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七伯杨德豫
作者:杨逢彬 时间:2013年02月28日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订阅《新出版日报》 分享到微博:收藏
微博评论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七伯德豫先生于2013年元月23日中午去世,我不善为文,只好以此拙劣文字纪念他。在武汉他的灵堂,我献上了一副不甚工整对仗的挽联:“童稚逞才情,少壮贬洞庭,老来译笔惊天下;谨严的法度,轻盈的舞步,神韵要和原作同。”上联总括他的一生,下联化用他一篇谈英诗汉译的论文,是他译诗的主张。
七伯于1928年12月12日生于北平六铺炕,其时距离祖父杨树达先生由北平师大中文系主任改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已经两年多了。我以为,七伯之所以成为“英诗翻译的高峰”,是其来有自的。
“七七”抗战军兴,清华南迁,祖父移席国立湖南大学。1938年11月,湖南大学迁往湘西小县辰溪的龙头垴。那时,七伯德豫、八伯德庆、我父亲德嘉三兄弟分别为十岁、八岁、六岁。头一年,长辈带七伯去算命,算命先生说,此儿必成大器,不过,三十岁左右有厄,要到五十岁左右才除厄。小时候常听祖母说,这三人中七伯最为聪颖,所以祖父对他的教育也最为重视。比如,初中阶段不去学校上学,专门为他请家庭教师授课。他的一位老师为程良骏,后来任职华中科大,是著名水利机械专家。另一英语教师是祖父朋友罗焌的女儿罗书慎。程、罗两位当时都是湖大学生。又比如,祖父的工作室给七伯用。七伯对我说:“《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之《曾运乾及其他》有云:‘杨伯峻君来,为言曾运乾事……好打牌,不常见其读书’,完全不合事实。湖大给每位教授一间工作室,爹爹不用,给我用。这工作室与曾星笠先生的是隔壁。墙壁为薄木板,不隔音,曾先生干什么我一清二楚。他每日在工作室用功,从不打牌。不晓得寿哥(杨伯峻先生)凭什么这样讲。”
大约1968年时,我从长沙老宅堂屋一角的大木箱中翻出一册毛边纸日记,是七伯刚到湖南时写的,毛笔竖行文言。其中一段,写观看群鸡争食。“抱鸡婆素不讲理”,驱赶弱小而独食。这时,主持公道的大公鸡出现了:“浑身锦绣,腰大一围,乃桃源鸡也。”教师将“抱鸡婆”(孵蛋的母鸡)用红笔圈去,改为“雌鸡”。我倒觉得不改为好。
在辰溪时,湖大教师组织了一个“五溪诗社”,祖父常参与唱和。《积微翁回忆录》1940年5月31日:“五溪诗社题为‘龙头杂咏’,余命儿德豫赋之。有‘月明何事劳相忆,千里随人到五溪’之句。儿年止十三,有文思。同事诸君皆加称赏,亦可喜也。”若按实岁算,七伯当时十一岁半还不到呢。半年后,涟源国立师范学院(即钱锺书《围城》中的“三闾大学”)教授周邦式发表《龙头杂诗》八绝于报端,第四首为:“孤城画角带霜吹,明月随人到五溪。谁信佳篇出童稚,少陵才调谪仙辞。”就是说的这事,末句以杜甫李白比拟七伯。1940年10月9日,是阴历重阳节。《积微翁回忆录》云:“五溪诗社第七集,社题‘重九七律’,余亦命豫儿为之。首四句云:‘西风吹皱客衣裳,初雁声声报早凉。强整愁容对黄菊,莫辞樽酒负重阳。’亦颇有致,惟少年人不当有愁容耳。”这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了,是否预示了后来的“识尽愁滋味”呢?
祖父的一些著作,如《论语疏证》《春秋大义述》等,七伯也参与编写。《论语疏证·自序》:“此书乃一九四二年所写,其时余正抱小病,力疾搜检群书,令儿辈分任抄写。”七伯很得意地说:“爹爹提出设想,将资料交给我们,我则担任‘前敌总指挥’。”所以,七伯对祖父的学问并不陌生。例如,在1985年出版的《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上,有篇七伯写的《〈文字形义学〉概况》,他写道:“这本书实际上也总结了自从许慎以来,经过大小徐、段玉裁直到章炳麟、王国维诸家对汉字的研究成果,是两千年来为数众多的文字学家的心血的共同结晶。在此基础上,又由父亲运用近代科学知识,深思密察,去粗取精,加以总结和提高,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这样,才使此书卓然自成体系,如大树之枝叶扶疏、浓荫匝地,如沧海之汪洋浩瀚、气象万千,而成为中国文字学这一领域集大成的里程碑式的经典性著作。”谁能说,这是外行写的呢?这篇文章后来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七伯曾对我说,不读古文,白话文也写不好。他信手拿了一本马茂元《楚辞选》,翻到《绪论》,指给我说,没有较好的古文根底,是写不得这样琅琅上口的。又云,不独诗歌,即使散文,不论文言白话,都要抑扬顿挫,都要讲究平仄。我注意到,七伯所译诗,每行字数较他人为少,恐怕与他古文读得多、用字精炼有关。他的文章,读来也极富音乐感。
我中学学的是俄语,1977年底考入大学才开始学英语。一天,向他请教如何学好英语。他说,没有好法子,背熟几百篇范文,英语自然就好了。我嫌这法子“少慢差费”,没有采纳,后来学了近二十年也没学好,真是追悔莫及!
祖父为了将湖南大学办成一流大学费尽心力。曾运乾先生要调走,祖父极力劝说,终于挽留成功,而曾竟死于湖大教学岗位上。挽留别人,当然得以身作则。大姑考上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祖父以经济困难为由让她在湖大法律系就读。同样,祖父让七伯就读湖大历史系。我私下揣测,祖父大约是想把七伯培养为自己的接班人。所以当七伯违逆自己而考到省外去时,祖父在日记中写道:“此儿真可恨也!”
在一篇采访报道中七伯说,当时祖父不同意他离开湖大而出省考试,不给盘缠,是祖母、大姑变卖首饰凑齐的路费。但七伯考上中央大学后,祖父又给校长吴有训写信,吴的回信说:“遇夫先生道席:十二月廿一日来示敬悉。令郎德豫入学事已凭毕业证明书准予报到入学,但仍须补缴正式毕业文凭报部。公费一节,业经审查会通过核准为全公费。特此奉闻。专复。顺颂道绥。弟吴有训再拜启 一月十七日。”
在中央大学读了一年,他又不满意了,觉得学不到什么真东西(祖母说的),于是考到清华大学外文系。他大舅的儿子张孝纯正在复旦大学读书,受表哥影响,也考到清华攻读社会学。“文革”中表哥杨立说:“有一位陈寅恪先生真是了不起,他的眼睛瞎了,七舅舅去看他,问个问题,他说某书柜某排第几本多少页有答案。七舅佩服得很。”《积微居友朋书札》中有一通陈寅恪先生写于1948年7月7日的信:“前闻令郎言先生往广州讲学,想已早返长沙。”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七伯在2月参军,驻扎通县。参军时,几位同学一道约好改名。因为要“打过长江去”,所以都姓“江”。七伯改名“江声”,大约取“日夜江声下洞庭”诗意,没想到后来竟然在洞庭湖中的南县大通湖改造了二十年,确确实实是“江声下洞庭”了。同学吴云森改名“江枫”,后来翻译雪莱,蜚声天下。另一位同学改名“江青”,取“江上数峰青”诗意。七伯病重期间,江枫、江青分别从北京、广州赶到武汉,住了一星期,每日到医院看望,陪他聊天;那几天,七伯很愉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北大,许渊冲先生对我说,大约杨先生的英文名为 Johnson,才叫做“江声”。不过我从未问过七伯。七伯1945年入大学,1949年参军,共计不到四年,其中湖南大学一年,中央大学一年,清华大学不到两年。
七伯后来改回本名,洵非得已。打成右派后,在大通湖改造期间翻译了朗费罗的诗。因为右派分子不能出书,书稿就以“译者杨德豫”的名义由我祖母寄达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1979年右派“改正”回长沙,即将重操旧业,想到业已用“杨德豫”名字出版过《朗费罗诗选》,于是,江声又变回了杨德豫。
我二姑在长沙教中学,“文革”中有学生毕业后下放大通湖,回长沙时,那同学对二姑说:“我们那农场中学有位江老师,长得真像您!”“文革”那些年,农场子弟中学风雨如晦。校长的腿被踢瘸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大围剿国民党军的总指挥是鲁涤平,他的孙子也在此任教,其子就读本校。一次历史老师讲第一次大围剿,说到尽兴处,上前抽了鲁涤平曾孙两耳光。鲁涤平的孙子为其子评理,历史老师振振有词:“我是义愤填膺,不能自已。”有段时间,七伯连五十多元的工资也停发了,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费。有次挑砖上窑,从跳板上摔下来,手臂骨折,又得了血吸虫病……
1949年,七伯参军两个月,4月即南下。到井冈山时,他待了一个月采访,写了《重上井冈山》一书。他说:“刚解放时,农民说话还没禁忌,我去采访,让老农唱当年井冈山根据地的民谣。那人唱道:‘朱老总背米过坳,□□□茨坪打炮。’后来我到广州,看到一篇描述井冈山老区群众回忆朱德的报道,说是群众唱道:‘朱总背米过坳……试看歌声载道。’除了第一句是群众唱的,其余都是作者编的。你看‘背米过坳’是土话,‘歌声载道’又文绉绉的了,哪里会是群众唱的?”《积微翁回忆录》1949年9月14日:“豫儿本学于清华大学,北京解放后,休学从军。今日得其八月廿四日粤赣边军次书,云四月下旬南下,到今已步行五千华里。人健无恙,精神愉快,远过昔时云。是可喜也。”
这种“精神愉快,远过昔时”的心境,也算延续了几年吧!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点击图片 查看详情
点击图片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