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学者群中，陈思和是一位独具思想魅力和学术个性的学者。他的研究兼容了学术与思想，既是“有思想的学术”，也是“有学术的思想”。在中国近30年中，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当代学术史先后经历了“思想压倒学术”和“学术压倒思想”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思想受到学界的强烈追捧，学术反而成了思想的奴仆；而在后一个阶段，学术胜出，思想淡出，学界强调规范化和制度化，思想被挤出学术公共领域，学界出现了“胜利大逃亡”，思想者出走，学者成为学界的留守者。在这30年中，陈思和亲历了学界的全程故事，目睹了思想和学术喧嚣、沉浮，他既入乎其内，也能出乎其外，与思想不离不弃，不因思想骤然升职就跟风买进，也不因思想贬值而清仓出货。他的学术研究并没有被外部的环境劫持，未被时风裹挟，在思想遭到学术冷落之时，坚持将思想进行到底。而在当下中国，思想的力量愈见疲软，“物化”的力量肆无忌惮，因此说，思想的坚持弥足珍贵。陈思和坚持用思想照亮今天，他的这一坚持，成就了卓然的学术成就，彰显了他研究独特的人文风采。从陈思和今年出版的三卷本《思和文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几十年一贯的思想坚持。在这160万言的文字世界里，展示了他十分丰富的思想智慧和学术成果。陈思和的研究前后经历30年，时代在变，他的研究问题和方法也在变，但他的思想底色没有根本改变。陈思和的学术成就与思想风格，与他自觉的精神追求与文化担当不无关系，也与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紧密关联。

陈思和的研究主要是在文学领域，但他对文学的理解从来不唯文学，没有受制于文学限制，他以独特的方式进入文学，他经常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传统角度考察文学。比如他对鲁迅、周作人、巴金、胡风等作家的理解，从来都不是从纯文学的角度思考的，而是深入到知识分子精神传统，进行深水作业，揭示时代断续中的精神亮光和阴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士大夫艰难转身，在“五四”时期绽放出耀目的思想光华。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在“五四”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般的辉煌，但其后，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在庙堂门口撞了礁。在陈思和认为，“广场意识”本身是传统士大夫意识在现代生活方式下的延续，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势中，不能不残留了士大夫情结。知识分子要实现真正的现代涅槃，需要断掉跻身庙堂的念想，需要有民间岗位意识，建立知识分子的专业传统和多元价值体系，摆脱知识分子对外部权力的精神依附，从庙堂走向民间。不过，直至今天，知识分子学术从庙堂化向专业化民间化的转变并没有最后完成，陈思和认为，实现这种艰难的转变，需要有几代知识分子自觉的努力。

在当代中国，时代超重，文化失重，知识分子面临又一次的文化抉择和精神挑战。市场经济不但激发了物质文明发展的活力，也为知识分子实现精神劳动的多元价值提供了可能性，时代变重了，所以文化焦虑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症候。以关于“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为例，所谓的“人文精神失落”之说，不是指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失落社会地位和价值，而恰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认识到主体认同和内在价值取向失落以后的焦灼，所以才会发动讨论，集体“寻思”人文精神。陈思和认为，“人文精神”与知识分子的自我省思血肉相连。他之所以参与“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寻思”等学术活动，都是以自我反思为出发点，与跟风赶潮无关，属于那种掘心自食式的自我追问和文化反省。这是典型的《呐喊》之后鲁迅传统的当代回声。他认为，文化并非是纯主观、纯个人性的东西，而是通过知识分子的自觉实践，使之成为一种有别于权力体制所设计的从上而下的文化政策，也有别于民间滋生的本土性的民风民俗的文化力量，它既是融会了一个时代的无数独立意志的自觉参与，又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在陈思和看来，知识分子的文化追求的是用自己的生命汁液去浸润生活实践，使文化成为一种人格力量。

这就不难理解他对当下人文教育的强烈关切，为此，他投入了巨大的心力。在他看来，人文教育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岗位之一，它直接承接了知识分子的自觉实践和创造出有人格力量的文化传统。在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不是广场上的思想启蒙，更不是庙堂中的政治作为，而是立足于庙堂、广场之外的民间岗位和专业岗位。大学中的人文教育是知识分子必须坚守的文化领地。陈思和认为，中文专业作为大学文科的一种，并不是孤立设置的，它是与其他人文学科构成国家人文教育的一个整体，目标是为国家培养人文意识形态的专业人才，承传国家民族人文精神的使命。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国家民族是否发达强盛的标志除了经济实力，精神文化与道德文明的程度同样不可缺少，这也是目前国家设置人文学科教育的理由之一。但要真正达到这一目标，似乎还任重道远。因为它要求在两个方面有较大的开拓：一是对所有专业学科开放，使人文教育成为各个专业通识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使整个民族的文化程度得以提高；　二是对专业人才的高质量的培养，使中国人文学科能迅速以自己的声音在世界意识形态中发挥作用。不过，在当下中国社会，大学的人文教育面临着市场和权力的双面夹击，人文教育变得十分脆弱，稍一不慎，即会前功尽弃。陈思和觉得，知识分子只有认清了自己处境和依据的知识背景，才能使自己的精神劳动成为一种自觉的劳动，进而建构起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传统。尽管这条道路漫漫不见轮廓，但他相信鲁迅先生说过的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