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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月之书”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出版社。这在大多数为十人以下小规模出版社的韩国出版界中亦是如此。出版社全部员工一共有三名外加社长一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社长如果不作为编辑工作中的一员并努力工作的话,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也正因如此,让我有机会从帐本中解脱出来,直接参与到书的编辑和制作的工作中去,并且品尝到“制作”的乐趣(其实也可以说是痛苦吧)。
最近我在对一些书进行编辑的同时有了一个非常偶然的发展,那就是这些书本中总是会出现一个共同而又特定的词语,这个发现让我有了些许的兴奋:果然只有直接参与到编辑的过程中,才能有这样的发现啊!而我发现的这个共同又特定的词语,就是“网络( 这里所说的网络(network)并非特指英特网,而是指代宏观的网络——译者注)。自从有了这个发现以后,我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强调说,“网络”这一词才能真正来说明我们当今的世界。而最终,我将这一想法融入在了今天的发表中。
从后现代到网络
众所周知,那些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部分思想家们将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二元论看做是现在文明的万病之源。那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笛卡尔阐述的人类的主观意识才是构成世界的实体,而物质世界与自然只不过是他者二者之一。“主—客”分离理论不仅产生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单方性支配,而且更孕育除了人类之间的暴力支配。(在此我所指的后现代主义包括了后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欧美现象学的学者们。)然而,后现代主义,除了急于对主体的解构,以及主张用差异性来代替同一性,用分散来代替统和,以及用脱离中心来代替中心以外,对于世界存在的方式这一方面,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积极的展望。
在新世纪以来的这十多年中,我特别注意到了几位试图超越后现代主义宿命论的思想家们的登场。这几位就是对于“网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的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内格里阐述了“帝国(Empire)”作为全球性的资本—权力的复合体的登场,并与此相对的,将被支配的多数存在称之为大众(Multitude)。内格里认为“大众”通过与“帝国”这一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体制的抗衡中,从过去的区域性、阶级性的中心中脱离出来,在全球正在构成自发性的网络。例如像华尔街示威、伊斯兰大众的起义和反FTA 运动,这种以非组织性的,偶然发生而显露出来的大众网络,尼格瑞尔将之称为:“大众智力”、“集团智力”。
法国的科学社会学者拉图尔也有与上述类似的见解。他在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简称“ANT”)中提出,组成世界的网络元素不仅仅包括人类,还包括事物与自然。在实验室中,作为实验对象的事物是对科学家的实验(test)起着妨碍和偶然性引导作用的行为者。同样如此,人类总是将自身的政治性、社会性的问题,试图放在科学或自然中去解决,而对于自然的各自的解释或参照(reference)又孕育出了别的政治社会性的问题。即,拉图尔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通过人类、事物、社会之间的相互改造和牵连的方式而形成的。
简而言之,拉图尔和内格里在对近代性主体进行解体的同时,置入了“网络”这一新的构成世界的原理。网络自身虽然不能称之为主体,但是无数具有现实性力量的个别性主体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这一方式,即可以用“网络”这个词来表现。
网络的特征
我认为上述对于网络的观点对于我们绘制东亚文化地图提供了有用的参照作用。前面的内容提到的是网络理论诞生的背景,接下来我将对于网络的特征做进一步的分析。
网络是由各个顶点(独立性的行为者,即主体)无限连接所形成的。a, b, c等这些顶点在仅在处在位置上这点是等同的(等质的)以外,这些顶点的其他特性是完全不同的(异质的)。这些顶点可以以个人的形式出现,也可以以某种思想的形式出现,甚至可以是一本书、一篇新闻、一个自然事物。这些以a-b, b-c, c-d来表现的连接既不是主从关系的,也不是单方向性的,而是并列的、相互性的以及复合性的。并且,各个顶点,如a, d,并不需要直接性的连接。如(a-c)-d 这个关系一样,各个顶点通过相对顶点的另一个连接来形成一个更高阶段(meta)的连接。网络的所有特性,用“混合性(hybrid)”这个词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由于网络有着可以无限延伸的这一特性,即使一部分连接消失了,也可以通过其他部分的连接来持续下去。如果有人问起这样的网络在哪里可以找到的话,我可以用我们现在经常接触到的计算机网络(cyber)空间来举例,而过去的时候,“出版”正是构成这样的网络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东亚文化地图与网络
我认为“网络”这一概念最能体现对出版和读书行为的认知(identity)。出版、编辑在刚出现的时候,就是一种连接作者—书—读者的网络活动。出版始于对作者和原稿的批判性校读,在这样的校读中,构成作者—读者的最初次的连接,并在第一读者—第二读者之间产生无限的连锁性。(这部分不禁让我想起了上次在明治大学会议时,熊泽先生提到的从批评化到古典化,从专业化到公共化的过程。)我认为东亚文化地图成败的关键是出版和读书如何在新的数码环境中实现其所特有的网络性特征。如果各位也同意这些关于网络的见解是有用的话,那么接下来在实现东亚文化地图时,还需要考虑以下几个事项。
1.“中间地区”
我们在对待特别是像“文化”这样的大主题的时候,总是倾向于划分,以及区分上下层次上。根据这样的习惯,当今的东亚文化地图可以划分为9个范畴。我认为不要过于生硬地将这些领域划分开,而是应该关注于连接各个顶点之间“中间地区”的项目的发现和介绍。最近韩国导演金基德的电影《圣殇》(Pieta)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金狮奖,这部电影虽然有着很高的艺术性价值,但是在韩国国内却由于电影配给制度的垄断而没能取得很好的票房。这种问题的产生究竟是艺术上的问题呢?还是大众产业上的问题呢?正如上述这个事例展现的,对于某个文化现象进行说明的时候,比起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范畴内部来,在几个范畴重叠的部分上进行反而能更好地说明这个现象。
2.“连接”
我期待东亚文化地图能够成为一个充分体现“连接”意义的企划。这里说的“连接”不仅包括各个范畴之间微观性层面的连接,还具有宏观性层面的连接。最近东亚各国之间的政治性领土纷争的激化令人堪忧。我认为全球新自由主义式的霸权竞争在亚洲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面目出现,而东亚文化地图应该可以体现对于政治性对立与纷争的缓和以及强化文化连接的这些努力。
上述宏观性的连接不仅适用于东亚内部,更可以适用于我们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上。萨义德(Edward Said)指出,西方的东方主义研究(Orientalism)来到亚洲后,反而化为了亚洲人的自我劣等感。如此设想的话,通过分析我们所理解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不是反而可以帮助我们阐述东亚的整体性吗?所以,我们所理解的西方世界也是东亚文化地图中需要重点涉及的主题之一。
“连接”这个词语,不仅具有空间性的意义,还具有着时间性的意义。我们在分析研究今天的东亚文化的同时,不能忽视过去以往的文化事件。试问:有哪些历史文化在今天仍然具有着重大意义呢?同理,现今的哪些事件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仍将持续呢?我们在构建东亚文化地图的过程中也应该持有这样的连续性观点。
3.“相互性”
比起“分割”(division)与“等级”(hierarchy)这样的思考方式,网络性思维具有着相互性(interactive)和混合性(hybrid)的特征。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将东亚文化地图变成一个杂项的集合。我认为作为东亚文化地图的物理性基础,网(web)和数码环境才是能够真正实现相互性和混合性的方式。
我希望能够充分利用相互参照(reference)以及超文字(hypertext)的功能来构建文化地图内部的各个部分。各个部分通过指出并解释与自己相关的部分来进行相互间的联系,这样的话,东亚文化地图可以成为一个更紧密,更具有统一性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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