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古老的中华帝国遭遇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晚清重臣李鸿章曾说，中国当前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中国仍处于这一转型的时代关口。

毫无疑问，中国的传统士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转型的影响。自晚清以降，中国的传统士人开始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及至民国，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然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巨大考验。在他们以自己的意愿和选择对新政权表示了拥护之后，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思想冲击，显然为他们始料未及。

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在政治上都是绝对认同共产党的方法，他们都是年过四五十甚至六旬的人，仍然要千方百计地跟上这个步伐，并且因为跟不上这个步伐内心很痛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一切应该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

我其实不是做知识分子研究的，很大程度是因为要研究共产党的建国史，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涉及知识分子。但是我不是从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概念出发来做研究，其实我是希望看一看作为人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新的政治浪潮出来的时候，他们怎么应对。我们都知道建国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经被打入了所谓臭老九的行列，很多人遭受不白之冤，一生甚至都陷入到混乱之中。为什么1949年前和1949年后会发生这么大的差别？哪些是政治原因，哪些是个人原因，哪些是其他一些因素造成？这是很困惑，也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所以我找了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个人物，然后做了一个个案解读。研究他们整个人生，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历，以及他的思想，出于什么原因发生了这种变化。透过这些故事，我更多的是希望展现那个时代。

这涉及历史评价的问题。所有的人在每一个不同历史潮流当中，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自身的人性支配，人性里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每个人都会表现出自己各种各样的特色，问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和制度怎么去正确引导。

上个月我看过一个美国好莱坞的片子《悲惨世界》。我在“文革”的时候看过雨果的小说，当时没有太多感情的触动，但是在上个月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掉眼泪了。为什么？因为《悲惨世界》里面展示的很多人物，所呈现出来的悲惨活生生地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里面的主人公冉阿让，与我以前在监狱中一起生活的一个犯人情况非常相似，后来，这个犯人竟然被枪毙了。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主教”，去启发他良性的品质，让他有一个发展空间，引导他去走上正确的路？

《悲惨世界》中的故事是19世纪初，那时候的欧洲资本主义，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物欲横流的社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上世纪形成这么大影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太野蛮太腐朽了，贫富差距太大了，想进行社会改造必须通过革命，没有其他方法。所以，像法国那样的文化背景下，革命是很难避免的。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历了一段所谓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也是相当残酷。如果读过《包身工》，你就会知道那个年代上海工厂的情况，其实跟恩格斯在1844年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里面揭露的状况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次并没有完成，如果不算上1949年以后50年代集体化国家国有化整个过程的话，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发现还在走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

我在书中反映的时段，是一个革命动荡、变化改造的时代，所有人想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怎么样，民族怎么样。留在大陆的大批知识分子都认同，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得多，给中国带来了希望。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个人，其实在政治上都是绝对认同共产党的方法。但是我们在看待这些情况的时候，还要注意到，他们都是年过四五十甚至六旬的人，其思想转变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过程。他们的改造跟不上政治的决策。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跟上这个步伐，并且因为跟不上内心很痛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一切应该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

共产党给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美好的远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共产党是对的，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就用这种方法来批判自己，尽管很困难，他们还努力去做。但是，事实结果我们非常清楚，任何一种方法，任何一条道路都有局限性，何况我们早期的道路本身就发生了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所有知识分子必须要通过改造，适应这样一种政治道路和方向，最终的结果就只能用运动的方式。我们今天的人，在看到这些悲剧性历史的时候，都应该抱一分同情理解的心情，因为哪个时代都不可能真正地发现和了解未来会怎么样。

我希望，所有能够读到这些历史的读者能够多一分反省，能够通过过去人的故事提醒自己，当别人告诉你说集体最重要，一切要服从的时候，你要不要去伤害别人？我写这本书感觉最痛苦的一点，就是一些人在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伤害他人的尊严和权利。他们也许不是刻意的，也许没有感觉到自己良心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客观上确实主张了这样的一种伤害。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醒自己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我们应该重人性，讲人道，护卫我们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