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历经沧桑》 邢小群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年11月版

    小区里有一棵柿子树。秋风渐紧，眼见树叶飘零，小灯笼似的果实越来越少。我常去看它，心想，这就是“硕果仅存”啊。读邢小群的《我们曾历经沧桑》 ，我眼前常浮现这棵曾“累累”而今“仅存”的柿子树。用“硕果仅存”来形容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一点不为过。当初唐德刚完成胡适、李宗仁的口述史后，称这些老人（胡、李都是1891年生人）是“中华无价之宝”，当年很多人年事已高，唐德刚独木难支，发出感叹，“眼睁睁地看其逐渐流失，内心发生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之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于万一也。” 邢小群为张仃（灰娃代）、灰娃和何方做口述史，可谓“抢救” 。他们都是上世纪20年代左右出生，十多岁参加革命，他们的亲历、亲见、亲闻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在老人聊家常般的回忆里，举重若轻。灰娃十二岁随青训班奔赴延安，遇到国民党哨卡，查出有斯大林头像的书。国民党兵问是谁， 有人回答是蒋委员长。那个农村出身的国民党兵居然信了，还说蒋委员这张像没照好。那时很多穷苦家的孩子去当兵，只为了一口饭，并没什么远大的抱负。革命燃烧的延安在灰娃的眼里显得单纯。你想，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能懂什么。她记得“一直说马列主义如何如何，整风运动以后，毛泽东思想才挂在报告人嘴上。”灰娃自言“那时傻得连苦不苦也没什么感觉” ，她的回忆也似乎很傻，当时给她什么感觉，她就照直说，从不掩饰。她印象最深的是号称“延安三怪”的艺术家塞克、张仃和杜矢甲。这“三怪”本来都在鲁艺，后来张仃去了文抗，塞克去了青年剧院，只有杜矢甲留在鲁艺。三个好友看似正常的选择其实与他们艺术思想和对革命的看法有着很深的关系。晚年成了灰娃老伴的张仃曾说，“我虽然信仰共产主义，但觉得自己是个散漫的艺术家，我宁可做一个党的长期同路人。”

    那个时期，艾青、萧军、张仃他们都不怎么顺心。艺术家越伟大，他的个性也越突出。对于一个“哨兵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反倒揪着哨兵脖领子问人家是干什么的”艺术家，显然不满于行政对他艺术创作的干涉。张仃一生在土地上打过三次滚，一次是到延安，以为获得了自由；一次在太和殿，见到了古中国的建筑艺术；一次是被批准离休，无官一身轻，终于可以放开手脚画画了。1956年，他顶住压力，主持设计了以黑色为背景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梁思成反对拆天安门广场上的三座城门，廖承志让他去做梁思成的工作，他没去，因为他也不同意拆。他对灰娃说，“当年如果不拆，可以弄得像法国凯旋门，也燃起一捧长明不灭的自由之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之火” 。时代可能会压制自由之火，后者亦可在压制下闪现更绚丽的火焰，即使抑在心中，也会有喷薄而出的一天。如今能放手一搏了，惜乎斯人垂老，良可叹也。

    解放前后出生的那拨儿人如今算来也有六七十岁了，贺延光和李大同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青少年时代在“文革”中度过。最好的年纪遭遇最坏的时代，他们的口述史的时代特点更为我们熟悉。邢小群给贺延光做的口述史很全面，该说的都说了。但李大同的，我觉得不好。我们都知道李大同在《中青报》创办并主持的冰点周刊栏目曾经轰动一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争议，但他的口述史却避开了。对于历史事件，寻找当事人越多，记录他们的回忆文字越多，必定会对一些暧昧不清或争议不断的事件有所增加，也因他们健在，可以相互验证，也就有可能彻底厘清。

    尽管口述史中人的主观意识和情感有时会影响到历史的真实性、公平性，但我们读史、鉴史不也带着浓厚的个人史观与情感么？历史有其严谨、不容半点虚假的一面，但它亦不回避人们的爱憎。口述史，其实就是一个人爱憎的历史。

作者：老祝（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