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活版印刷到电子照排

1980年代，是个极为特异的时代。

1983年我作为编辑最初着手的单行本——池上嘉彦的《诗学与文化记号论》还是活版印刷。而在1986年刊行的《写给高中生的文章读本》中，则已经将包含小活字的语注的在内的排版进行电子照排了。

活版印刷，需要有熟练的工人。就是挑拣出一个一个的铅活字进行排版的排字、排版的印刷工们。他们获得了仅次于编辑之后能够阅读著者原稿的职业上的特权。正如“门前小僧念经，不学自会”一样，学历不高的“排字的小僧”们积累知识、不断思索，宣布了日本劳动运动的开始。以印刷所的争议为主题的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1929年），成为从印刷工转身劳动运动、无产阶级文学的著者的代表作。

向电子照排的转换，给这样的“手工工作”的长期传统画上了句号。熟练的职业工人们被在键盘前输入的操作工所取代。

然而，电子化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果。那就是，再也不是由铅块构成的无法通融的版面，实现了自由且复杂的版面。而且，最大的成果就是让生活在东亚文化圈的我们意识到了“汉字”之美。

第一平装本革命与些许的抵抗

例如，通过文字的精心设计来革新书籍设计的杉浦康平们的工作，通过正文排版的电子化，不仅体现在制本、装帧部分上，而且也渗透到了版面之中。能够实现这样的精心设计，限于有着一定尺寸的纸面（B6?A5开本）。

然而，1980年代中叶以后，日本出版界一齐进入了平装本的时代—— 一般而言，与其说是平装的制本，不如说是指文库（A6）开本的版型大小。获取版面的自由也瞬间再次使得与活版同样单调的长条排版有了一定的变化空间。能够体现设计者与编辑的构思的书籍制作，成为极短时间里盛开的“谎花”。

我手头有拍摄了19世纪巴黎的资产阶级的室内的照片。视物品的交换价值最大化为至上命题的资本家们，象是寻求其补偿一样，用古今东西的收藏品填满了自家的屋子。

日本的设计者们对于在这一期间所成形的版面的执着，无疑是对正在发展中的平装本化的些许补偿行为。与那张照片的主人沉溺于交换价值的对立物——使用价值的极端“无秩序”的收藏如出一辙。

瞥一眼出版统计，可以看出文库一年的新刊数，1990年约为4000本，2000年超过6000本，2009年以后竟然达到8000本，20年间膨胀到两倍。另一方面，销售册数并未超过1992年的3亿册，2010年为2.1亿册，减少到顶峰时期的7成。新刊数为两倍，而销售数为7成，所以，一册新书的销售为三分之一。

顺便说一句，我们筑摩书房进入文库市场是在销售数还在缓慢上升的1985年，是在被命名为“第4次文库热”中创刊的。

人文书时代的结束

日本型平装本渗透的时期与日本的人文书出版走向衰退的时期完全一致，这一点值得关注。

浅田彰《构造与力》（劲草书房）出版是1983年，中泽新一《西藏的莫扎特》（Serika书房）出版是1984年。被赞赏为“新学院派”的到来，现在看来，成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风潮先驱的就是这两本着作。

回想起来，以1945年战败为界的激荡时代，无论是对于统治的国家，还是对于要求政体变更的社会运动，首先需要的就是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社会科学的知识。战后长期都是“社会科学书的时代”。另一方面，要实现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学等缺乏速效性而需要更多媒介的人文学体裁的成熟，需要有危机与安定相对抗的辩证法式的时间的积蓄。

从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前半的15年左右，也就是从巴黎5月革命前后开始到那“后现代主义”席卷的时期，无疑形成了日本“人文书时代”的全盛期。

这期间的人文书的编辑，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将著者平时所撰写的论文与随笔编纂成册的方法。所谓的“编纂”的单行本中质量不好的，则反复提及同样事项等不完备之处随处可见。因此，从首尾一贯的视点进行叙述的“新写”的则被认为是上一个台阶。然而，后来发现“编纂”与“新写”的优劣论并非如此单纯。

“形式”规定“内容”

作一下出版史的回顾，可以说1985年创刊的“CHIKUMA文库”是受“后现代主义”风潮的影响而开始的。与以文艺书、社会、人文科学书为基础的岩波书店、新潮社、角川书店等老字号文库不同，对于不具有稳定体裁的新企划而言，要求有着解读瞬间风向的“后现代主义”的感觉，这正是时代的要求。

这样，“文库热”几乎是徒有虚名，注定其内容是空虚的。新加入者有必要喊着“什么都有！”的口号而进入，但是即便是各个大型出版社的文库（孤高的“岩波文库”是例外），这时候文艺的要素、社会、人文科学的要素也已经从其企划的基础上开始剥落。现在日本书店中极为猖獗的那种娱乐、跨媒体制作文库的开端就是始于这个时代。

文库这种开本，不仅显示了纸面的尺寸，还是便宜地设定定价、大量发行而占据书店点头的媒体，是所谓可以冒险的大型出版社才拥有的特权媒体。换言之，那也是可以标榜“大众性”的力量的象征。

像筑摩书房这样非特权、非大众的出版社参与其中，获得一定的读者——或者宣称特权的大众性——这成为一个不小的事件。这样，各主力出版社像决堤之水纷纷参加进来。其后，包含实用书、指南书等细分化了的商标文库的设立是必然的趋势。

还有，如前所述，以刊行册数的增加与销售册数的收缩为背景，招致了1990年代“形同纸屑的书”的洪流。标榜“大众性”的媒体任其欲望膨胀的话，内容为形式所规定，质转换为量，多义性收缩为一义性，也在情理之中（我们1992年创刊的“CHIKUMA学艺文库”是将这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暴力”转换的产物，有关这个的点评，限于时间，只好割爱）。

第二次平装本革命：新书的增殖

进入1990年代，等待着的是另一个平装本革命。这也是日本特有的开本——新书开本的异常增殖。自1994年的“CHIKUMA新书”、 1996年的“PHP新书”登场以来，各出版社相继进军新书市场。“御三家”（岩波书店、中央公论社、讲谈社）的根据地，大型出版社、主力出版社，更小型的出版社雪崩一样地蜂拥而至。自不待言，各出版社所追求的也是“大众性”这一特权。

有数据表明，“新书泡沫”开始的2000年，刊行出版社为20家，一年为800册。现在的规模超过了2000册。只是问题是不单是量的多寡。重要的是在乍看之下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混淆的题材中所推进的“大众性”这一点。

这样一来，新书在不断推出百万畅销书的同时，也导致了企划的荒废，读者的厌烦。新书的效用是使“新写”所带来的一贯论述成为可能，但是那未必保证丰富的内容，这一点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实证。完整地概括一个主题的“杂志感觉”的叙述，才是这一媒体所核心的要求。因为由此，即便能够获得著者所提供的“信息”，也不可能使得“经验”出现在眼前并得到融入身体。

这一“人文书的时代”的“编纂”实际上是出色的编辑形式吗？——这一怀疑现在在我脑海萦绕。例如，花上数年所不断写下的论文和随笔编辑成一册时的时间的堆积，那不就复式地表现出了著者思考的经验了吗？其证明就是丸山真男、西乡信纲、藤田省三这些社会、人文科学的泰斗的作品几乎是以这样的形式诞生的。

稍微有些离题了，但是请记住这一点，现在压迫书店的经营至几近崩溃状态，并从根本上动摇着出版界基础的，就是文库、新书这样低定价书的大量膨胀。

从“大众性”的桎梏的解放

2010年，被歌颂为日本的“电子书籍元年”。在3年后的今天，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元年”的征兆。那就是亚马逊（Amazon）开始发送电子书籍成为了巨大的推动力。

电子书籍的渗透，有可能一扫使得平装本膨胀的基本心性以及试图走向“大众性”的强迫性冲动——这一想法现在在我脑海起伏。电子书籍原本就不受开本的形式的束缚。不需要标榜“大众性”的形式，只是追求“泛用性”这一“形式上的0记号”的话，或许认为其已经失去了规定内容的能力也不为过。

从长达30多年的“大众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现在才刚刚开始。虽说如此，我们能否持续拥有适合纳入“泛用性”中的内容，不容乐观。

无论是纸质还是电子，书籍将来的重担正落在年轻编辑们的双肩上。以此期待之语作为致辞，结束我这个年长编辑的“讲谈”。

熊泽敏之（Kumazawa Toshiyuki）

1953年出生于神奈川县横滨市，1977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西洋史系，同年进入筑摩书房编辑部。1978年经历筑摩书房申请企业重建和公司事实上的破产，转入销售部。1981年进入编辑部教科书科，1987年进入“CHIKUMA图书馆（CHIKUMA Library）”编辑部，1990年升任该部编辑长。1991年企业重建法的破产保护期结束，筑摩书房重组。1993年至2000年任“CHIKUMA学艺文库”编辑长，以《瓦尔特·本亚明选集》（I－V）的新译本等20世纪西欧古典名著的译书为代表，企划了一系列的硬派人文书，吸引了大量读者，CHIKUMA学艺文库获得成功。1998年任编辑室次长，1999年升任为部长。2001年任董事编辑室部长，2004年升任董事编辑局长。2008年任专务董事·编辑局长之后，2011年升任为董事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