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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7月03日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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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墙文学之父”匠心之作《酒魂西行》出版,再现经济大潮中人性之变:
日前,年过8旬的“大墙文学之父”从维熙新作《酒魂西行》首发式在北京举行,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就这本具有魔幻主义色彩的新作,从老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从维熙因为首个描写那个敏感时代的监狱生活而闻名,其代表作《大墙下的红玉兰》具有邪不压正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此后评论界把揭露“四人帮”时期监狱生活的小说称为“大墙文学”,从维熙成了这一文学潮流的代表性作家。从老接受采访时表示,“新书讲述了20出往昔市井戏:美酒之魂,人间鬼戏,一幕幕在我们的生活中真实上演。 ”
资深酒鬼的婚宴:只给酒喝,不给菜吃
几十年来,从维熙有66部著作面世,其中《走向混沌》三部曲等回忆录,被海内外专家和读者认为是窥望一个国家、民族以及知识分子命运的透视镜。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专家、学者和记者对他的访谈就常常见诸报端。
从维熙以资深酒鬼自居,他介绍,发布会当天,著名作家梁晓声、卢新华、周明、李敬泽、邱华栋等一众好友前来捧场。聊起跟从老多年的交往经历,大家都有许多话说。著名作家周明先生爆料:从老的婚宴竟然只准备了美酒,没有佳肴。他说,“我们两人是多年朋友兼酒友,大家去参加从老在家里摆的婚宴,到了才发现,居然只给酒喝,连菜都没有,可是大家也都喝得很开心,喝完了就去书房祝福他,祝福也都很真。”此外,周明先生还爆料“老大哥”从维熙带着众作家去贵州参观时,用一瓶凉水巧妙战胜“黔军”的酒场英勇故事。
《酒魂西行》以一对酒魂兄弟为主角,详尽叙述了酒魂兄弟漫游世界经历的人生百态。酒鬼写酒魂,其实另有深意。从老坦言,文字就像野性的呼唤,是一种人生极致的高度,吸引着他往上攀登,尤其在困顿的年代,更是强身强心,让人不再惧怕。写这部作品倾注了深刻的醒世含义在里头,写的虽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但放在今日也仍未过时,放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揭露讽刺的意义。
对于从维熙先生“以酒魂写人魂”,李敬泽认为:“一个在大墙中梦想着酒,渴望着酒的人,他来写酒,他来写人间万象,我觉得他一定是和我们这些衣冠楚楚,两眼锃亮,永远不会喝醉的人写的是不一样的。”这本书写于上世纪90年代,现在挖掘出来出版,但我们看不到时间的痕迹,看不到是写于十几二十年前,里面的故事依然那么鲜活、有力。
24岁前后判若两人
前:多写风花雪月的故事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从维熙、刘绍棠、王蒙、邓友梅曾被称为中国文坛折了翅膀的“四只黑天鹅”。但从老从不避讳他的“劳改生涯”。他说,自己赶过车,种过田,烧过砖,挖过煤,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33年,从维熙出身于开明士绅家庭,祖父是满清秀才,父亲曾是北洋大学中国工学院的学生。
从维熙介绍,上小学五年级前,他一直在家乡生活。父亲死后,母亲带他投靠在北京教书的叔叔。1950年从维熙考入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京郊青龙桥小学教书。同年冬天,他调入《北京日报》工作,先后任文艺组编辑、农村组记者。由于文学创作成就突出,1956年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但紧接着在1957年,从维熙与妻子同被划为“右派”,强迫去劳动改造。
从维熙从事文学,得益于幼年的文学启蒙。做过满清秀才的爷爷常常教他背诵唐诗,阅读中国古典名著;稍大一点,又受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和梅里美等俄法作家的影响。中学时从维熙酷爱语文,不喜欢代数、化学课,由此留级过一次。在师范学校念书时,他开始迷上孙犁的作品。
从维熙曾用笔名碧征、从缨。他第一次搞创作,是在14岁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写的第一篇作品是杂文,题为《大红门里的笑声》,完稿后投给《太平洋》杂志,最终杳无音讯。1953年19岁时,他用“碧征”的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征文”《共同的仇恨》,歌颂抗美援朝的正义,获得二等奖。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之后,他又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从此在孙犁指导下,从维熙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
后:以真为镜,以史为魂
对从维熙文学生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另一个人是巴金。1979年,从维熙写出了描写监狱真实生活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寄给巴金主持的《收获》杂志。在那个敏感的年代,巴金冒着巨大风险刊出,从此文坛“大墙文学”之父诞生,之后其作品更是获奖无数。
从维熙表示,“我24岁以前的创作与后来的创作完全不一样。24岁以前当记者,出版的三部作品《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和《南河春晓》充满阳光和风花雪月。后被打成‘右派’,与王蒙等人一起被强送劳改长达20多年。从1957年到1979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这20多年时光给了我丰富的生活素材和结实的身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相生,这二十几年的煎熬对我来说却变成一种福分。”
从维熙的代表作《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从维熙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他们对其勇闯文学禁区表示支持。但打击也随之而来,像文化界内部就有人致信《收获》,指责该小说是“‘修’爱伦堡‘解冻文学’的变种”,必须进行声讨云云。而他在山西挖过煤的一座劳改煤矿监狱的政委,自动对号入座,在山西省劳改局召开了声讨小说的会议,会上将小说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之作”。特别扎人眼球的是:在上报北京的会议纪要中,对从维熙的称谓依然使用“从犯”二字。
幸好,在当年的冰与火夹缝之中,孙犁给从维熙写去一封加薪助燃的信。孙犁告诉从维熙,他是连夜读完 《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在赞美小说之余,得出的结论是:“从文学的角度上讲,20年的苦难生活,对你来说得大于失。”“有他这一句话,我似乎更坚定了自己的文学恪守。那就是:以真为镜,以史为魂。”从维熙说。
对话从维熙:
写苦难太累,以酒解脱 让人落泪的作品太累人
广州日报:在年过8旬之际,您为什么要写与酒有关的小说?
从维熙:其实,我这几十年的写作,是我二十多年的劳改书。这种情况下,让我在困顿的环境里,最提神的尤物就是美酒了。没有这二十多年我也不可能写出什么来,也就没有现在的《酒魂西行》。
上世纪50年代,我写得比较风花雪月,属于俄国文学那样类型的。生活的一番变化后,我自然而然就把苦难的东西写出来,就写成了像雨果的《悲惨世界》。写着写着,我自己也感觉太累了,在这过程里,我想到能不能找到一点让自己轻松的东西?
我脑筋一转,就转到汾酒、竹叶青。于是告诉自己来点魔幻吧,来解脱解脱自己,于是两颗酒魂活了。他们就在人间串来串去,看人间万象。让人不断落泪的作品太累人,就让自己寻找一点轻松吧。这就是《酒魂西行》出炉的前后经过。
“东方酒魔”
广州日报:我在《中华名人与酒》这本书里看到您有一个“东方酒魔”的雅号,请问这个称号有什么来历和出处吗?
从维熙:那不过是国外同行的谬赞罢了,倒不是说我的酒量有多好。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想说一点,酒格是人格的折光,酒魔具有X光和手术刀的透视和剖析人五脏六腑的特异功能。
1985年,中国作家团出访日本,受到日本文友的盛情款待。团内几个人皆为厌酒之人,因而每次在餐桌上的礼仪周旋,我自然就成为抵“矛”之“盾”。使我永生难忘的是和日本作家水上勉的一场酒战,对杯近三个小时,餐桌上只剩下我和他及翻译陈喜儒三个人,还没停下手中的酒杯。最后,水上勉先生终于舌根发短,挂出了免战牌,并赠我“东方酒魔”的绰号。此绰号被载于日本当地的一家报纸上,这真比我分娩一个婴儿——出版一部小说,还要爽透!
广州日报:听说您酒量很好,那么您有过有趣的醉酒经历吗?
从维熙:我的饮酒生涯中,有过三次大醉的记忆。第一次是在1982年春,访问澳大利亚归来,刚刚到广州,就忘我地一饮而醉;第二次,是在1991年冬,电视台陪同我回访一个昔日我所在的劳改农场时,大概是由于过多的悲楚往事一起涌入我的心扉之故,我醉倒在那块我曾付出过汗水和流过血水的土地上。在台北是我几十年来的第三次醉酒,仔细追究我醉酒的缘由,不外是出于两岸相隔了几十年,手足情浓的感情因素所致。
1998年10月28日,我们一行文友抵达台北访问的第二天,受到了台北朋友的热情接待。同行的文友中,善饮的莫言、苏童、余华等都被分在另一桌进餐,与我同桌的王巨才身体不适,而老弟张炜又属于滴酒不沾的君子文人。只有我与台湾文友一杯杯地对饮。在我的认知里,多数大陆白酒度数最高也不过五十几度左右,与之对上数杯,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没想到,最后我是醉倒在“深水炸弹”(将白酒连同酒杯一起沉到台湾产的生啤酒大杯,然后一同饮下)中。
事后我很感悟,久别重逢,双方皆一醉方休,那本身就是一篇浪漫的文学。
文学不是“安琪儿”
广州日报:“李白斗酒诗百篇”,您的酒与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关系?
从维熙:作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应该是醇香的美酒,而不是随波逐流的混浊之水,特别是作家自身,如果只会做附庸时尚的应时小卖,当文字筑造起来的四季时装模特,最终营造的怕是一座文学的空巢。
文学天生不是安琪儿,它需要酒性、酒胆、酒威,因为它一旦孕生在你的心底,便产生冲撞另一个自我的伟岸力量;即使自我禁锢的丝僵如铁,也会在这种焚烧和冲撞中断裂——这有一个基点,就是对艺术追求的痴迷和坚韧。
看书让人保持接受新事物的状态
广州日报:您年轻时在《北京日报》做过记者,作为长者和行业前辈,您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
从维熙:记者也算是文字工作者,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读书,且读好书。
我读书主要是青年时代,一开始尤其喜欢孙犁,后来随着我人生境遇的变化,在“大墙”内我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等激励内心的书,因为这些书在困境中给了我生存下去的力量。进入历史新时期后,我开始关注新时期青年作家的作品。
因为每个时代的人经历的事物不一样,只有看书才能让自己总是保持在一个接受新事物的状态,尤其是对新时代新思想的接受。多看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品,感受不同时代的特色,学会不同的思考方式,这对青年人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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