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颖摄影手记12:“偶然”朱健
作者:秦颖 时间:2013年03月25日 来源:百道网·秦颖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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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
2005年春节,回长沙过年,跟朱健先生约了初五下午拜访。朱先生的家在东塘,这天,天下着小雨,我和继东兄如约而至。朱先生应声开门,我们迎面与这位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的老人相遇了。进屋一落座,他就讲开了,把他这辈子谈了一遍。
朱健先生说他这一生的许多重大事情都出于偶然。
偶然写了两首长诗,投到了偶像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在第一期和第三期发表,完全出乎意料。胡风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在他心中的地位很崇高,根本不敢想他会看中这两篇东西。当时才20岁,可以说是少年成名。
谈到跟胡风的关系,他说完全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1946年去张家花园抗敌文艺协会拜访过一两次,1948年胡风去香港后就再也没有了联系。现在自己竟成了老而不死的40年代的诗人了,七月派的一员,这完全是偶然。解放后写过新生活的诗,“文革”后也写过诗。他觉得自己的诗还是比文章好。作为诗人,起码是七月派诗人之一,诗作以后总是有人会翻阅。
这之后朱健先生的青春年代一直都在革命,20岁在国民党汽车站卖票,抗战时作为流亡中学生到了四川,反内战反饥饿时被俘,1947年放出来又被驱逐出四川到了湖南,便一直呆了下来。解放初他是长沙市委的秘书科长,胡风事发他被抓时,大家对他都很客气。之所以没被打成胡风分子,是因为解放后跟胡风没有联系,最终给了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
这之后,朱建先生做过建桥工地党委书记、铝厂厂长。七十年代国家开始组织编写 《辞源》,偶然得知此事,他主动要求去编辞典,看了四年书。当时有五万元购书款,从北京一车车拉了线装书回来。朱健先生说这是他知识积累的四年。他认为,编《辞源》是他的第二个贡献。《说文解字》二千年后还有人读,一千年后还会有人翻《辞源》吧。编完《辞源》后,朱健先生坚决不回铝厂,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不要,想去《学习导报》又不行,最后到了潇湘电影制片厂。在此工作了20年,没有过办公室,只在家看本子,一年可以看到几百部。
我们拜访朱健先生不是因为诗、也不是因为《辞源》,而是因为他的文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几年在《读书》上比较频密地看到朱健先生的文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从沈昌文先生处得知,他就住在我的家乡长沙。地理上的亲近感一下就拉近了距离,埋下了想拜访的种子。到《随笔》后,上门约稿便顺理成章了。
可谈到写文章,朱健先生说完全出于偶然。他说,跟三联书店的关系很久远,他是国立六中学生,他们一帮同学到重庆后很多都住在三联,也因此认识了当时的店员、现在的老伴。80年代后期沈昌文上任后,正值“反精神污染”,他写了一封信给《读书》,建议不发干预政治的文章,只谈文化,以往三联在重庆办刊也是如此。沈昌先生马上回信说,信本身就是好文章,要在《读书》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朱健先生说,他写文章是沈昌文发现的,是吴彬、赵丽雅培养的。谈到这,他很有些骄傲,说自己的文字成就还有些家族渊源,祖父是前清进士,父亲是梁漱溟的追随者,结婚时,梁夫人为他证婚。但他始终觉得自己首先是诗人,他说有人说他是以写诗的激情在写文章。显然,对此评论很有些知己的感觉。
不知怎么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解放前还有一点味道,同志之间是生死之交,有人情味,有真情,解放后个人与个人之间没有了心的交流,索然寡味,没意思。也许,这是他几十年内心孤独的自然流露吧。
朱先生除了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之外,讲话也是中气十足,热情奔放,整个谈话中,不停地发出爽朗的笑声。但一旦对着镜头,就神情紧张,极不自在。谈话当中我抓拍了几张,因为他半躺的坐姿,无论角度和光线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但至少我记录下了这位让人印象深刻的老人。为了弥补此遗憾,2012年11月18日,再次拜访了朱健先生。多年不见,朱先生已经90岁了,身体还是那么健朗,问及有何秘诀,说20年来一直坚持睡觉前洗冷水澡。这的确是保健的独门绝技了,常人似乎做不到。我们边聊边拍,得到了这张慈祥的照片。
(本文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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