亲自带来陈实先生的文稿，还夹了几封私人通信，特意为我介绍她所认识的陈实先生，从生活到写作，巨细靡遗。她是陈实先生的挚友、版画家黄新波的女儿。听她的描述，感受那份热情，亲近，敬重，心里不禁起了一种莫名的感动。

文稿不包括译文，书信一类文字也不在内，只是创作，但都属于诗和散文；《流沙》在编目上称小说，其实也是散文。看来她特别喜爱这两类文体，大约这与她一生渴望自由呼吸有关。几年前为她出版过的集子《当时光老去》自然收在里面，那是她创作的一个小小切面，关于绘画和音乐的。而此刻，打开在我眼前的，乃是她穿越两个世纪的整个的精神人生。从前看她的文字，多是澄澈的溪水、月光和花朵，这时却看见了火和灰烬，还有身后的深渊。

从显白的意象到幽隐的思路，无论多么繁复和对立，都在交织着同一个主题，就是爱：爱自然，爱艺术，爱人类。陈实先生年幼失怙，随同母亲艰难度日，太早进入社会，辗转谋职。我以为，这段经历对她一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因为爱的匮缺，所以她渴求；又因为有了爱的接受，所以她能给予。她爱善与美的一切，且能升华至一个圣洁的境界，有一种宗教徒式的关怀。但是，她的爱总是具体的。“我必须歌颂那黑暗中的坚忍、孤独寂寞的等待”，她这样歌唱早夭的蝉，风雨中折断的米兰，挣扎向上的鸽子，垂死的天鹅……在《人，猫鼠之间》等篇什里，她写了被歧视、被迫害、被遗弃的小动物，表达了一种欲爱而不能的伤感，期冀生命互助和心灵相通。她写了底层人物，写童工，写失去丈夫的女人，失去儿子的庄稼汉……她把所有这些人认作“面貌不同的孪生兄弟，没有年纪的差别、性的差别”，担负共同命运的一群。

陈实先生把心底的爱献给无名的弱小者、伤残者，无家可归的人。对于她，爱不仅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信仰，她借此默默地守护着生命的尊严，人的尊严。

对朋友的挚爱，在陈实先生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同时也是最动人的篇章。她自称朋友很少，二三人而已，而且极少交集，惟凭书信往来，甚至连书信也没有。她有一首短诗《不在的人》，是阐释肖邦的《前奏曲》的，其实是对友情的缅怀：

为你把靠椅

放在书架旁边

为你把座灯

放在靠椅旁边

靠椅空着

座灯亮着

让它亮着

最后一个叠句用得真好。记忆、想象和意志中的永恒。为了这份友情，陈实先生珍藏它，又时时打磨它，展示它，让朋友的工作及其品质在人前放出银器般的光芒。

诗人戴望舒是最早帮助她发表作品的人，我见过陈实先生的手稿上留有他的修改的笔迹。她似乎惋惜戴望舒让翻译过多地占用了创作的时间，曾经说：“如果你没有花那么多时间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如果你把用翻译近百万字散文和万多行诗的时间都用来写自己的诗，你今天在创作方面的成就会是怎么样的景象。”但是，她对于戴望舒所信守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观念是理解的，服膺的，所以会暗暗追随。可以看到，她一生的写作同样以介绍西方文学为主，译文的数量，也同样远远地超出于创作之上。这不仅仅关乎写作，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襟怀，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

论交情，陈实先生与画家黄新波之间更为深笃，她用“达到披肝沥胆的程度”来形容。早在抗战期间，他们一同在昆明英国东南亚盟军心理作战部工作，胜利后又一同复员香港，一同创办人间画会和人间书屋，做进步文化的拓荒者和播种者。自1949年黄新波离港之后，两人见面只有两次，其间甚至连单独深谈的机会也没有。陈实先生写过多篇关于黄新波的诗文，或介绍他的为人，或阐释他的画作，或诉说朋友间久积的情愫。记得有一篇题为《一次失去的会面》的散文，是纪念画家逝世十六周年而作的，可谓文情并茂，我首次把它编入《散文与人》丛刊发表，并多次向人推荐过。作为朋友，陈实先生为黄新波在大陆担任行政工作，身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耗费了一生的时间而不能专注于艺术创作感到不平；她高度评价黄新波的极有限的油画创作，不甘心于他后来的中辍，以为有“野心”而得不到扩展，是画家在油画方面的损失。这是艺术批评家的话，也是朋友的话；除了陈实先生，大约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为黄新波说过类似的话了。

她这样评说黄新波的责任感：“这不是对一个人或对一个民族的责任，而是对人类的责任，整个地球的重量压在他头上。”她这样评说“新波的风格”，说他“把生命如此自然地渗透在作品”，“笔下的人物，无一不含有他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她这样评说黄新波的精神追求：“隔离了物质世界，天地阔了，层次多了”，“他要借一种精神上的英雄行为来补救自己肉体上的怯弱的，苦痛的企图。”我以为，这些话，都不妨读作陈实先生的自白。

一个内心为爱所充盈的人，很难设想会生出憎恨。其实不然。从前，陈实先生的诗文给我的印象惟是纯粹而温静的爱，而今才发现，她的憎恨也是非常炽烈的。

爱是人性中的善，而恨，并不代表恶。恨是一种形态，不是本质。爱之敌惟是恶：恶人与恶行。在现实世界中，当恶横行无忌时，人类仅仅有爱是不够的；拒绝恨的结果，必将构成对善的侵害。鲁迅说，“能憎，才能爱”，这是的确的。

陈实先生是大爱者，也是大憎者。我不知道，原来她在二十岁的花季，就已经成长为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了。那时，她写的处女作《人与蝙蝠》，就是一首与黑暗和魔鬼作斗争的战歌。诗中写一个寻路的人，在夜间拒绝吸血鬼蝙蝠的诱惑和威胁，向太阳借了火种，烧毁“黑暗的巢穴”，最后以自我牺牲为追求者指示方向。全诗洋溢着一种英雄主义的激情：“即使一足踏上死亡的边沿，也要写出人类光荣的凯旋！”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一场大杀戮，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准确的数字。运动之初，陈实先生写下《我造反的兄弟》，可见她的清醒。“焚书坑儒的灾劫/不过改换时空进行”。那是一个造神运动，她宣告：“所有的神都已死去”；当人们都在诅咒行凶的红卫兵时，她追问“真正的凶手”。但是，她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迷途的兄弟才会放下屠刀”，于是止不住为祖国母亲痛哭：

冬去春来，夏去秋来

岁月默默流转

而汉唐只是昨日的事

邯郸仍在枕中

母亲母亲你近在咫尺远在天涯

纵有三千丈白发

缚不住我乡思难收

记忆中你永远风华绝代

我为你哀哭为你心碎……

陈实先生的许多亲友都在“文革”中惨遭不幸，“文革”在她那里，是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陈实先生的文字中，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写于同一个夏天的两封信。那时，黄元女士身在异国，她遂向远游的小友报告身边的见闻。事情应当对她刺激太深，所以才有了一种不能已于言的急切的笔调。信中一连用了“失望”、“忧心”、“激愤”、“沮丧”、“羞愤”一类形容心理状态的词，还有不少副词如“很”、“非常”、“实在”等等，以及大批问号。其中一封信明显地被泪水洇了一大片，字迹模糊，却见渍痕历历。汪洋般的大爱，让我在读信的时候，立刻想到德国著名的女版画家珂勒惠支。

东欧剧变时，黄元女士目睹了柏林墙的坍毁，写信不免描述一番东德人奔向西方的人潮汹涌的情景。陈实先生的回信显得很兴奋，她认为，“民主改革已经形成潮流，不是小撮人可以扭转的”。在信中，她使用了“国际大气候”的词。当是出于改革前景的鼓舞罢，临末，她这样说道：“我真希望自己年轻十年，跟你一起努力建立一个有希望的中国。”

陈实先生的作品不多，但是澄明，深邃，精微，质朴而优雅，格调很高。看得出来，她承续的是西方文学和五四文学的根脉；其中透达的精神性，恰恰是当今大陆文学所缺乏的。对于物质生活，她平素没有什么希求，说是“只要有书，有音乐，有花，生活已经够好了”。她就凭借这有限的介质，进入无限界的精神空间，在那里，与伟大的灵魂自由来往。她记录过一个“贪恋中的人物”谱系：莎士比亚、鲁迅、歌德、罗兰，还有贝多芬和肖邦，戈雅和高更。他们是百科全书式的人，思想者，奋斗者，美的缔造者，人道主义者和英雄主义者。

她崇仰英雄的行为，不满于自己的脆弱，而努力成为精神的强者。然而，由于她说的“知识分子对于悲剧的感受性”，在社会和人生中，她更多地看到悲剧的存在，感受其中最深最黑的痛苦，尤其到了晚年。

她有一首诗，阐释德沃夏克的《浪漫小品》：

如果用二十年时间

灌溉一株优昙华

开的花竟是蜻蛉

如果用三十年时间

等一个异地的亲人

接到的却是一纸讣闻

如果用四十年时间

熟读世上的字典

之后变成盲人

如果用一生时间

追求一个理想世界

找到的原来是废墟

叹一口气，认识

天地从来不仁

可以说，这是陈实先生一生的总结，对社会，对自己。无须辩白，这是悲观主义的。

人届晚年，如她所说，“立冬以后”，季候肃杀，故人凋零，更形孤独。她青年时得过肺结核病，身体本来便弱，此时更弱。八年前患绝症，五年前眼疾加剧，几近失明，阅读要借助仪器把字放大，书写也是大字；但她仍然工作，入院仍然工作，直至停止呼息。在绝望和痛苦中坚持工作，当是何等悲壮！

陈实先生的一代，是理想主义的一代，在压迫和斗争中过来的一代，富于思想力和行动力的一代。今天，当我写下此文给又一位老人送行时，分明望见，整整的一代人已经渐行渐远了！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