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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前后,有五六年时间,缪哲赋闲在家,“闲得发慌”,看几页闲书,译两三段文章。但这闲中,却出了几本好的译著。他不是英语科班出身,也不研究什么翻译理论,更无名师指点,对翻译只有朴素的看法:得不得体。他的译作《塞耳彭自然史》、《钓客清话》、《瓮葬》、《美洲三书》等都是上品。
我们的交往一开始是从“古典”开始的。1992年元月我收到缪哲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去年写信给何(兆武)先生,求他帮我找一家出版社接受我的一部译稿The Compleat Angler……何先生回信让我与您联系……只是我不敢对这本书抱什么希望,何先生在信中已有过‘预警’:‘古典书没有行市。’”“喜欢‘古典’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有时只能‘空抱后时之悲’。”
我的大学教育一开始就被希腊罗马史俘虏,由此也爱上了吉本,18世纪的英国史学家。后来我知道这也是缪哲的挚爱。这大概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为什么声气相投。我们的相识、相惜、相知便是从这么一封信开始的。很多年后,他写了一幅对联送我:“结友幸识管夷吾,刻书最爱卢抱经。”不妨看作我们友谊的一个记录。
我不记得回信写了什么,从他的第二封信看,大概是我对他的信作了积极的回应。
他自报家门:“我在北大本来是学中文的,在86年毕业时,一位美国同学留赠给我一大批西方传统人文类的书,因想看看能不能懂,所以才下了点功夫学外文。后来兴趣‘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几乎忘了自己只是个半路出家的人。”他对学外语的实用之风也很不以为然,斥之太过实用,追求速成,“决不是欣赏另一种语言的美丽,或通过它进入另一个民族的精神”。
他的几节试译稿:The Complete Angler(杨周翰先生译为《垂钓全书》,缪哲以为无论就书名还是内容都不妥帖,易使人望文生义,而当成垂钓的技术指南,他当时译为《完美的钓鱼人——或名沉思者的消遣》)的确让人吃惊。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译文却如此的典雅老到,那文字的贴切和准确让我起了看吕叔湘先生翻译的《伊坦·弗洛美》对照本时的感觉,虽然后一本是小说。这部稿没能在湖南出版社出版成为我的心病,试译稿和原书我一直留着并带到了广东。
1995年我到花城出版社后,抓差让缪哲重译过《鲁滨逊漂流记》。这事现在想来都有些好玩。他对此并没兴趣。开始约时,他问:已经有了译本了,重译干嘛? 译完,他又写道:“《漂流记》译稿呈上。弟平素不大喜读小说,所以译起来也没什么兴致,不好是肯定的了。译文中大错可能没有,小错却不敢说。”很多年后,他似乎完全忘记了曾干过这么一件事。
从他翻译的书目看,都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为什么,他在“好书无秘密”一文中说了出来:“还有本于我关系很大的书,就是杨周瀚先生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这一本书,却激起了我对17世纪英国文学的好奇,后又波连于18世纪。先是文学性的书,后及于历史。”而国内漏译的英国的书以这一段最多。
为了翻译出版古典图书,我们倆折腾了好多年。这里摘1996年他写给我的讨论此事的两封信,可见他的博学和用心。
“兄此套书的宗旨,弟以为甚有见地。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实在是不足取。所以凡有风格而非讲故事的Prose,一般来说都是可以考虑的。但侧重点应该是那些有思想、有感受、有笔法的文字。弟惟以为10--15万字一册篇幅过小,因为所选作品中有些是会有许多是完整的work,而不仅是miscellanies, 所以,如果强定字数,怕割裂原作,甚至不得不舍弃。……如Boswell的Johnson传,弟以为是非选不可的。而且要全译本,而此书译出怕有60万字之巨。至于第一辑所选作品,弟想及的有下列数种:17century的有R. Burton的《解剖》……Thomas Browne的Religion Medici和 Urn-Burial……另Milton的散文也可选一册……其余17世纪文字,可补入以后几辑。18 century当然应首选Johnson传,但如上所言,部头过大,不知有无法子想。余如Spectator(可选一册),Dr. Johnson的也可选一册(从Lives of Poets, Rambler,词典序言),Dryden的Dramatic Essay也很有名,但弟没有读过,仅读过一两篇,所以不敢妄言。另有Edmund Burke,他最著名的当然是关于French Revolution的一束书札,不过他的其他书札也很漂亮,还有一些演讲和Essay……19世纪此类作品较多,如Lamb, Keats的书信均是好文字。Coleridge的Biographia Literaria也甚有价值,John Ruskin的The Stone of Venice也很好……19世纪尚有Macaulay,弟读他的书较多,England史不必书,他的著名Essays都与历史有关,不知读者有无兴趣,但可以放在后几辑考虑。英国一时想到的就这些。其他文字弟所知不多,但弟最希望古罗马的一些文字能有人译出(如Cicero的)。传记中有意大利Renaissance后期的Cellini的Autobiographer……最好能从意大利文译出。另前几年读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见Flaubert致 George Sand的书信全集书评,从摘录的内容来看,甚好看,兄也可考虑一下。”(广州邮戳:1996年7月22日)
“12、13日信收悉。Religious Proses弟未见过选本,前些年读17世纪时有所涉猎,这种文体也以17世纪为盛,如John Donne,Jeremy Taylor等,如选得好,定可观……我想这种选文一事,是‘会者不难’的,只要找到合适的人,又有大量的资料可用,应该易办一些。至于名字,我想有两种办法,一是就此类体裁想一个,二是待选文出来后,再从选文中找一篇合适的,用其题作此书的标题(再加副题说明),而且弟倾向于后者。因为凭空想是很难的。海明威取用的John Donne的For Whom the Bell Tollth一类的标题,选文中当有许多,所以第二种办法既容易,且易见功,包括禅宗的选文亦可如此。空想的题,弟说不好,如选圣经典故(如‘沙地之盐’之类),怕国人并不熟悉这些洋典,不易看出与Christianity有关系。”(广州邮戳:1996年12月24日)
前一封信谈经典作品,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后一封信讨论一是译者怎么找,选本怎么选,二是书名怎么定。这些多少可见我们在这套书上的梦想,这事折腾的结果是“经典散文译丛”,落定的第一部译稿是布朗的《瓮葬》。但现实是,这份书目最后大多没有实现,找不到译者是一大难点,另外,我们的计划是先将那些没有译介过的作品出版,待有些规模,再出版那些已有译本的名篇名作,而到后来一些作品在寻找译者的过程中,因过分偏执而无结果。
让人无可奈何的是,1998年4月《瓮葬》的翻译近完成,却因他的大学同学搞了一套译丛,他来跟我商量。缪哲虽读圣贤书,确是颇有些江湖气的,朋友需帮忙,而我这边也还是有选择余地。他提出为我们译Angler,这是个颇愉快的提议。
1999年9月缪哲来信谈译事,对他的工作进度和状态描述到:“Angler 进展尚顺利。一般在下午和晚上10点前进行,每天可得600—1000字。”2000年2月缪哲寄来《瓮葬》。在信中,他写道:“译书真是‘遗憾的艺术’,见样书后,颇多不满意处。译得太紧张、太板滞了,稿子送出后即有此感,故在译《垂钓》时稍稍放松了些。但主要还是《垂钓》本身的调子轻缓,才有以致之。但完书后,不满意处恐怕有很多。……弟在译John Donne传,六月前全书可完成,这一次译书的经历,较前次愉快颇多。”2000年7月,他来信,说:“《垂钓全书》已完成,昨天下午刚打印出一份样稿,还有些小问题,我在样稿上校改一下。……Wotton传终于没弄到。故只译了Angler, Donne的传和安德鲁郎为欧陆版的Angler作的导言,这样下来,已近23-4万字。” 这里,书名怎么定,还没到议事日程上来,用的仍是杨周翰先生的旧译。 另一封信里,他对译文的风格特别作了说明:“稿子因求简洁,故译得文了些,不大合通行的标准……弟自觉其他尚满意。” 关于书名,后来推敲再三,最后选定了《钓客清话》。
那段时间,缪哲“颇落寞。因报社管理的问题,工作已无可为。终日在家看孩子,看几页闲书,心里有失业感,愈行消沉。”我们虽神交多年,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多次邀他南下广州,他也有过计划,总不能成,这时本来是好时候,但他却说:“一切都提不起兴致来,想到出门就心烦,只想在家里猫着。”
缪哲是有个性、有江湖气的学人,合得来,则一切好办,合不来,则不作商量。落寞的原因,大概也是调侃作弄不尊重领导,几位哥们干脆撂挑子不干了。这便是他《祸枣集》中所说的:“在被人威胁夺下‘五斗米’时,又‘挂冠’而去,一道‘回家再读书’了。”我正苦于《塞耳彭》没合适的人译,心里也早想着等他译完手中的东西,试着让他接着译。看来也正是时候。他一口应承了下来。当然,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他对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好奇。
其实,这几年是缪哲丰收的年份,《瓮葬》和《钓客清话》出版,在读书界引起了关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看到后,跟他联系,邀约他译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因为跟我的约定在先,他提议译《威尼斯之石》,最后出版的是《美洲三书》(这是他这段时间的另一部译稿,应邀翻译,还没译完对方毁约)。关于此事,他特别来信说明:“我俗情不能免,不愿放过与这个大名头的出版社合作的机会,想兄可以理解的。但《约翰逊传》如贵社要出,我一定以吾兄的要求为先。”
我对《塞耳彭》充满了期待。所以在寄书的同时,写了封信,问及译完需要多长的时间,《鲍斯威尔传》《罗马帝国衰亡史》如何计划等等。缪哲回信:“Selborne几时能译完,颇不易说,弟以为这种需要文风的书,没情绪不宜强译。事情容易说明,传达气氛则费斟酌。但我将争取快一些,看到书后再说吧……Boswell的Johnson传和Gibbon的Decline and Fall,是弟多年来一直在读,并有心一译的,这本书文风开张,很不容易传达。若要译,弟一定当一件大事来做,但需做情绪上的酝酿,文风上的准备,且时间不能赶急。多年来一直未敢动笔以此。”
缪哲从来没说过什么翻译理论,但对于译什么,怎么译,却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翻译理论是翻译完之后理论家们总结出来的,对译者来说,重要的是能不能表现原作的风格。最近,我们在电话中谈及这事,他说:“就是,翻译是很具体的事,只有译得得不得体的问题;好像杨绛有过类似的观点。她译的《堂吉诃德》从字面上来说,不如另外一个人准确,但看了她的译文,觉得那才是堂吉诃德。”最近读到黄裳译著的跋语:“我没有什么关于翻译的一定的理论见解,只是一点经验,我当然相信信达雅的标准是重要的,前二字是不成问题的,我有兴趣的是这个雅字,我想这就是‘风格’,凡是可流传下来的译作,都应有自己的风格。”缪哲的译作是有自己的风格的,正是可流传下去的本子了,我想。
除了风格之外,《塞耳彭》还给他出了一个难题。“这书中最令我头痛的是名物的译法。其中有许多是我按一本讲拉丁文命名法的书生造的(因为查不到),所以我译稿中保留英文或拉丁文的部分,务必要留下来,以示‘不敢自是’之意。”名物的处理,是翻译中的难点,记得当年我跟邹崝华一起组织《昆虫记》全译本的翻译,好几个译者看完书后,都打退堂鼓,原因是里面名物的翻译太难。第一版出来后,因为错误不少,马上请中科院的张广学院士组织一个班子审校。缪哲在名物的处理上,颇见功力和智慧,也反映出了他的严谨。
译者难找是一个难题。我从事译文编辑时间不少了,一开始是朝知名的去,当然难。有一次费了千辛万苦成功了,拿到的稿,却让人失望,有一种名实不符的失落感。找译者成为我的心病。这次经历让我在这套书的译者上下决心,不看名气,看译文,对照原文看。吴尔夫的《普通读者》列入丛书第一集书目。我见到的翻译中,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英美文学室主任黄梅女士翻译的两篇颇得吴氏的风韵,于是直接写信跟她约稿。我相信,我们这套书的译文质量,缪哲是一个标杆。为了加重约稿的分量,我随信寄了一册《钓客清话》。不久,接到回信。她在信中说,“翻了翻缪先生的《钓客清话》。未对照英文,只是凭对中译文的印象是的确出手不凡。其中的国语功力,非我等能及,令人起敬。”又说:“能和缪先生等同列一套丛书虽是荣誉,我仍存不少疑虑……”尽管数了个一二三,但却不是那末断然的拒绝,于是“趁胜追击”签下翻译合同。2003年,《塞耳彭》出版后,要参加全国的一个评奖。我请黄梅先生写推荐,很快得到回复:“遵嘱写了一推荐。我找来英文本对读了几段,缪先生的译文准确度也是很高的。对译文的典雅,我本已很钦佩……推荐不长,但大体表达了我的想法。”
推荐文只有500字左右,分四个自然段。其中第二段最长,对译文作了评价:“该书的描写对象是作者家乡的自然环境,涉及山川形势、天文地理、花木虫鱼,专用词多,难于翻译。缪哲先生的译文却畅如行云流水而又相当准确贴切。可以说(总体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为译中上品。特别是译文文体古雅而不晦涩,宛然有《徐霞客游记》之风,得当地传达了原著的韵味。我个人知识有限,不敢称绝无仅有,但有把握说这是近两三年里最优秀的译作之一。”
但后面的故事却更加有趣,甚至是传奇。这之后不久,黄梅老师来电,要缪哲的联系电话。后来我才知道,她约缪哲到了北京。那天陆建德先生也在。黄梅问有没有想过来北京到外文所工作?而陆建德则跟他讨论了刚刚在商务出版的《美洲三书》,说柏克的东西难译,主要是他的文体、文气、雄辩很不好表现,而缪哲的这个译本处理得不错。黄梅又谈起了《塞耳彭》的翻译。说译文大多很准,唯有一处译错,把该词18世纪的意思译成了现代的词义。又问他,家中是否有The Oxford Dictionary。 没有,需要时会去图书馆查阅。黄梅说,家里有一套闲置的,是80年代去美国考察时购置的,现在因为有了电子版的,没有人再用了。若不嫌重,可背回去用。
这故事,让我想起了古代士林宝剑赠英雄之类的传说。
我们还一起策划过一套知识读物,最初他建议用“闲书八品”,后来套用哈佛出版过的一套丛书,命名为“三尺书架”。这书我们反复讨论,丛书的总序也是他操刀写就。我们还一起到北京等地的版权代理机构看书选书,他却没再参与译过东西。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所坦露过,他做翻译是“颇以‘传经’自诩,深感有益于人、有益于世。”但环境逼人,不得不寻求改变。先是读中国美术史的博士,之后到清华大学读艺术史的博士后。然后,他在清华的导师方闻教授安排他到了浙江大学筹建博物馆,从此就陷入了他所称的“打杂”状态,读书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隔一段时间通电话,每每问及翻译的事,特别是他计划翻译的两部大书,总还是于心戚戚焉,虽满怀憧憬,但却说得等“痴儿了了公家事”。鲁迅诗云;无聊才读书。大概著译和读书都是需要时闲、神慌的,也就是所谓的寂寞吧。
收入的微薄和院所的歧视大概也是他无法尽心著译的原因。有一次,他借谈约翰逊博士的机会,发泄了一下心中的郁闷之气:
“盖译书之苦,虽与编字典差不多,但报酬之低,遭学术机构的蔑视(不算‘成果’),却又甚于字典的编纂。乃知九泉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荠。写文章的人,不哀怜译者吃兔子料,却求为千里足!我怕天下的译者们脸皮薄,被人一数落,就潜心译书而至于饿死,或惹恼学校当权的诸公,连猢孙王的位子也保不住,便把约翰逊的旧事,翻出来说一说。并把他的话抄在底下,与天下的译者们共勉:我不怕你们骂,也不稀罕你们夸!”
不由得想起了今年元月见到赵丽雅(扬之水)老师,我无意中谈到自己现在是成天忙碌,很期望朋友缪哲描绘的境界,闲得发慌再读几页书。她有些吃惊,你认识缪哲?那可是典型的“坏小子”!当然是玩笑话,她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桑奇三塔》还请缪哲写序呢。也许这便是“坏小子”的本色了——不会循规蹈矩,也不会把怨愤闷在心里。
似乎还不过瘾,他又写了一篇东西,由古今中外译书人的待遇,说到现在的可怜,最后出粗话道:“去他妈的吧,老子不干了!”
真希望“坏小子”不妨继续“坏”下去,而作为翻译者的缪哲却不要这么消失。
20130424初稿
20130709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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