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总结

    知识产权政策战略顾问委员会（简称SABIP）委托开展此项研究，目的是为其研究规划制定提供所需信息。报告批判性地概述了版权和非授权复制的经济学理论文献和经验文献。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本报告还找到数字化进程中版权政策上的重点问题，简述了版权政策研究中需要探讨的问题。

    经济学家关于版权问题的理论著作，为研究版权对社会福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提供了一般性框架。相关文献研究了与版权相关的成本与收益问题。数字化有可能打破现有版权制度下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关系，需要开展经验性的研究，才能明确数字化对版权保护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经验研究不足以回答全部问题，但是能够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一些模板。研究看起来能够取得进展，特别是如果能够获得更好的数据。

    本报告提出两个版权政策研究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

     1. 数字复制如何影响版权作品的供给？
     2. 目前版权体制是否在技术转型中设置了障碍？

    经济学理论与版权

    本报告第一部分调查了版权经济学的理论文献。版权赋予创作者对作品的临时专享权利——大致相当于产权。在实践上，这些权利大多由像出版社这样的中间商购买并实施商业化经营。

    经济学分析是一种工具，用于判定版权，在无过度推论的情况下，其概念是否清晰、对象是否可测。经济学文献普遍认为，版权是提高版权作品供给、使其接近社会需要水平的一种方式。重点在于社会总福利，包括使用者和消费者对获得多样化供给的关切。这与版权的自然权利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自然权利观点强调创作者对其作品拥有不证自明的权利。尽管如此，经济学视角并不必然与自然权利观点一致，只要以下两点是正确的：首先，版权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取决于其他的目标和价值，例如市场竞争；其次，版权有清楚的目的，不管其功能是否有效率地实现，它依然值得讨论。

    折中与经验研究的必要性

    版权经济学的第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版权与折中有关。一方面，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创造性的作品，其供给量低于社会需求水平。版权体制将减轻这个矛盾。另一方面，经济学分析认为，与任何法律干预一样，版权除了有其价值还导致成本的增加。这些成本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版权限制了受保护作品的使用，包括用于进一步创作的使用。这就导致了生产不足和使用不足之间的折中关系，在这个方面，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同的观点。标准的福利经济学研究了版权作品的市场失灵问题，因为版权作品既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也有版权所有者的市场特点。从产权角度看待版权，就是把其视为一种毫不含糊的产权，为了达到市场效益最大化，将研究的重点放在降低交易成本上。

    版权如何具有合理性，以及版权保护如何达到适度水平，带来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是版权保护带来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是版权保护体制带来的内容获取成本、管理成本以及交易成本，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不同成本和收益的情况作比例分析，这是纯理论工作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一个特定的版权保护体制，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是否带来净福利收益，这是一个经验问题。

    尽管纯理论工作有其局限性，但是版权经济学理论的文献的确可为经验研究以及进一步的理解提供基础。

    短期和长期的效用

    版权的短期效用和长期效用可以是非常不同的。从短期看，版权给版权拥有者带来收益，由使用者支付。从长期看，任何由版权保护带来的增量供给，可能超过使用者支付的成本，这样，版权就有可能对所有利益方带来净福利增长（也就是达到一种帕累托改进）。

    但是，这种长期的效用并不总能在版权问题上实现。因为使用者包括了其后的创作者，所以版权并不是毫不含糊地给创作者带来效益，过度的版权保护甚至会减少版权作品的供给。即使不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例如在一些持版权属于自然权利观点的人看来——有效率的版权体制依然要在不同利益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其他观点以及对版权保护的批评

    经济学理论表明，版权保护体制能够为准公共信息产品提供市场改进。但是，最新的一些研究文献讨论了不同的观点，包括对版权保护的批评。

    批评版权制度，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无管制的市场最终将催生能够减少非授权复制危害的商业模式。可以采取的市场策略包括先行者优势、组合产品销售、版本多样化、价格歧视、甚至网络效应。

    有人认为，非法律干预可能比法律干预更为有效。研究文献中的相关讨论包括：对复制技术的使用收费、直接补贴作者、以及作者定期生活津贴和奖励等。所有这些办法都有问题，因为它们都取消了市场机制，采用了中央集权式的控制，至少是部分的控制。然而，因为近年来很多市场上版权保护制度存在顽固的弊病，这些替代方法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不仅如此，很多作者将版权保护制度视为当然，在克服弊病上采取了渐进改善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对版权制度的评判，首先是：版权制度不能为创作者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或者是因为创造力的激发十分微妙复杂，或者是因为版权收益大部分为中间商所得。其次，版权保护可能导致相关行业竞争程度下降，并限制技术进步。第三，现有版权保护体制倾向于为高度异质的产品和市场提供统一的解决方案。经济学理论认为，版权保护因产品特点的不同而效果迥然，但是更为灵活的体制又存在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因为涉及到额外的复杂性。因此，灵活性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持久的折中问题，任何暂时的平衡都有缺陷。

    数字化的影响

    版权的成本和收益，其相对分量随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什么是适度的版权保护水平，可能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可以肯定的是，数字化将不断改变很多版权作品成本结构和需求，将涌现新的相关产品和服务。这个过程将如何实现、以及如何改变版权保护水平，尚不清楚。

    复制技术的进步在版权经济学研究中是关键问题。数字化复制技术的传播，从数量上不同于以往的复制技术，因为生成和传播非授权副本的可变成本趋近于零。

    在版权经济学研究中，有一种倾向是更为重视数字化过程的深刻影响，而不关心与之并行的数字复制技术扩散和相关技术变革（和适应）。使用者如何创新传播和呈现版权作品的方式，很少纳入到分析中来。只要行业适应变化的潜力和使用者在版权作品市场上的创新潜力被忽略，就很容易形成偏见，支持实施更大程度的版权保护。

    评估版权的经济影响的一般方法

    经济学家通常对版权制度背后的原则有兴趣，对法律细节并不重视，法律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例外。这种研究方法开发出一般性的研究框架，用以研究版权保护制度对福利的影响。版权保护有很多维度，包括版权保护期、可接受的例外、以及执法的力度。不管从哪个方面研究版权保护制度，都面临同样的一组问题：首先，对供应者收入和使用者获取内容有什么直接影响？其次，对版权作品的供给和长期的创新性使用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般性的研究框架，其优势之一是：它可应用于各种受版权保护制度管制的行业，而无需改变基本的理论原则。

    总的来说，版权保护和非授权复制对供应者收益和社会总福利到底有什么影响，版权经济学付出了长时间的努力。但是，相关的理论文献并不能在没有关于市场的详细数据的情况下，获得对非授权复制产生福利效应的一般性结论。也不能就如何调整版权保护制度获得具体的结论。理论只是提供了评估框架，却不能替代经验研究。

    版权经济影响的经验研究

    有必要开展经验研究，因为理论并没有对版权政策提供坚实的指导原则，而数字化正挑战旧有的规则。近年来，开展了一些经验研究，本报告第二部分就考察了这些研究的文献。经验研究文献中的大部分都涉及非授权、数字化复制的影响。

    文件共享对录音制品市场的影响

    很多经验研究都探讨了录音制品市场上文件共享对收入的短期影响。大部分研究都提供了负面影响的数据，但这并不是普遍的结果，影响的规模也大相径庭。核心问题是：现有数据质量不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英国的情况。

    未来的经验研究应该超出“非授权复制是否从整体上伤害了唱片业”这样的问题。不多的几项研究探讨了数字化复制如何给消费者带来收益，它们发现，社会总福利得到了改进，因为消费者收益超过了版权拥有者的损失。

    其中核心的经验研究问题是，非授权复制是否在长期上抑制了版权作品的供给。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系统研究。

    版权保护的力度和版权作品的供给

     根据理论文献，版权对提高受保护作品的供给并不是直截了当产生作用的。历史研究表明，版权保护对提高作品供给作用有限，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绝少有提高了作品供给的证据。最近几项研究探讨了版权保护力度与提高作品供给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都没发现版权保护期延长或者数字复制技术扩散（实际上削弱版权保护力度）对作品供给产生了明显影响。

     关于版权作品供给的数量经济学研究面临实质性的困难。数据不公开是最主要的障碍，无法对版权行业开展充分的计量研究，关于版权作品供给的高质量数据特别缺乏。而且，很难讲版权保护制度修改造成的影响，与滞后影响区分开来。不仅如此，仅仅通过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很难评估供给的多样性和质量。

    经验研究文献的差距

    总的来说，现有经验研究文献并不能为版权政策制定提供充足的根据，例如打击个人的非授权复制行为应采取多大的力度这个的问题。几乎所有相关的经验问题都没有详尽的研究。但是，这个领域里应能取得显著的进展。

    文献上的差距，有4个方面尤其重要。首先，数字化复制对使用者福利的影响应更加充分地给予评估。非授权复制对版权作品的合法供应有什么样的影响，尤其值得研究。

    其次，几项针对数字化复制的经验研究发现，大公司受害严重，而小公司和新公司甚至能从这种非授权复制中获益。这可能表明，那种“一视同仁”的版权制度对某些市场参与者更为有利，法律无意间产生的不公平效果应认真研究。

    第三，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版权制度管制不同的市场——从唱片业到研究文献出版业——以相似的原则为基础。版权案件在各个不同的市场上有不同的表现，这些区别应该得到更彻底的研究。

    第四，交易成本和与版权保护制度有关的市场力量不仅抑制了后续的创造力，而且抑制了技术创新（特别是传播作品的新途径），这个问题得到了热议。任何对新技术转型的阻碍，都在数字化进程中显得特别突出，因为人们普遍的期待是，数字技术在版权作品的制作和传播中，导致生产力的巨大提升。

    未来研究的问题

    本报告第三部分系统地概述与版权保护制度效率有关的经验问题。同时指出，有些问题应在数字化进程中的版权政策制定上得到优先考虑。

    经验问题概述

    （1）非授权复制的影响

    最根本的问题是，非授权复制到底有什么影响。有两种方式可以研究数字化的影响，以及非授权复制在版权产业中的影响。一个是考察成本，另一个是考察利益相关者的福利指标。在两种方法下，短期和长期的结果很可能会出现不一致，因此需要区别对待。

    数字化很可能改变授权复制副本和非授权复制副本之间的成本关系，由此对短期问题产生影响。数字化还可能改变创作的固定成本和复制的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这将对长期问题产生影响。成本变化的程度有多大，现在还不确知；对供应者的调查研究是获得信息的一个办法。

    除了关于成本的讨论，非授权复制对各种利益相关者福利的影响，也应得到研究。在短期问题上，焦点是非授权复制对版权拥有者的损害是否超过了使用者由此获得的收益。在长期问题上，关键点是非授权复制如何影响版权作品的供给。理论上讲，这可不是鸡零狗碎、价值微末的问题。长期问题可以是更为重要的。

    （2）版权保护的影响

    如果从总体上说，非授权复制的负面作用大于收益，那么才有下一个问题：版权保护制度是否能在克服弊病的基础上起积极作用。

    就分析而言，将非授权复制和版权保护当作一对直接颉颃的现象就足够了。如果版权保护被视为对抗非授权复制的措施，那么对版权保护的福利分析也可以以非常相似的方式用于对非授权复制效用的分析。

    版权保护制度的成本和收益

收益
    短期：版权拥有者拥有垄断性的出租权和使用方式的控制权
    长期：对版权拥有者提高作品供给有更大激励作用

成本
     短期
    1．管理成本
    2．版权贸易的交易成本
    3．使用者获得内容的成本
    长期：遵守版权规则从而阻碍了使用者创新的成本

    版权保护制度的一个复杂问题是存在诸如管理和交易成本这样的非故意后果。上表概述了短期、长期下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改进版权保护制度的一个办法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这需要对版权管理中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进行研究。

   （3）版权保护之外的办法

    即使可以确定，自由地进行非授权复制将降低社会福利、充分的版权保护政策可以改善情况，关于版权政策的问题仍然不能就此终结。为了建立有效的版权保护制度，版权保护的副作用依然要与其他办法进行权衡比较，例如采取复制技术收费、对制作商直接补贴、或者给创作者提供生活津贴和奖励等。

    目前一些关键的经验研究问题

    很多与版权保护制度和数字化的担忧都涉及到同一个经验问题：创造性作品的供给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推动创新、提高创造性是版权法明言的中心目标。版权保护对提高创造性作品供给的经验研究，可以表明所有与版权保护和非授权复制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对供给的研究将表明消费者的长期利益是否受到影响。这样的研究还能反映供应者积极性方面的净收益情况。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得到关注。一个原因是，除了行业收入，版权作品供给方面的数据很少有像样的。

    在数字化进程给版权产业带来了无数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另外一个需要彻底研究的问题是：技术进步与版权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可能是双向的，技术创新影响版权保护，或者相反，版权保护影响技术创新。版权政策的两个中心是：一，是否有机会降低版权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二，版权保护制度如何在相关产业里影响技术转型？

    数据来源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政策依据的一个通行办法是制定研究课题并委托实施。另外一个改进我们对版权的理解的办法是改善版权产业数据的质量和公开性。特别是要劝说版权交易组织公开更多的信息。这将为行业协会公开的数据提供有价值的补充。

    1. 导论

    版权在“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71年）的市场上起核心作用：它定义了一种大致相当于产权的权利，规定了受保护作品的署名权，规定了谁可以将该作品在公众中间出售，还规定了谁可以对作品进行修改。版权自动适用于原创作品，无需事先经过质量检测。版权还适用于存在了50到70年以上的大部分作品。这包括数量不断增加的数字信息产品和服务，版权保护制度在形成所谓“数字内容”市场上举足轻重。

    近些年来，版权帝国问题重重。版权拥有者发现在作品的数字版权上很难实施专享权。很多使用者“用脚投票”，在互联网上挑战版权，将CD-R或者DVD上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复制给第三方。多数国家延伸了版权法的适用范围，增加了对版权保护措施的投入——有些投入属于公共性质，有些属于私人性质。这些措施伴随了大量争论。在写作本文之时，甚至有持所谓版权“盗版”观点的政治团体获选欧洲议会席位和德国联邦议会席位。

    知识产权政策战略顾问委员会委托写作本报告，以备将来制定研究规划之需。本报告的任务之一就是对现有理论和经验的版权和非授权复制经济学研究文献做批判性的总结。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本报告有两个进一步的目标：（1）确认数字化时代下版权政策的主要问题是什么；（2）为版权政策制订的调研工作提供具体问题和方向。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本报告的第一部分参阅了版权经济学文献，阐述其在版权政策制定上的意义，特别是与修改版权保护制度以适应数字信息通讯技术（简称ICT）的广泛传播有关的问题。这些文献的核心观点是：版权与产业竞争方之间的折中有关，目前版权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此类折中提供原则上的指导。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还指出了文献上的严重不足。很多现实世界中的成本和收益——进而版权保护所保证的总体福利——并没有得到明确。最重要的是，关于版权保护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创造性作品的供给，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另外，尽管版权经济学问题随复制技术的进步而反复提出，但是相关研究大多忽视了更广泛视角下的技术变迁及其对适度版权保护的要求。技术创新对版权保护制度的影响需要认真研究。

    本报告的第二部分概述了版权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文献。特别是在数字化进程中，现有研究还没有对版权政策制定打下坚实的基础，急需开展进一步的研究（略）。

    版权经济学研究文献覆盖了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本报告第三部分综述不同的经验研究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部分还尝试总结出研究问题间的层级关系。因为版权问题影响复杂，对少数核心问题的研究需要大量时间，才能得到有助于版权政策制定的成果。

    1.1 核心定义和术语

    在本报告中，“版权作品”指的是所有受到版权法保护的产品，“版权产业”指的是任何生产和销售版权作品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准确范围是什么，取决于具体的法律规定，各国之间可能彼此不同，随时间推移也会产生变化。尽管如此，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并不意指受版权保护作品在商业经营上所涉及的全部问题。

    英语中，“版权”一词既指作者也指演奏者的权利，在本报告中采用这个宽泛的含义。为方便起见，本研究中“版权”一词经常既指现有的版权法规定，也指既包括了版权法律以及具体管理和执法措施的“版权保护制度”。

    “数字化”一般指将信息内容转化为数字代码的过程。在本报告中，该术语的含义更加宽泛，指在版权作品市场上采用目的多种多样、能力不断强大的数字信息通讯技术。

    1.2 版权的经济学视角

    对版权保护制度的研究有两种基本的进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下对版权合理性的主要论证是所谓的功利主义论证，认为版权保护可以将受保护作品的供给提高到接近社会需求的水平。这个视角关注包含了使用者和消费者在获得多样的产品供给上的利益的社会总福利。在很多国家，包括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创作者的利益受到特殊保护，版权的合理性建立在创作者对作品拥有“自然权利”的基础上，或者说这项权利是社会不证自明地授予创作者的。

    自然权利论证经常引出这样的观点：创作者对作品拥有不证自明的专享权。对此观点的主要批评是：它对如何在现有版权保护制度下解决冲突缺乏指导意义。例如，作者身份可能存在争议，创作者们在创作中经常在利用公共领域作品之外彼此利用各自的成果。版权保护制度各个方面之间也存在冲突问题，价值观上会采取言论自由或者竞争的观点。因此，任何版权保护制度都给作者的专享权施加了限制，这是不奇怪的。

    经济学要解决的是彼此竞争的各方如何达成折中的问题。版权问题研究的经济学进路基于两个观点：首先，版权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各种其他目标和价值要求采取折中而实现的；其次，版权的目的十分明确，但探讨其功能是否有效实现十分有价值。这样，经济学研究版权问题并不一定非要与自然权利观点兼容。无论如何，这种研究的焦点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探讨版权的社会福利问题。

    根据关于信息社会里版权问题的欧盟指令（DIR2001/29/EC，§4），版权保护的目的是在管制的市场领域里“促进创新和提高创造性”。目前通过更大力度的措施控制网络信息交换是目前版权保护的着力点。在这个指令的要求下，欧盟开始在超国家的层面上解决版权保护上的核心问题（特别是与数字技术环境有关的问题）。该指令并没有提到保护创作者的“自然权利”。

    版权经济学研究文献强调效率，侧重抽象研究。经济学家经常一般性地讨论版权保护制度的效力问题，这只是版权法问题中的一个。研究的基本思路是：版权保护的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折中关系遵循基本的一个原则，不管是作品保护的期限，还是版权条款、执法水平、“公平使用”例外的范围等版权作品的具体方面，都适应同一个原则。对于每个维度上出现的变化，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是：版权保护对供给者收入和使用者内容获取的直接效果是什么？长期上对版权作品的供给和创造性使用作品的影响是什么？这些影响的相对分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版权产业里可能会显著不同。采用同一种原则进行分析不意味着总是获得相同的分析结果。

    版权的经济合理性论证中，“效率”涉及了广泛的话题。公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相关研究文献绝少提及版税分配（例如在作者、演奏者和出版社之间的版税分配），也绝少提及版权保护制度运行的成本有多大（例如谁支付版权管理成本的问题）。研究文献更少关注同样的版权保护措施对于不同的经济组织产生不同的效果，甚至牺牲一部分公司的利益而达成另一部分公司的目的。也就是说，数量经济学研究可以对版权政策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如果研究对象可以数量地衡量，那么就可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公平。

    第一部分 版权的经济学研究文献

    2．版权经济学基础

    版权赋予创作者对作品的临时专享权利——大致相当于一种产权。版权产业里有些中间商是版权的拥有者，而创作者经常把版权的大部分出让给专门从版权的商业化经营中获利的公司（例如出版社和唱片公司）。在实践上，中间商持有版权，并在商业化经营中将版权收益大部分据为己有。
最常规的经济理性认为，版权为创意性作品的创作提供激励，没有这种激励，创作就不会达到社会需求的水平。版权因此被认为纠正了市场失灵，因为版权作品具有部分非排他的特点，在版权产业中形成截然不同的成本结构。

    如同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家干预，版权保护也有成本。一方面，版权保护制度产生管理和执法成本，这种成本被视为“无谓的损失”，意味着版权保护使用了资源却不生产有销路的产品。这里面还包括版权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版权在传统上被视为建立某种垄断，以此保证权利人制定比竞争条件下更高的价格。如果版权与高价格相联系，那么版权保护制度就产生额外的成本：它将排除那些愿意支付高于产品边际制作成本的价格购买产品，却不愿意按照商品的高价格购买的潜在消费者。从这个角度看，版权政策制定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版权作品的低效用和低制作成本之间形成某种折中。这种折中是很多研究的焦点，有时候它表现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利益折中。然而，版权阻止了创作者利用先前作品进行新创作，因为他们不愿意支付版权拥有者所要求的获得相关版权许可的成本。这样，具有荒谬意味的是，过度版权保护将导致新作品创作数量的减少。

    某些与版权保护有关的成本随着版权定义严格程度的提高增加。与此同时，经济学模型假定，版权保护程度取决于报酬递减的情况。换句话说，正确的版权保护水平是有限度的，这是与版权保护中的例外和限制有关。

    在这个最常规的概念模型之外，很难再有别的办法理解现有的版权经济学文献了。分析方法多种多样——例如新古典价格理论、福利经济学和产权理论等——很多研究者同时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研究范围从版权保护的一般情况，到版权保护的适当力度，以及对版权法规的具体问题的讨论等。

    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分是：一方面的纯理论工作与形式化的建模，另一方面的经验研究。最后，复制技术突飞猛进，版权产业在过去十年里变化很大，有必要重新审视早年关于版权的一些研究结论。

    3．版权经济学研究的演进

    3.1 版权作为（临时性的）垄断权

    十八、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对版权问题早期论述主要是围绕法定垄断权和版权拥有者（作者和其他人）抬高价格的问题，有了这两个条件，版权拥有者就能把收入作为激励投入到版权作品的创作中，从而提高版权作品的产量。在这个视角下，版权基本上是“作者取酬”和垄断“罪恶”之间的折中和妥协。最早对版权问题作系统的经济学分析的经济学家是普朗特（1934年），他仍然将版权视为一种垄断，并着手探讨了一系列相关问题，现在的版权经济学将这些问题描述为“道德风险”、“寻租”和“商业模式”等问题。当时的经济学思维里，对垄断是痛恨的，因此经济学家通常对版权问题持有怀疑或者模棱两可的态度，经济学界现在依然对此争议不断。尽管如此，普朗特重新定义了版权的经济理性。

    3.2 版权问题论证的改进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里，支持版权保护制度的论证以两种方式得到了改进。首先，版权不再视为纯粹的垄断。其次，与版权收益相关的理论概念得到发展，版权收益得以在更精确、更广泛接受的概念下得到理解。

    垄断性竞争而不是垄断

    受到版权法律保护的产品经常是具有高度差异性、垄断性竞争的商品。它们彼此异质，却也存在很多可以替代的相似产品。虽然有效的版权保护制度阻止了竞争对手开展相同产品的营销，但是权利人的市场影响力还是受到仿冒产品和跟风产品的制约。权利人独享数千种产品中的一种的专有版权——以相同方式满足某个特定的需求——并不拥有完全的垄断权。因此，版权因垄断定价而来的社会成本大大减少。

    版权作品作为准公共产品

    版权的合理性还可以论证为一种私人为公共产品提供财政支持的组织手段。这条论证路线最后演变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的版权合理性论证，吸收了关于公共产品和信息产品的当代理论。信息产品不同于大多数有形的产品，因为它们倾向于拥有某些公共产品的特点。另一方面，公共产品并非排他的：使用它们的排他的（财产）权利不成立。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不具有敌对性：一个人使用这类产品不会阻止其他人使用。

    公共产品的市场表现出一种特殊类型的市场失灵。因为完美的公共产品使任何人都受益，不管他是否对产品的生产做了投入，对于理性个体来说，投入制作成本的积极性不足。使用者可以搭便车，并指望他人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受益。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搭便车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版权作品很少是完美的公共产品，但是它们也经常很难从公共产品中区分出去，它们的重要特点是非敌对性。也就是说，它们是“准公共产品”。当版权作品很难做到排他的时候，它们就倾向于披上华丽的外衣。它们身上的部分价值来自那些没有参与生产投入的人对它们的使用，因此，这类版权产品的市场价值并不反映它们的全部社会价值。

    有效的版权保护制度提高了被保护作品的排他性。版权保护的目标是让权利人能够阻止他们未经许可而使用作品。权利人因此能够提高收入，以接近受保护作品的全部价值。从这个角度看，版权助长了提供作品供给的金钱激励。与补贴相比，版权是一种对付准公共信息产品供应不足的反制措施，保留了大部分市场的合作机制，尽管这是一种垄断性竞争的市场。版权垄断允许版权拥有者制定高于制作成本的价格，在市场上行销作品，直到版权保护过期。然后，作品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产品，既不是敌对性的，也不是排他性的。

    版权产业与众不同的成本结构

    对于像版权作品这样的信息产品来说，制作第一本原版的固定成本相对较高，而复制和行销的可变成本通常非常低。例如，拍摄一部电影的成本经常达到数百万欧元，而完成了的电影，其供常规终端用户使用的拷贝（比如说DVD），制作成本不足1欧元。这个成本结构进一步带来两个版权理性。

    首先，因为版权作品带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这样的成本结构使得激励问题变得恶化。固定开发成本越高，与可变复制成本相差越悬殊，搭便车的成本优势就越大。特别有意思的是投入了开发成本的供给者，对没做投入的供给者来说，显得十分弱势。搭便车的商业用户无需收回前期制作成本，他们可以完全根据复制成本提供副本。更为严重的是，搭便车的人可以免于进行新版权作品的市场测试。在这种特别的信息产品的成本结构下，创作者和补充他们的人将面临难以收回开发成本的困境。新版权作品的供给将低于社会需求水平。版权于是保护那些投入了开发成本的人。与此相对照，搭便车的正面外表将使得终端消费者直接受益，因此经常是可以忍受的（参见第五部分）。

    收益递增

    版权产业的典型成本结构加强了版权理性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出现规模收益递增的概念。收益递增是在技术条件既定的情况下，潜在生产函数的一种特点。对于很多信息产品来说，多制作一个副本的边际成本几乎不增加。因此，平均成本随着制作副本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在经济学对信息产品市场的理解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自由市场里，利润最大化的定价机制不能以边际成本为基础。数字信息产品是这个认识的极端例子：制作/复制的边际成本很低且不增长。

    规模化的收益增长，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垄断”。自然垄断是这样一种情形：垄断供应商可以更加有效率地提供市场供给，比在数个小供应商间竞争的条件下更有效率。政府管制可以减轻自然垄断的副作用。例如，政府可以要求垄断制造商缴纳由两部分构成的税，税额约等于边际成本定价，以及其他一些用于收回固定开发成本的价格。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在版权产业中普遍采用（例外的情况可能仅仅是广播）。价格歧视在市场调节下也可能出现相同的结果，下面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在数字信息产品市场上的收益增长是否会达到形成自然垄断的程度，还不清楚。版权作品市场里的补偿因素包括产品差异化、具体产品需求的典型的挥发性、以及低固定成本，这些因素至少存在于某些版权作品市场上。在挥发性和竞争性的市场上，长期维持垄断，同时极大地操控价格，这恐怕是不可行的。

    自然垄断的条件一旦满足，版权保护就不再是对竞争的限制。想要享受永久垄断，那么首先要求对创作进行投资，版权保护能够保证这一点就可以了。数字信息产品可能会出现双重垄断：一方面，依法形成的版权和版权保护是一种垄断；另一方面，市场开发过程中发展出的自然垄断。不仅如此，政策制定者还要通过版权政策制定，不仅鼓励创新和创造性，还要对有形成自然垄断倾向的市场进行管制。

   4. 版权经济学的具体研究进路——是否存在版权法的一般案例

    版权经济学里的“大问题”是：在版权保护制度上的公共投入是否具有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合理性。在不少经济学文献里，研究的重点都是在抽象水平上研究版权的合理性。很多论证对版权作品的复制、上市、以及修改等排他权利不做区分。也不区分作者权利和表演者权利。不仅如此，为了论证明晰，版权保护制度的“力度”或者“水平”也不做区分地讨论，将实施版权保护的阈限要求、范围、时间以及执法效果一概而论。很多论证仍然需要在抽象水平上进行把握，这样有助于避免因复杂性过大而失控。

    关于大问题，有两个主要的理论进路：福利经济学和财产权。两者有重大区别，后者倾向于把财产权视为论证当然的前提。

    4.1 福利经济学和成本-收益分析

    从早期版权经济学研究看，版权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一直是一个不太清楚的概念。有些经济学家反对版权，认为市场可以良好运行，无需版权。接受版权观念的人认为，对于社会整体来说，版权既有成本也有收益。对版权问题的讨论，经常用到福利经济学，因为福利经济学主要应对与折中有关的问题。

    帕累托最优不能为版权研究提供指导性原则

    在标准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由帕累托最优来表达，它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社会成员的福利改进，无需以另外一个成员福利的恶化为代价，此时，用于改进福利的资源不再继续进行重组。此类福利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如果经济体中的所有市场均充分自由、完美竞争，那么市场本身就可以达到某个独特的帕累托最优的资源分布。在假定收益递减的情况下，市场力量将达到稳定、高效的均衡。失灵的市场及其波及的市场将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市场失灵的原因包括：出现无定价产品（比如公共产品或者外部产品）、出现市场干预力量、市场缺失（也就是市场风险过大、或者市场预期不良）、或者交易成本过高。在应用经济学中，人们倾向于研究如何消除市场失灵，比如采取降低税收、推行鼓励竞争政策、或者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等办法。此类理论进路的优点是：它无需引入对公平的规范性要求而寻找提高效率的办法。帕累托福利经济学被认为为此类将市场失灵最小化的政策提供一般性的指导，它无需对利益各方价值消长做详细考察。Pigovian福利经济学研究单个市场里如何实现部分均衡的问题，单个的市场对一般均衡的要求不高，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就可以了。

    然而，帕累托福利经济学有其缺陷，对版权政策制定几乎没有指导意义。一般情况而言，利普西和兰开斯特（1956年）证明了：市场扭曲的部分消除并不能自动改进福利，因此面对现实中不可能避免的市场扭曲，没有政策制定上的一般性原则。就知识产权而言，实现帕累托或者Pigovian福利经济学要求的独特资源最优化配置的“首要的最佳解决方案”不存在：知识产权不能消除市场失灵。版权作品的准公共产品特点可以削弱市场失灵，但在这个削弱过程中，又引入了其他市场扭曲，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了版权拥有者的市场力量和交易成本。换言之，法定的版权可以公共产品“私有化”，却引入了垄断因素和交易成本，这些都干扰了完美竞争市场的形成，而完美竞争的市场是有效提高福利的必要条件。

    因此版权只能是“次要最佳解决方案”。这意味着，无法得出版权保护的办法比其他办法更能促进福利的结论。无论什么时候，市场总是倾向于偏离竞争性均衡的轨道，为了知道版权对总体福利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复杂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之所以这样，有两个原因：首先，版权保护并不是实现理想市场的必要办法，因为它在削弱市场失灵的同时引入了其他市场扭曲；第二，试图将版权作品市场推向完美均衡的版权保护政策，在相关市场中引入了市场扭曲因素，它是否能提高福利，尚不清楚。

    成本-收益分析

    很多版权经济学研究都采取了福利经济学的进路，试图弄清楚版权保护制度对社会形成的成本和收益及其相对关系。有时候，此类研究试图弄清楚不同类型利益方的利益所在，不过是另一种形式而已，目的还是一样的。这类研究文献找到不少抵消性的因素，这些因素需要进行研究，以便衡量出版权对社会福利的总体影响。其中不少文献属于复制经济学范畴，本报告后面有评论。这些研究还评估了非授权复制对福利的损益，采用了完美竞争的市场导致帕累托最优的观点。如我们上面所说的，版权保护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对于信息产品市场的研究集中在网络效应、收益递增甚至自然垄断、以及“信息经济”所带有的公共产品特点等方面。因为存在上述市场扭曲，从版权保护这样的公共管制上，很难得出一般性的、永恒不变的合理性结论。

    不仅如此，与导致市场失灵有关的市场条件随时间推移可能会变化，例如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失灵”，因为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它不能达到静态均衡。在当代版权产业中，技术变迁以各种方式改变着问题的条件。例如，数字复制技术在使用者中间的扩散，使任何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可复制的文化产品，陷入重重问题之中。新复制技术以及其他信息通讯技术还可以让供应商降低成本并开辟新市场或者让版权管理更加有效。在绝少有地理限制的在线市场上，收益递增和网络效应大增，同时市场竞争加剧。回顾过去，数字化来临之前——唯一的非授权复制方式是打字和影印出版物、或者用VHS录像带和录音带录制电视和音乐节目——经济学家关于版权问题的结论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不管当时的分析是多么可靠。

    4.2 财产权的理论进路

   另外一个针对版权的经济学分析进路是财产权。这个视角被认为来自所谓的柯西定律。柯西定律认为，只要交易成本足够低，财产权可在市场上进行自由贸易，进而在这种重新配置中得到更加有价值的利用。这个理论假定，只有涉及到财产权，政府就没有必要进行干预，因为审核纠纷都可协商解决和补偿，即使协商失败了，也可以走法律途径。这种理论进路回避了社会福利分析，在法律和经济学中举足轻重。版权是文学、戏剧、音乐和其他创造性作品走向“财产化”的途径。从这个角度看，通过财产权推行版权保护，通过版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由此实现效率改进。

    柯西定律之外，从财产权角度研究版权问题，还可以将问题表述为仅仅通过授予财产权奖励创作者。“公众悲剧”表明，有必要设置明晰的产权。为理性的、自私的个体共同拥有的产品，没人有积极性进行投入开发。因为每个人都想搭便车从别人的投入上获利，所以改进是不能实现的。公众悲剧暗中假定：代理人玩的是非合作游戏，其中没有第三方或者社会控制机制强迫个体按照公众利益行事。因此，要实现经济效率就必须建立财产权，以此为有价值的创作提供足够的激励。

    尽管版权保护属于一种国家干预，但是在财产权观点看来，重要的是毫不含糊地将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排除在外。设置版权的智慧在于，如果没有财产权，那么市场根本不能启动。

    尽管如此，柯西定律和“公众悲剧”都不能详尽说明版权问题。就柯西定律来说，必须首先澄清的是：版权不能仅仅是大致相当于财产。版权保护还带来交易成本，这不利于柯西定律所强调的效率。潜在使用者需要找到版权拥有者，购买版权并保证遵守版权规则，这种标准化的做法有可能在作品以创新方式被使用的时候引发严重的问题。双方都要说好价格和使用条款。当作品对很多个体使用者价值不高的时候，交易成本可能尤其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需求大部分得不到满足，因为交易成本超过了愿意支付的额度。

    不仅如此，有些“公众悲剧”论证并不适用于版权问题，因为受保护的作品大多属于非敌对性的。可实施版权保护的内容，其非敌对性意味着：无需为了避免损耗而推行定量使用。

    相反地，对于信息产品而言，对现有作品实施无限制使用具有经济上的高效率。无限制使用的问题并不是损耗，而是激励不足，无法激励新信息产品的投入和开发。这个分析师与其他版权经济学研究相一致的，它们都认为，版权是各种抵消性的目标之间的折中。通过财产权自身，无法解决这个两难困境。

    尽管存在局限，财产权的理论进路提出了遭到广泛争议的版权经济学问题。例如，版权作品之间是如何彼此敌对的？版权是否应该效仿常规财产权而取消临时性的限制？与此问题最相关的研究文献表明：版权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得到关注，引发了对如何降低交易成本的讨论。

    4.3 小结：捷径、死胡同和经验研究的必要性

    总的说，版权经济学研究并没有构建一套基础坚实、问题全面的版权经济理论。福利经济学和财产权的理论进路都没有能够提供结论性的、经过普遍论证的版权理论原理。这是因为任何版权保护制度都产生交易成本和市场干预。

    版权保护的成本和收益，必须在对立的两者之间达到某种折中。关于版权问题的理论经济学文献涵盖了版权保护和非授权复制的各种类型的成本和收益。在政策制定上，这些成本和收益到底是怎样的，需要在具体市场条件下进行衡量。

    特别是目前数字化的条件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平衡福利损益，如果缺乏相关经验研究，就没有可信性。技术进步带来的市场条件变化将影响版权保护成本和收益之间的相对关系。人们普遍相信，在版权产业中，各种用途的数字信息通讯技术的扩散和应用，将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版权保护在这个进程中应如何改变，目前还远不清楚。

    不仅如此，关于版权保护政策的讨论，大多既不支持现有的一整套版权保护制度，也不支持彻底放弃现有制度，而是如何从各个方面将版权保护制度的力量粉碎掉，例如，在限制在执法上的投入。就现有研究文献看，研究的重点依然是在一般意义上版权的合理性论证。对于采取何种力度的版权保护这个具体问题来说，市场条件上即使是最微小的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7． 版权保护的替代性办法以及对版权法的批评

    不管经济理性如何支撑了版权保护，总是有作者企图挑战版权。一方面，没有管制的市场可以最终形成某种符合理性的、有效率的解决方案，而无需政府干预。另一方面，政府干预之外，可以采用很多替代性的办法，效率可能更高。不仅如此，即使将版权保护制度视为一套既定的办法，它的具体方面也会遭到批评，因为保护制度可能会降低受管制市场的竞争程度、限制技术进步。

    7.1 对非授权复制的市场解决——商业模式的适应性改进

    对版权保护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是：受到管制的市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能够自动起调解作用。对于非授权复制，可以考虑的市场解决办法包括：利用先行者优势、附属内容的组合销售、制作各种版本、间接合理性以及价格歧视、甚至网络效应，还包括约翰逊（2005年）提出的，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在非授权复制猖獗的同时保持经营有利可图。

    博尔德林和列维纳（2002年和2005年）认为，自由签约和先行者优势，为内容市场提供了足够有活力的基础。尽管两人自称保守派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们认为，定义良好的财产权，与不受限制的竞争相比，微不足道。他们认为，知识产权不仅仅意味着拥有和销售创意作品的权利，还意味着管制创意作品使用的权利。这一点与其他很多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某人卖了土豆之后还想要有权限制别人对土豆的使用，并因此起诉薯片发明者和制造商对土豆的使用。对于博尔德林和列维纳来说，现有版权制度制造了社会效率低下的垄断，他们认为：通常被称为知识产权的东西，更应该叫“知识垄断”。这个观点看起来直接反对欧陆国家关于版权的自然权利的观点。

    7.2 政府干预方面的其他办法

    还有研究者认为公共领域对“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的创新性创作可以起到促进作用，但他们更加关心版权之外的替代性办法。只要存在替代性的办法，那么版权保护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就不应该仅仅是出于市场没有管制。版权保护制度的效果还应该与其他政府干预方法的效果进行对比。

    对于信息产品来说，阿罗（1962年）假定：排他的财产权不能实现高效率，因为此类产品一般是非排他和非敌对的。通过数字技术无损复制的版权作品接近公共产品的完美状态，阿罗认为，完美的公共产品应该向公众免费提供，或者由公共领域来补充作者。普朗特（1934年）在公共产品的当代理论成形之前，就得到相似的结论。

    经济学家由此开始研究各种在政策制定者管制之下的转换机制：（1）对复制技术，比如CD-R或者计算机，采取收税的措施；（2）对作品的创作者施行直接补贴；（3）提供生活津贴和奖励。沙维尔和伊普塞尔（2001年）提出，可供选择使用的生活津贴及奖励制度（他们认为此制度应由私人来组织实施）可以部分地替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两种制度的结合，其效果应该好于作为唯一的公共创新鼓励政策的版权保护制度。不仅如此，版权作品的某些方面属于知识产权的另类，或者说，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将来可以替代版权。后者在研究文献中没有得到重视。

    关于收税、公共补贴、甚至奖励，一个明显缺陷是：这些办法都注定用集权控制至少是部分地替代市场机制。对收税的管理很可能导致自然垄断，伴随着低效率或者管制不足的问题。这类制度存在进一步的问题：收费的价格（价格范围）难以确定，对每个个案制定具体的补贴方案还是制定具有灵活性的补贴方案难以选择，补贴和奖励的支付相当繁琐。收税不光很难实现效率或者灵活性（具有灵活性的解决方案不一定比现有的“次佳”办法好）。然而，政府部门实施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否具有足够的专业水平，也是不清楚的。

   在多数主要市场上，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表大量版权拥有者对版权实施集中管理，具有一定程度的专业性。问题是：集中管理组织是否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价值的案例，甚至向管理部门提出合理、有效收税和补贴的实施方案。印象中，集体管理组织在向数字市场提供服务上，在利用先进信息通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上，行动迟缓。集体管理组织想要实现创新，显然需要与所有成员达成新协议，其行动力无疑是有限的。埃因霍恩（2002年）提出，政府应干预集体管理组织的定价方式，以此推动新商业模式的形成，新商业模式需要快速引入可靠的标准和/或较低价格，至少是在新商业模式尚未完全成型的时候。另一方面，默奇斯（1996年）、以及斯诺和瓦特（2005年）提出，对于集体管理组织，目前政府的干预应该最小化。只要市场表现出锁定效应，只要市场缺失还存在，那么政府干预就顶多起临时性的催化剂的作用。

    十多年来，数字复制已经成为唱片业的核心问题了。更为广泛的政府干预经过较长时间努力可以变得更为有力，在版权保护上的公共投入也有多种办法。只要这些办法实施到位，政策制定者就需要关注版权保护制度中重叠的部分，以及版权保护的不良后果。一个特别的例子是学术期刊问题。受版权保护的学术文章通常都是由公共资金支持的——也就是普朗特（1934年）和阿罗（1962年）所建议的那种情况——但是版权最终却归私人、以及盈利性出版社所有，盈利性出版社希望对内容加强版权保护，而作者和公共机构支付了创作成本的大部分。

    7.3 版权保护制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有几名经济学家还研究了现有版权保护制度中的几个具体缺陷，对一般意义上的版权保护制度还是肯定的。

    创作者和中间商的关系

    人们对目前版权保护制度多有诟病，主要是它没有起到鼓励创作的作用，更多地保护从版权的商业化经营活力的中间商。托塞（2001年）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温和的态度，他提出两点。首先公司比个体的艺术家（创作者和表演者）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这意味着艺术家可能在交易中吃亏了。她提供的证据表明：版权给除了少数巨星之外的艺术家带来的收入十分微薄，版权作品经营收入的大部分落入到中间商手中。第二，艺术家和创作者的创作激情不是来自物质回报，在物质回报上有可能与盈利性中间商产生冲突。如果同行认可能够激励创作者的创作，那么他们才有可能希望自己的作品广泛传播，传播的广泛程度超过了能够使得回报最大化的水平。

    只要数字化降低了录音、复制、发行和有效的营销上的固定成本，创作者就会发现自己能够直接出版发行作品。绕过中间商的做法目前证据有限，但是仅仅作为可能性，也会加强创作者对中间商的谈判能力。不仅如此，固定成本的下降，降低了准入门槛，因此提高了版权产业中中间商之间的敌对和竞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数字市场的出现，市场的整合程度会更高。如果版权阻碍新商业模式的推行和技术进步（见下文），那么版权保护制度就能够做到维持现状不变。

    版权作品市场的竞争性

    与版权产业中利益分歧有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些非授权复制实际上有利于规模大、站稳了市场脚跟的版权拥有者，让供给者和新进入市场者边缘化，因此让市场竞争升级。经验研究让人们关注非授权复制猖獗的背景下市场竞争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在章节13.2中讨论。

    一个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版权作品具有体验产品的特点，也就是产品的价值，在通过消费购买和体验之前，不能得到充分评估。不仅如此，此类产品周围还充满了近似的替代品，很多消费者为了节约搜寻成本而根据产品上他们熟悉的名字或者品牌选择购买。关于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需求问题，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市场已经取得稳固地位的参与者在购买前信息不充分的体验产品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在线章节试读可能让产品搜索更为全面，因此章节试读的范围大小，取决于供应者在产业中的地位。章节试读让供应者和新市场进入者能够获得一些关注，能够与市场上品牌稳固的对手开展一定程度的竞争。市场上地位稳固的参与者通过良好的品牌推销产品，与新市场进入者和边缘供给者相比，他们可能更希望少试读。

    另外，更为全面的产品搜索，让市场选择变得更可靠，更接近“最优”。“无摩擦市场”假设表明，互联网对于信息产品来说，可以提供效率更高的市场，因为它提供更有效的产品搜索，更低复制和发行此类产品的成本。关于互联网上版权作品的“无摩擦市场”问题，较早的一些研究提供了（有限的）经验证明，参见布莱恩约尔福森和史密斯（2000）的研究文献。

    无论如何，版权经济学文献大多不关注大中间商、大版权拥有者的市场力量以及市场的竞争性。近些年来，在唱片业和报业，针对版权作品的供应商的反垄断案件出现了不少，与兴致不高的相关学术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灵活性

    关于版权保护制度的更深入的批评是不灵活性。在版权保护的力度上，版权保护制度给版权拥有者很少的选择，例如，不给那些想将自己作品短期免费提供、以此开发市场的作者以灵活的选择。

    很难想象，一个“一视同仁”的版权保护制度，对于从流行音乐唱片到报纸文章到学术研究论文的全部版权作品来说，能够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经济学家相对较少地关注这个情况，特别是受版权保护管制的动态市场，比如电子游戏以及某些类型的计算机软件。这些市场自出现起就受到数字化盗版的影响。因为这些市场的经济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为这些市场能够体现在数字复制将永远存在的情况下信息产品产业未来的走向，所以应该更加关注和研究。

    不仅如此，边缘供给者和新市场进入者可能更喜欢较小力度的版权保护，更喜欢提供较低价格的产品使用。兰德斯和波斯纳（1989年和2003年）的形式分析表明，如果能够根据每一个版权产品的特点提供不同力度的版权保护，那就是最理想的了。然而，信息不充分和交易成本过高，致使这个办法变得很不现实。

    并不一定要搞出一个二元选择，不是“一视同仁”的版权保护制度，就是按需制定保护方案。例如，用“保留部分权利”替代“保留全部权利”就是Creative Commons项目经常挂在嘴边的说法。Creative Commons试图提供一个对版权的定义和管理更为灵活的解决方案，让版权所有者自己决定多少版权依法得到保护，由此形成一个多梯度的授权方式。Creative Commons的授权，以提供供给者更大灵活性、使用者更大自由为目标。不过，荒唐的是，即使是如此细分了的、有梯度的版权保护制度意味着很多对作品的使用不再需要明确授权，也有可能提高某些交易成本。毕竟，更为灵活的版权保护制度可能会明显提高复杂性，使用者必须与每个特定作品的版权拥有者达成独特的协议。关于个性化的版权保护期问题，兰德斯和波斯纳（2003年）提出过类似的反对意见。技术保护措施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降低灵活性的成本。

    这个情形类似于过去所谓的“反公地悲剧”——“公地悲剧”的反题。反公地悲剧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其中财产权的拥有者众多，所有权或者对财产的控制十分分散，以至于协调众多权利拥有者的交易成本过高，不足以对财产实现有利可图的使用。最近对版权保护期的延长，以及针对特定类型的版权拥有者的版权保护期延长，使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
版权和技术创新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不少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所意味着的法定的垄断，会阻碍对作品的新的使用方式。批评的观点认为，版权保护制度限制了技术创新，在目前很多版权产业面临技术进步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问题是下一章的核心。

    8．版权的静态和动态效应

    在经济学里，对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的区分是关键的。静态分析关注短期内资源配置和产品生产的效率。它可以描述一个给定的、环境不变的产业，技术变革也属于既定的，研究其均衡状态。它还详细研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孤立的、定义清晰的变化对均衡的影响。动态分析将产业内在的创新和长期的技术变革纳入进来，通常针对产业在应对市场条件变化时有意识的适应行为。经济学家使用的很多形式模型都属于静态的，主要原因是动态模型很难构建。

    8.1 版权经济学属于静态分析还是动态分析？

    约翰逊对版权经济学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做了严格区分。但是，分析出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很容易弄混，很多研究者很容易就从静态分析滑向动态分析，如兰德斯和波斯纳（2003年）所指出的。版权经济学的主流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混合使用，其独特的方式值得一提。短期上看，版权保护给版权所有者带来收益，因为他们可以提高价格。消费者对版权作品的短期利益是廉价和易于获得，这两点正是版权保护所限制的。对于版权保护的福利效应做静态、短期分析，就会发现：版权保护制度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利益的一种折中。考虑兰德斯和波斯纳（1989年）对版权保护给后续创作带来的成本问题，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那种版权拥有者和使用者两者在利益上的折中。有三类使用者受到版权保护的影响：首先，终端消费者；第二，将版权作品作为自己创作材料的创造者；第三，想把版权作品植入到其他类型产品中的组织。总的来说，从短期看，版权保护给版权拥有者带来更多的好处。

    版权保护的常规理性，在某一点上，超出了静态分析。令人信服的论证是：版权保护终归让使用者收益，因为版权保护鼓励了创造性和创新精神，因此增加了日后版权作品的供给。这些动态激励效应让反对给使用者带来短期福利受损的版权变得可以接受。从长期看，版权拥有者和使用者的利益甚至有可能趋向一致。最终，版权保护可以同时增加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福利。消费者从未来供给中的获益，多于短期内由于版权保护和交易成本带来的损失，这是可能的。使用者从不受限制的负重中短期获益，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出于这个理解，版权问题在静态分析中会更清晰有效一些。于是，寻求版权保护在整体上的合理性，可以采取使用者和版权拥有者福利折中观点给予分析论证。

    版权保护可以给使用者带来鼓励创新的好处，是版权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同下面将要讨论的，对于数字复制带来什么影响的经验研究，甚至很少使用版权拥有者和使用者利益折中的观点。与此同时，其他时间性的因果关系，如内在的技术变革如何影响产业，也大多排除到版权经济学之外。
于是，在版权保护/非授权复制的经济学模型中，混合了静态和动态的方法。版权保护的收益在动态模型里讨论，包括长期分析。版权保护的成本仅仅在静态模型中分析。这反映出一种对什么问题重要（版权拥有者的利益以及鼓励后续创作的收益）、什么问题不重要（不受限制的复制和使用带来的直接收益，以及使用者不受限制地利用作品进行创新的收益）的强硬的判断。

    8.2 静态动态混合分析及其问题

    如同上面论证的，在常规版权保护理性中，静态论证和动态论证相混合，这是很成问题的。从一般层面上看，一旦假定了静态分析，竞争性均衡就缺失了（只有供给者供给上的数量问题，而没有创新和技术变革的问题），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精确解决的最大化问题也大部分没有了。对动态分析版权问题的一个严重挑战是：版权保护政策所鼓励的未来创新性作品产出，如何确定它们是物有所值的。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很多经济学研究文献都不得不放弃这个问题，而现实市场上，版权保护到底在何种程度上鼓励了创新，我们所知甚少。

    版权保护与版权作品的供给

    在实践中，版权保护对供给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没有很好认识：这恐怕是大多数相关文献的共同缺陷。这个问题在过去就是有争议的。数字化带来的剧变只是将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在目前的情况下，包括数字复制技术的广泛使用，版权保护/非授权复制与版权作品供给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明确。经济学家开展的经验研究几乎全部将重点放在供给者收入与非授权复制的关系上。这样的研究不能充分覆盖非授权复制如何向版权作品供给的转换，因为供给上的收入弹性被忽视了（换句话说，相关研究没有考虑创作者供给对版权收益的敏感程度）。如兰德斯和波斯纳（1989年和2003年）指出的，版权保护是否促进了版权作品的供给，这个问题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版权保护的其他动态效应

    研究版权保护在相关市场上对供给的促进作用问题，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未来版权作品供给以两种方式得到改进。一方面，新版权作品（或者内容）可能进入市场，同样带有使版权所有者获利的特性。如果新产品能够更质量更高并替代以前的产品，那么新产品就具有优势（可能是因为新产品更高地满足了当下市场需求，也可能是因为消费者对新奇的偏好，也可能是因为新产品填补了市场需求的空白）。第二，可能出现发送和呈现版权作品的新方式，使其具有前面提到的使版权拥有者获利的特性，或者促进了内容的获得，比如让现有版权作品更方便、更廉价地进入市场。

    不少研究者指出，版权保护造成的法定垄断可能会阻止新使用方式的出现。一方面，版权保护制度要求先与版权拥有者达成协议，然后新型的作品使用服务才能被引入市场。另一方面，市场大佬可以策略性地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维持市场准入的高门槛，或者延长其版权产品在相关市场上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版权保护带来的是很多研究者都不能认可的动态成本。

    很多版权问题的理论研究文献并没有引入版权保护的动态成本问题（兰德斯和波斯纳1989年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一旦把版权的动态收益问题纳入进来，而不是在福利分析中研究动态成本问题，那么两者之间的重要性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逆转。其中涉及的潜在假设是：版权保护的动态收益远远大于市场的其他动态特点，以至于把动态收益考虑进来而排除动态成本，解释力毫不受损。

    尽管如此，使用者创新可能因版权保护而遭到限制。与非授权复制导致版权拥有者对创新的投入遭到限制一样，使用者创新在版权保护的约束下也遭到限制。例如，后续作品的创作者重新组合现有音乐作品，在没有版权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不能推出新作品。因为获得授权的交易成本很高，甚至什么协议也不能达成，即使达成协议能够给后续创作者和原版权拥有者都带来好处。技术发明者方面也存在这个问题，例如，某家公司为音乐制品开辟了新的发行渠道时，重新达成大量作品的授权协议非常困难。

    因为版权保护给后续创作者和其他使用者带来动态创新成本，所以不能将版权保护成本分析为没有任何动态效应的无谓损失。特别是不能把动态效应与收益对立起来。否则，势必造成偏向版权保护的结论。

    8.3 结构主义-进化论的视角

    关于技术变革的经济理论采用了同样的动态分析方法，这种理论也就是利普西所称的“结构主义-进化论经济理论”。熊彼得（1942年）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在静态意义上，完美竞争的公司既没有创新的办法也没有创新的动力，因此经济增长必须靠那些享有市场特权以及竭力争取市场特权的公司来推动。从这个角度出发，竞争指的是一种进化演变的过程，其中，公司之间通过技术创新角逐市场主导地位。成功的企业享有超常规的利润，直到更优越的创新者出现并在创造性破坏中取而代之。资本主义经济在永恒的创造性破坏中获得增长，这种创造性破坏在技术急剧变革的时期将尤其明显。

    乍看来，版权保护带来的临时性市场特权并不像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的那么讨厌。尽管如此，为了维持对创新的激励，保持市场的竞争性是有必要的。如果主导性的公司获得永久垄断权，或者它们能够阻止创新者进入市场，那么无论是市场大佬还是新市场进入者都不会有足够的积极性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创新进行投入。我们仔细看一下，结构主义-进化论的视角涉及到不少关键问题，它采用相对一贯的方法，对版权保护的福利效应进行研究，包括采用新商业模式的可能、版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内容创作的影响）、以及技术变迁过程中公司间敌对关系的缓慢变迁等。

    结构主义-进化论理论的基本内容

    供应者之间的差异以及长时间的发展，进化经济学理论对这两者的关系，比垄断性竞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更加关注。它拒绝了静态均衡、完美信息进而完美理性的观点。创新和技术变迁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不是在技术环境相对恒常的条件下，对给定资源的最优配置。它强调了技术变迁诉求的重要性，即使实现长期生产力增长的代价是巨大的改变成本。创新能力——改变和适应的能力——被认为是公司或者经济体是否具有竞争性的重要指标。不仅如此，经济代理人要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不断互动。经济发展通过各种各样的、连续的创新过程而实现，创新过程是否衰减也要靠市场选择来实现。从这个角度出发，技术变迁就是一种连续的、不确定的过程，路径不一，结果不定。其中没有最优的问题，也没有必要实现完美均衡，因为最优和完美均衡排除了对创新的投入。

    版权产业中范围更广泛的技术变迁

    在版权产业中，数字信息通讯技术的普遍应用，带来了成本的显著降低和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数字化还与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大量涌现有关。最近的几项版权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问题，重点回答创造性破坏与数字复制的冲击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数字化这种技术剧变将溶蚀市场大佬的市场力量，更容易在版权产业中造成结构性的变迁，因为小公司通常“在技术发明的初始阶段具有一定程度比较优势，而大公司在后续阶段拥有优势，更加能够将早期的技术发明突破进行改进并规模化经营”。

    对版权保护进行规范性评估的意义

    主流经济学和结构主义-进化论理论，对市场条件的假定以及对产业适应变化能力的假定，是截然不同的。在数字复制问题上，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主流经济分析经常假定版权产业在遭到非授权复制冲击之前属于接近竞争性、静态均衡的行业。这个假定有利于规范性评价。如果假定非授权复制如火如荼之前，版权产业的惯常做法是有效率，那么任何推论结果都是“版权产业很可能导致福利递减”。一旦能够确定非授权复制猖獗的净效应是对现存供给者的损害，那么相关的反制措施就呼之欲出了。假定新的复制技术能力如此那般，很多分析认为：对版权保护制度的持续侵蚀将危及内容产业的经济可行性，因此有必要加强版权法的执法力度。现在，加强版权保护已经成为内容产业的核心挑战了。

    从结构主义-进化论视角看，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首先，其他的技术变迁进程及其带来的影响可能与非授权复制这种技术变迁带来的影响有重叠部分。更为广泛的技术变迁可能给孤立地评估非授权复制的短期冲击带来额外的困难。

    其次，任何对市场条件变化的成功适应——加强专享权保护不算——都意味着：对非授权复制带来的某种抵消作用可能只是临时性的，随着时间流逝，正面影响会显著增加，因为供给者学会如何更好地应对新变化了。适应意味着：那些不主张适应的主流研究高估了非授权复制的长期损害。

    第三，结构主义-进化论认为，应该视技术变迁为内生性的，这引发了更为复杂的论证。版权行业里正在发生的范围更广泛的技术变迁，以及对数字复制技术的适应，两者很可能有相互关系，甚至互相呼应，特别是，任何技术变迁都有破除障碍、增加竞争、鼓励创新的作用。大致上讲，这与技术突变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如果出现技术变迁，那么就会对不同类型的市场参与者产生不对称的作用，这样就必须在非授权复制造成的损失和大佬公司因竞争加剧（出现近似替代品市场，出现合法的新市场进入者，或者出现更具创新性的竞争对手）而带来损失之间做出相应的区分。

    第四，版权保护制度的某些方面甚至对竞争和技术变迁有遏制作用。

    在版权问题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系统应用创新和技术变迁经济学理论而开展的研究了。不仅如此，普遍、剧烈的技术变迁很难判断其最终结果，因为这样的过程要根据结果来判断，因为技术变迁必然带来不确定性。汉德克为创造性破坏开发出一个诊断测试，研究了作品供给量、专业化的供应商进入市场的数量、以及对创新程度的测量，他发现了大量证据，证明德国唱片业在数字复制技术大规模扩散后开始出现创造性破坏。几乎可以肯定，版权保护会影响唱片业的技术变迁。如果唱片业出现迅速、激烈的技术变迁和创造性破坏，那么对旨在适应数字复制技术扩散的版权保护制度改革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技术变迁剧烈的情况下，企图保留传统商业模式的版权保护政策将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版权保护政策更应该适应技术变迁的新形势，在技术迅猛变化的同时保证生产力得到充分的提高。

    9． 第一部分小结

    版权经济学根植于对版权保护制度的实用主义理解。在经济学文献中，版权保护被视为起到激励促进版权作品供给的作用。版权保护制度激励创作，因政府干预不可避免的成本通过调控版权作品供给而不是通过自由市场或者其他替代性的公共措施接近达到社会要求的高效率而得到补偿，现有版权保护制度是否能够起到这些作用，是有争议的。

    版权经济学中首要的认识是：版权是彼此冲突的力量间的折中。经济理论认为，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版权作品的供给将是不足的。版权保护制度可以减轻这个问题，但是代价是限制版权作品的使用。这导致了一种生产不足和使用不足之间的折中（也被称为内容获取-创作激励之间的折中）。

    不同思路的经济学理论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标准的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是，版权作品作为准公共产品的特点以及版权拥有者的市场力量，是否导致市场失灵。财产权思路的研究将明晰的财产权视为当然，他们重点研究交易成本的降低，以便接近达到高效的市场产出。

    版权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大量应用了公共产品理论和信息经济学，范围涉及独特的成本结构问题和版权产业中收益递增问题。复制经济学进一步推进了对一些具体情境的理解，包括非授权复制对版权拥有者和社会是否带来收益，所得到的结论，有些违反了人们的直觉。

    在经济学理论里，版权保护制度没有普遍的合理性论证，因为任何能够想象的版权保护制度都在实现收益的同时带来巨大的成本。版权保护制度是否能带来更高的社会效率，只能通过对市场条件的仔细评估（对市场条件的研究正是复制经济学的目的）、对具体法律学说的评估（这是法律经济学的目的）、以及对实践中版权管理的评估。

    对版权保护的合理性论证，特别是版权保护的适当力度问题，与复杂的经验问题相关：版权保护促进作品供给，由此带来的社会收益是一个问题，版权保护制度带来的内容获取成本、版权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另一个问题，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版权保护制度是否带来了净福利增进，这是一个经验研究的问题。

    仅仅通过形式化的演绎推理，不适合解决此类折中问题，因为成本和收益比例到底如何，演绎推理是没有发言权的。

    纯理论由此走到了头，经济学研究文献提供了一些进一步的重要认识。

    一方面，版权保护的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显著不同。从短期看，版权保护给版权拥有者带来收益，以牺牲使用者为代价。从长期看，由版权保护保证的供给增加给使用者带来收益，这个收益可能超过使用者因版权保护而增加的内容获取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版权保护可以为所有利益方提供净福利改进（也就是帕累托改进）。

    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非授权复制甚至可以增进版权拥有者的收入或者利润。过去，版权拥有者在形成适应性的商业模式并保持盈利，即使仍然存在非授权复制问题，表现出了明显的创造性。

    进一步地，成本和收益之间的相对比重，将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版权保护的适当力度也很可能要随时间的推移而做出调整。数字复制技术的扩散在质上明显不同于以往复制技术的进步，因为生成和传播非授权复制副本的可变成本趋近于零。

    复制技术的进步在版权经济学研究文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在对版权的经济学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就是采用高度抽象的分析方法，同时不重视内生性的技术变革（以及对其的适应）。行业如何适应变化，以及数字化更为深广的含义，似乎应该更加关注，才能对政策制定提供有效依据。

    数字化对版权产业的意义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加深远，远远不是一个非授权复制的问题。一方面，成本的降低和成本结构的改变有可能改变版权保护制度，它们肯定会对版权保护的适当力度问题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版权保护制度也有可能影响技术变革的速度和方向。

    版权保护政策的具体细节——例如版权保期护到底应多长、公平使用例外的范围应该有多大等——主要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困难之处是如何理解优质的经济学研究，包括非授权复制以及版权保护的合理性论证，如何将抽象水平的成果转化为具体的、针对版权保护制度修改的政策建议。在这个方面，研究还很不充分。

    总的来说，版权经济学在确认版权保护的不同效果、非授权复制在特定市场条件下对供给者利益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走过了相当长的路。然而，在没有掌握详细的市场状况时，非授权复制到底对福利有什么影响，研究文献并没有提供一般性的结论。为了能够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版权问题，非常需要经验研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