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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在我看来,是奥威尔描述过的那类“好的坏书”里值得严肃对待的一本。说它坏,是因为它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偏狭:偏狭的情境、偏狭的人物、偏狭的“善”与“恶”;之所以觉得它“好”,是因为在咱们这边,它是能充当一种“思考基点”的角色的:读过的人多,群众基础好——— 很多人觉得自己过去、现在、未来已遭逢或将遭逢《一九八四》猛力抨击的那种极权政治——— 因此,大家讨论、阐释起来,不仅不陌生,还有情感上强烈的“共通性”、“亲缘性”,非其他大部分书所能比拟的。不过,遗憾的是,这些讨论、阐释,往往只追求一种情感上的宣泄,《一九八四》,似乎只与某一类电视节目有一般无二的功用。不过,偏狭的书并非只带来偏狭的效果,作为“思考基点”的《一九八四》,可从多方位多角度来探讨,可放在无数把放大镜下检视。因此,《〈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这样的书,是非常值得欢迎的,它能提供更宽广的探讨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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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一九八四》问世50周年之际,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开了一场研讨会,美英16位学者、作家提交的论文组成了这本《〈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学者中,有中国读者熟悉的玛莎·努斯鲍姆、理查德·波斯纳、菲利普·津巴多等人。努斯鲍姆是哲学家、伦理学家,波斯纳是法官、法学家,津巴多是心理学家,此外还有小说家、美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媒体分析家、儿科与医学教授、政治学教授。不能说篇篇精彩,但读者想听到不同的声音,是有保障的。集中文章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理论家霍米·K·巴巴的《双重言论与一个人的少数》,历史学家阿博特·格里森的《冷战时期的清教和强国政治:奥威尔与历史客观性》,经济学家爱德华·S·赫尔曼的《从英社、新话到美资、美国正义论与商话》。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理查德·A·爱泼斯坦那篇《文学作品能起到社会科学的功效吗?》有些观点我不能完全同意,但我建议我们那些自尊心强、接受力弱的文学家、文艺青年都读一读。《〈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中的一些文章,或有背离具体历史情境处,或有“过度阐释”之嫌,但这种背离、这种过度,有时迸发出精彩的思想火花。基点,有时就只是基点而已,我们大可走得远一些。
奥威尔这个人,很容易就让人觉得是直线一条。也许直线真是直线,但上面打了很多死结。存在一种“奥威尔悖论”,简言之,即他批判的,他也奉行着。他是真批判也是真奉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中,理查德·A·爱泼斯坦等人指出,在心理学层面上,奥威尔有一种“极权冲动”,写《一九八四》,有一种弥补作用;霍米·K·巴巴说,在名文《政治与英语》里,奥威尔称欧洲独裁统治败坏了语言,应“净化”与“整改”——— 事实上,奥威尔自己在《政治与英语》中用的比喻就充满了对极权暴力的想象。此外,目力所及,雷蒙德·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奥威尔的传记作者之一杰弗里·迈耶斯也都指出过奥威尔身上的这种矛盾之处。伊格尔顿在《二手的浪漫派》(R each-M e-D ow nR om antic,刊《伦敦书评》2003年6月19日号)中说:“(奥威尔)憎恨政治明星崇拜,虽然他刻意地孜孜不倦地营造自己的公共形象。”关于这个问题,我读到过的最有意思的论述,出现在汉学家西蒙·黎斯《奥威尔论——— 政治的恐怖》中。黎斯说:“在心理学的层面上,他(指奥威尔——— 引者注)甚至敢说‘对法西斯主义表现出最透彻了解的人,或者是深受其苦的人,或者是本身有法西斯倾向的人’。在奥威尔身上发现这样的倾向也许不会太难。但是,这样一种心理分析不会有很大用处,而可能是引人误解的。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仅仅是,奥威尔令人钦佩地能够在自己身上发现他所揭露和反对的弊害,而且能够从内部来认识。”我赞同黎斯的看法,单单指出这样一种心理现实,意义不大。“奥威尔悖论”,绝非奥威尔独有。黎斯的论述中,还有一个问题:既然那种显而易见的心理现实是存在的,意义是不大的,但为什么怕指出来会引发误解?会引发什么样的误解?误解了,又会怎么样?说到底,这里有一个形象的维护问题。黎斯对奥威尔可谓推崇备至,赞美的话说得极满。他说,在奥威尔身上,言行一致到了没有“丝毫差距”的地步;奥威尔真实清白,作为作家的他和作为人的他,“完全一致”。我想,所谓圣人,怕也不过如此。黎斯怕什么?怕我们从奥威尔身上看到的矛盾,和他说的“完全一致”发生了冲突;怕多指出一点点现实,奥威尔的圣人像上就会出现裂痕。可是,哪个人身上没几条裂痕没一点矛盾?可悲的是,黎斯对奥威尔的看法,代表了很多中国读者对奥威尔的看法。奥威尔并非完美无缺的娱乐明星、政治明星。
很多时候,奥威尔的看法是对的。他这样评说萨特的《反犹者画像》:“他在全书中暗示,反犹者总是同一类人,一眼就看得出,而且在行动上始终都看得出。实际上,我们只需稍微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反犹主义是极其普遍的,并不限于任何一个阶级,尤其是,除了最严重的情况外,都是时断时续的,但是这些事实并不符合萨特先生的对社会的原子化观点。他等于是说,没有个人,只有不同类别的人,诸如工人,资产阶级,就像昆虫一样,都是可以分类的……这种书的纯效应也许是使得反犹主义比以前稍微更流行一些。”(转引自《奥威尔论——— 政治的恐怖》)奥威尔本人,很不幸,再一次成为他自己的靶子。《一九八四》,不正犯了奥威尔指称的《反犹者画像》犯下的那种偏狭之罪吗?“就算‘邪恶’一词仅指国家,不包括民众,但这种将邪恶的‘他们’和善良的‘我们’极端化的做法,就是奥威尔式的惯用手法,即将各种复杂的冲突简单化为道德圣战。”(努斯鲍姆语,第318页)在《如此欢乐童年》中,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奥威尔都曾提醒读者,在他笔下,难免带偏见,事实或被扭曲;写完《一九八四》,奥威尔也曾说,他并不相信书中描写的那种社会一定会到来,但与此相像的东西可能会到来。但是,浅薄的读者,完全无视奥威尔的声明,将他所写的,一股脑当全然的“事实真相”接受下来。不过,这也不完全是读者的错。在我看来,奥威尔的“声明”是一回事,“声明”之后怎么说怎么做又是一回事。
我们的世界中,存在什么样的更普遍的奥威尔设想不到的极端权力形式呢?《〈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中,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法学教授罗宾·韦斯特那篇《性、法、权与社会》里,有一段话可供我们参考:“无论如何,共产主义并未取得全球性胜利———真正胜利的是市场经济。正是这个事实,使得我们研读《一九八四》时心下不免有些糊涂……试想:与奥氏预言相反,也许,根本不是国家集权,而是公民个人、社团联盟、宗教组织、少数族裔亚文化体、跨国企业的‘私权’集 权 ,才 是 我 们 现 今 所 面 临 的 最 大 危险?……也许,根本不是政府的控制,而是公司广告部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冷嘲热讽、戏谑中伤,才是我们追求自由语言、事件真相以及信息真实的最大威胁?”
作为“冷战文学”的《一九八四》,未来如何?这个问题,我在《〈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中,只看到理查德·A·爱泼斯坦一个人的明确答复,他说:“我敢预言,《一九八四》将被继续传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逃不过成为明日黄花的宿命。我的同龄人———五十岁以上者———仍不时地想到苏联的威胁,因为我们共同经历过,明白其中的风险。但我们的下一代,以及——— 我希望——— 他们的下一代,最好不要再把《一九八四》当成警告或者预言。它对人生的阴暗描写离我们十分遥远。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它不能再激起当代人的恐惧感,虽然有可能引发我们的无限遐想。毕竟,如果我们能有效地维持法律、经济、政治机构之间的协调运转,那么,一部文学作品失去影响力并不足惜。《一九八四》,将只是奥威尔的遗物,而不是我们未来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一九八四》不太可能成为明日黄花,因为偏狭之力实在太过强大,也太过容易为人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继续读《一九八四》,批判性地读,创造性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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