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拒绝了中国很多次之后，库切终于来了。这位以低调沉默著称的作家满头白发，身形瘦削，穿黑皮衣、深灰西裤，面对蜂拥而上的“长枪短炮”完全不为所动，除了既定的发言环节，基本不开口。问他对莫言有什么看法，他一点也不客套：“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不过偶有读者大着胆子上前索要签名，他倒都满足他们的要求。

    作为对第一届“澳大利亚-中国文学论坛”的回访，这是库切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前，无论是出版了他大部分作品的浙江文艺出版社还是各大高校邀请他来华演讲或讲学，都被他谢绝。4月2日上午，应第二届“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之邀，库切主持了中国作家徐小斌和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的演讲和对谈，下午，他作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在4月3日的朗读单元中，他朗诵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里的章节。

    库切并不是对中国没有兴趣，他的自传三部曲之一《青春》的主人公为了来中国，曾买《自学汉语》练习中文，还写信给中国驻英国大使，希望可以去中国教英语。这次北京之行，除了参与官方活动之外，他还抽空去了颐和园、798艺术区和北京大学，尤其对798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还透露，今后想找机会到上海来，不过将会是私人行程，因为“密集的活动安排让我觉得很疲劳”。

关心中国译者的稿费

    “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那要看你问什么。”这是典型的库切式回答。面对采访要求，库切拒绝起来总是极有原则，不给人任何转圜的余地，以至于多年来吃过闭门羹的媒体口口相传，几乎把他塑造成了“难搞”的传奇。据传他现在仅接受动物保护机构的访问，因为他是个动物保护主义者。这次追随库切到北京，我深刻体会到了这位最神秘的诺奖作家令人望而却步的沉默。

    由于此次论坛算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首次正式公开露面，主办方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对消息封锁得很严，称活动不邀请媒体，最初只在现代文学馆公布了一条信息，为普通读者开放了100个名额。名额很快就报满了。通过浙江文艺出版社库切的责任编辑曹洁的帮助，才获得“混进”论坛的机会。4月2日早上来到现代文学馆，不出所料，其实各大媒体都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会场，大家讨论着如何能逮到库切，至少让他回答一两个问题。

    在徐小斌和卡斯特罗的对谈环节，他们提到了如今严肃文学出版不景气的问题，曹洁抓住机会介绍了库切的作品在中国出版的情况。作为主持人，库切又把问题抛给了两位演讲者：“你们对此有什么回应吗？”徐小斌立刻接话：“我当然是库切的粉丝，但我现在买得还不够多，要买全套。”对于如此直接的“表白”，库切还是没有要回应的意思，直接请工作人员把话筒递给下一位提问者。曹洁说，有媒体写了十几个英文问题托她转交库切，库切看过之后，只简单回答了其中一个，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回答其余的。

    午休时间，在现代文学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巧遇库切。他和所有参加论坛的澳大利亚作家一起来喝东西，点了一杯洛神花茶之后，他便一直没再讲话。之后有些记者陆续闻讯赶到，大家在库切的邻桌坐立不安，都想借机和他说几句，但看他即便和朋友们在一起也只是倾听，最后都觉得不便打扰，纷纷撤退了。

    然而库切也有健谈的时候。官方活动结束后，库切到清华大学外语系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写过《永远的流散者:库切评传》的王敬慧——家中吃晚饭。库切是连牛奶也不喝的素食者，因此王敬慧为他准备了一顿全素食。令她惊讶的是，在她家里，库切成了谈话的主角，还饶有兴致地在她家的唱片收藏中选了一张来听。在与自己的主要译者文敏见面时，库切主动问起了翻译稿费的问题，文敏告诉他，千字65元人民币，他追问每页书有多少字，准备算一算翻译一本书的收入，大家说这还要考虑汇率。“我知道汇率，”库切说着快速算了出来，“稿费不高啊，应该不能以翻译为生吧？”文敏遂告诉她，自己的正职是报社编辑。

    在中国的几天中，库切几乎不曾表现出热情，只在看到浙江文艺出版社为他出版统一装帧的一系列精装本时，高兴地说：“很漂亮，国外还没有出版社这么做过。”据王敬慧说，通常库切与人见面问候，都只是握手而已，和中国人一样很少拥抱，但他将此行唯一的拥抱给了曹洁。后来曹洁兴奋地说：“太意外了，这是他给全国粉丝的拥抱。”接下来，浙江文艺出版社准备将被称为“库切自传三部曲”的《男孩》、《青春》、《夏日》打包成一个999册精装限量版，库切已答应提供手稿，并为中国读者写序。

可能是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确认库切将来北京的消息时有人预测他发言不会超过5句话，没想到他竟做了将近15分钟的演讲。尽管他首先否认自己的发言是要批评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和瑞典皇家学会，但他与读者分享的对诺奖的看法一针见血。任何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能都不会像他一样主动提出对诺奖评奖标准的思考。事实上这可能是库切的最后一次公演开讲。因为浙江文艺出版社此次向库切建议出版一本他的演讲集，他说：“我也许不会再做演讲了，以前的演讲加起来也不足以凑成一本书。”

    库切首先引用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授予标准的原文——“最近一年来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并补充说：“这里的作品并非指该获奖作家的某一部作品，而是构成其创作整体的全部作品。”

    到底怎样的作品符合“具有理想倾向”的标准？到底如何看待“构成其创作整体的全部作品”？是否要求该作家的每部作品都具有这样的理想倾向？库切猜测诺奖的评奖标准“肯定让评委们十分苦恼”，并指出不知瑞典皇家学会能否以当代的眼光来看待这个100多年前的遗嘱。他提到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不喜欢以左拉为代表的整个自然主义写作流派，并猜想原因可能是他更相信人的精神力量而非不可控的自然环境。在诺贝尔所处的时代最富才气的瑞典作家是斯特林堡，“但诺贝尔显然对斯特林堡没什么好感”，库切说，“诺贝尔喜爱的瑞典作家是维克托·里德伯格，他认为他是个超级理想主义者”。

    尽管有人调侃库切的演讲看起来像是维基百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条，但很快他就提到了一个深奥的概念，同声翻译当时几乎沉默了，我后来反复听录音，也没有完全听明白他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他说：“我不知道英语里的‘方向’（Direction）在瑞典语里是哪个词，但在德语中，它应该指Tendenz（趋势，倾向）。Tendenz在诺贝尔时代的文学批评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并且在20世纪以来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中仍然重要。一部具有Tendenz的作品，体现了在黑格尔的‘一切止于作品，因此表达了它的社会和历史意义’。Tendenz后来成了与意识有关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

    在1901-1911年间，斯特林堡有过11次获得诺奖的机会，但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从未将此殊荣授予他。因此库切认为诺贝尔奖不一定会颁给一个时代客观意义上的伟大作家，而更倾向于选择与诺贝尔意识形态接近的作家。到了21世纪，瑞典皇家学会的评委未必认同“理想主义”这个评奖标准，但他们仍必须执行诺贝尔本人的遗嘱，所以在库切看来，对于那些很难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获奖者，他们在颁奖词上努力体现他们光明的一面。他举了三例：“2004年的耶利内克，授奖理由是‘她小说和剧本中表现出的音乐动感，和她用超凡的语言显示了社会的荒谬以及它们使人屈服的奇异力量’；2001年，给英国作家奈保尔的颁奖词是‘将深具洞察力的叙述和不受世俗侵蚀的探索融为一体，迫使我们去发现被压抑历史的真实存在’；1969年则是贝克特，‘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他最后总结道：“虽然这三句话本身没有错，但这样的总结似乎是有意要突出他们光明的一面，尽管他们作品本身的Tendenz，是相当黑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