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是怎样被带到海外的？现在通行的说法是章士钊带往香港的，实际上早在章士钊去香港之前，港台学人就读到了这部著作。

章士钊与《论再生缘》

“《论再生缘》风波”是现代学术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几十年来聚讼纷纭。该“风波”起自陈寅恪先生晚年的作品《论再生缘》流出海外后，被在美的余英时读到，撰成《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发表在香港《人生》杂志1958年12月号上，文章推断《论再生缘》“实是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随后，香港友联出版社刊出了《论再生缘》，海外为之震动。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有关方面的警惕，随之展开了一场追查《论再生缘》究竟如何流出海外的政治行动……（《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曾刊出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对此有详述，可参看）

《论再生缘》究竟是怎样被港台乃至美国的华人学者读到的？现在通行的说法均据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认为是章士钊携往香港，随后在海外广泛传播的。陆键东的著作中对这一段事迹描绘得非常详尽，他写道：

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广州准备赴香港。在等待赴港的这段时间里，章士钊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章、陈两人会面，相谈甚欢。陈寅恪将近年所撰新著一一相赠，其中便包括《论再生缘》……9月，章士钊抵达香港。这是章士钊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以半公开的“特殊统战使者”的身份在香港露面。在台湾、香港等地的上层圈子中引起反响。《论再生缘》油印本也由章带到香港。（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4-88页）

由于陆著是作者花费了大量心血，在研读数千卷档案卷宗的基础上写作出来的，而且其所引用的材料许多都具有第一手性质，因此陆著的诸多结论被广泛采信。譬如此处言章士钊将《论再生缘》带出海外，作者特别注明“章氏行程事见有关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又可能是据相关材料或知情者的回忆指出“中山大学一些有可能接触过该文的人都受到审查。最后由唐筼说出可能是章士钊带出境外方不了了之”。既然陈夫人唐筼都说是章士钊所为，那么《论再生缘》由谁携出海外、何时携出海外的问题，似乎应无疑问了。

近年来，相关著述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基本上都是转述《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之说法，且不少作品还将陈、章二人之间的交谊进一步演绎，使得“章士钊携出说”几乎被坐实。仅有少数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如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只说“以后可能通过赴港进行民间统战工作的章士钊带到香港”，谢泳也只称“据说是章士钊带到香港的”。

《论再生缘》 

杨联陞读到《论再生缘》的时间

在其他资料匮乏的情况下，陆键东所言章士钊在1956年9月将《论再生缘》携至香港，从而使其流出海外，本应是最有可能的情形。然而，一则旧材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有一封杨联陞致胡适的信函，时间为1956年8月10日，杨联陞写道：

周法高说，台湾收到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一篇长文，讨论弹词，本是油印的。后来史语所与台大又油印若干份，我很想看看，已经写信向济之先生去要一本，不知您曾见此书否。（第357页）

9月8日杨氏在另一封信中又说：

《论再生缘》已经收到了，很有趣味。另《集刊》一册、《唐仆尚丞郎表》四册，已写信去给济之先生。（第368页）

这两段看似不长的话，却蕴含了丰富的信息。杨联陞信中所说周法高，正是史语所的研究人员，当时正在美国访学（周法高1955年至1957年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周法高自然对史语所的近况一清二楚，正是由他告诉杨联陞台湾有《论再生缘》这样一本书存在，杨才写信给当时的史语所所长李济，向他索取《论再生缘》的油印本，不久李济慷慨地寄来了该书，杨联陞读后觉得很有趣味。

杨联陞与台湾学界的交流当然是美谈，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周法高告知杨联陞《论再生缘》相关信息的时间，以及杨联陞读到《论再生缘》的时间。很显然，从杨联陞的信可以看到，台湾学界获得《论再生缘》的时间，无论如何也要早于1956年9月。

问题就出现了，如果章士钊的行程没有被误植（由于章氏行程有档案为据，陆著所言时间点似无问题，除陆著外，目前涉及章氏此次出访的材料不多，《章士钊先生年谱》言章氏1956年春曾“只身赴港”，又说7月“先生受中共中央委托，第二次到香港”，与陆著的时间不同，不知年谱所据为何。参见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且陈寅恪也确实是在1956年8月才将《论再生缘》赠与章氏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论再生缘》在这之前应该就已经流出海外了，台湾方面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陈寅恪的这部“感怀身世”之作。

陈寅恪与海外学界的联系

如果不是章士钊使得《论再生缘》流出海外，那么究竟是何人在何时将这本书带到了香港以及台湾？遗憾的是，笔者暂时并无更为切实的资料，来说明携出该书的始作俑者。不过，从当时的境况来分析，是陈寅恪先生将该书赠予章士钊以外的某位友人，然后通过某种渠道使得该书传播到香港，而后进一步传播到台湾，这种可能性仍然最大。

其实，当时的现实政治虽说相当敏感，但陈寅恪先生仍然有一定渠道可与海外取得联系，除了有陈君葆、徐伯郊这样身处香港的友人时相过从外，他也有其他方法获致海外信息。

1954年8月，陈寅恪对陈君葆说“他颇想得到中文系出版的东西，台湾出版的东西也曾看到过”；1956年，陈寅恪辗转收到了杨联陞《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略论南北朝时代的道教清整运动》一文的单印本；1958年后，余英时关于《论再生缘》的文章据说陈寅恪也看到过；1962年，陈寅恪在给中华书局上编所的信中提到“年前偶见荷兰海牙汉学杂志”；甚至直到1966年，陈寅恪还收到了牟润孙寄来的《魏晋以后崇尚诡辩之由来及其影响》……

可见，至少在“文革”之前，陈寅恪对于海外学术信息的获知一直未间断过，而且陈寅恪对这些海外传来的信息多有回应，譬如托人捎话表示鼓励，或者写信回复甚至托人打电话告知相关情形等等。既然在文网严密的情况下，仍可以有相应的渠道与海外学界联系，那么，托人将《论再生缘》分赠在港的某些好友，似乎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牟润孙在一段追忆文字中写道：

我到香港后，陈先生曾托朋友带出来几本《论〈再生缘〉》油印本，也送给我一本，我读后，很明了他老人家的心情，感觉十分凄凉，一句话也没有讲。（《敬悼陈寅恪先生》，此据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根据牟润孙的回忆，陈寅恪是托人带出来好几部《论再生缘》（此与赠章士钊包括《论再生缘》在内的多种著作的情形不同），其中一部正是专要送给他的。牟润孙1954年受钱穆的邀请由台湾来到香港执教，很可能在他到港后不久，陈寅恪即已将著作分赠在港友人。由于牟润孙与台湾学界有着联系，所以，经由他将《论再生缘》转往台湾的史语所或者台大，也是颇有可能的。（台湾有研究者在网络发表文章《陈寅恪心中的一部〈心史〉、〈阳秋〉》，称“陈寅恪写就《论再生缘》于1953年，……后经牟润孙先生带出大陆”，按《论再生缘》虽与牟润孙有关，但显然并非他带出大陆）

即便不是牟润孙将《论再生缘》转往台湾，台湾方面也有其他方式获得此书。当时，史语所作为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搜罗购买图书事宜上具有一定“特权”，他们能够通过香港方面采买一些大陆学者所出的新著。既然《论再生缘》“流入港肆”，那么台湾方面联络的采买者可能会加以留意。

台湾方面联系采买图书有一位绝佳的中间人，就是当时离开史语所赴香港执教的董作宾。1955年8月，董作宾接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之聘，赴港任研究员，此后又相继担任崇基书院、新亚书院等校教授。董作宾在港时，史语所图书管理员徐高阮多次与其书信联系并开列书单，托其采买包括大陆书籍在内的资料。如果董作宾能够通过某种途径获得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想来他也应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史语所同仁。

《论再生缘》在台湾的命运

无论如何，《论再生缘》应是在章士钊获读此书之前即已流传到了台湾。为了传阅的便利，史语所和台大方面，将收到的《论再生缘》又油印了若干份，以便相关学者研读。不过，史语所虽享有采买图书的某些“特权”，但在台湾当时的总体政治氛围下，却无法更大范围传播此书。

当年，台湾当局对留在大陆的学者，都以“附逆”的名义对待，即使是陈寅恪的著作，也不允许在台公开出版。据周乃菱女士回忆，“商务印书馆”靠王云五的魄力，顶着压力翻印了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学术著作，“可是不伦不类地把作者的名字去掉一个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封面上是陈寅，其他学者亦然”（周乃菱《追忆恩师俞大维陈新午伉俪》，《亚洲周刊》2011年第3期）。

在这种情况下面，在香港友联出版《论再生缘》之前，该书的读者人数应该着实有限。史语所的研究人员如李济、周法高等应看过此书，台大的一些学者也有寓目，俞大纲《寥音阁诗话》曾专有一节品评这本“陈寅恪近著”，但无法确定他读的是哪一个版本。而杨联陞极有可能是在美国的首批接触此书的华人学者之一。至于陈寅恪的老友胡适，虽有杨联陞告知他这一书讯，并询其“曾见此书否”，但仅凭现有资料，我们无法得知他对这本书的态度。稍后，1958年秋，余英时“偶然在美国麻省剑桥发现了《论再生缘》的油印本，是辗转由台北研究院传来的”，他所读到的应该正是史语所复制的油印本。

不过，史语所和台大虽然很早就复制了《论再生缘》的油印本，但今天似乎在“傅斯年图书馆”与台大图书馆已经没有最早的那批本子收藏了，二者所存最早的版本似乎是再晚一些（1963年）由台大中文系重新油印的。而香港友联的版本，两馆均有收藏。

囿于政治因素，台湾方面多年没有刊行《论再生缘》的正式版本，这种情况直到陈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方面展开大规模纪念活动后才改变，由于陈寅恪“是被红卫兵折磨死的，也正好合乎当时台湾痛斥文革劫难的口径”，故此后提陈寅恪的名字不再犯忌讳。

1970年，《论再生缘》开始正式在台湾的《新夏月刊》上面连载。同年，《论再生缘》由地平线出版社正式出版，“陈寅恪”三字首次完整公开地出现在台湾出版物封面上，书后并附有牟润孙、俞大维等人的追忆文字。其后，台湾出版和引进的陈寅恪著作越来越多，时至今日已蔚为大观。

笔者写此段文字，除对《论再生缘》流出海外的时间提出疑问，更多只是想说明在“陈学”研究中，仍有许多谜团待我们破解，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出现之前，对某些事件作结论仍需谨慎。仅以笔者这篇小文而言，由于资料的缺乏，也只能从常理、常情和常识上去略作推论而不敢妄加论断。正如张求会先生所说，如果想要使某个问题的结论更为周详，需要有衔接更严密的证据链。

按：2013年6月，《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上市，笔者拜读后发现，新版增加了不少资料，惟对《论再生缘》流出海外问题的表述几乎未有更动，仍持章士钊携出海外说。（见《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2013年修订版，第8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