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本权威性的学术著作，作为出版者，三联是早有所闻，早有关注的。有关编辑早在作者还没有完稿时，就已经了解作者的写作情况。2011年9月，英文版刚出版，编辑就找到了书，先睹为快。但当时我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作出出版它的中文版的决定。我们想多研究一下它的内容，也想听听社会反映。结果不久就发现，这本书好评如潮，在英语世界引起了极大关注，许多政界、学术界名人纷纷表态推荐。同时，我们注意到这本书尽管被人们称之为“邓小平传”，但是它有一个宏观的主题，作者以传记的形式，解读时代历史变局，探讨邓小平是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走向，如何改变了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因而我们确认这是一本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的“大书”。就它的整体倾向而言，我们发现书中不仅热情肯定了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和社会进步，而且也显示出作者在努力尝试让世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作者对中国的友好和善意是不言而喻的。他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对邓小平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邓小平视为中国几千年来、世界一百年来少有的伟人，许多重要评语令我们读了为之感动。例如他说，“在提高如此众多的民众的生活水平这一点上，20世纪有任何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多吗？”他还说，“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我们觉得，傅高义先生作为美国当代数一数二的中国问题专家，能够提出这样的见解实在难能可贵。

    对于傅高义先生，三联书店是熟悉和了解的。早在八十年代，三联就出版过他有关日本问题研究的著作。这一次，当我们了解到这部著作的主题、总体倾向和学术水准的时候，便作出决定，三联要拿到这本书的中国大陆版权。

    事前我们已得知，傅高义先生已将这部著作全部中文版权委托给了香港中文大学。于是我们和香港方面取得联系，这大约是英文版出版两个月以后的事。谁知早有人捷足先登，我们反倒成了后知后觉者。对方告诉我们，中国大陆已有超过30家出版社来联系此书的版权，若三联想加入，请写策划书来参与竞争。三联书店领导层先是大吃一惊，继而高度重视，紧急成立了一个有店领导和骨干编辑参加的策划小组，赶写了一份1万多字的策划报告，三天之内火速寄往香港。在这份策划中，我们的报价是首印30万册。后来我们得知，第一轮，我们“入围”了，有5家出版社可以进入第二轮竞争。不过，虽然我们对书的理解和定位到了首肯，但是我们的报价首印30万册，却是5家出版社中最低的。第二轮，对方又让我们根据傅高义先生本人的要求，另写一份编辑设想，集中回答傅高义先生感兴趣的一些有关编辑合作的问题，我们又写了大约1万字，用了7页纸，但后来听说有的出版社写了40页纸。最后香港方面通知我们，下面还有第三轮，入围的是三联书店和上海一家出版社。同时告知我们，第三轮是面试，请我们和上海的那家出版社派人在2012年1月17日到香港与傅高义先生分别面谈。

    1月17日，三联书店派我和编辑叶彤飞往香港。当时傅高义先生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间很紧张，平均每两个小时就有一场活动的安排。他的时间表上，分别定下了与上海那家出版社的代表和我们会谈的时间，都是一个半小时。那天晚上，上海方面的人谈完了，已是8点半。此时傅高义先生已经整整忙了一天，再与我们洽谈，我真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毕竟他已经80岁了。而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不容易，要说的话很多，光是谈话提纲我就写了三页纸，很怕没有充足的时间与他交谈。而傅高义先生对作出这个出版决定显得十分慎重，事前曾表示，他会在两次会谈结束后思考一两天，然后在1月19日他离开香港之前宣布他的决定。这种严肃的态度使我们感到压力更大，所以当我们走进他的房间与他见面时，很有一些心怀忐忑。

    那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也在座，她是傅高义先生委托的版权代理人。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四人谈话的气氛极亲切、极融洽，大家都被傅高义先生幽默风趣的谈话风格所感染，无拘无束地发表看法。整个谈话过程，就像大家在共同叙述一个开心的故事，我准备的谈话提纲基本没有用上。我感觉还没有谈完，忽然傅高义先生就站起来说：“我已经做出决定，这本书交给三联出版。”令我们喜出望外。我想，傅高义先生之所以这样决定，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三联的品牌优势，傅高义先生事前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二是我们的编辑设想虽然简短，但却较为清晰地回答了他关心的问题；第三是我们显示出的诚意取得了他的信任。我们承诺在编辑过程中尊重他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在每一个具体环节上与他保持沟通，征求他的意见。这一条对他其实是最重要的。至于首印数，我们承诺提高到50万册，也符合他的预期。尽管他并不在意版税收入的高低（他计划把全部中国大陆版税所得都捐给美国的一所大学，用于中美文化交流），但他仍然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读到他的书。

    其实，在拿到版权以前，我们对这本书的了解还不够充分。但是在编辑过程中，我们越发深入地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我们发现这是一本现实意义很强的书，而三联很需要这样的书。大家都知道三联是一家有着80年历史传统的出版社，而三联的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就是关注现实。当年邹韬奋先生创办《生活周刊》，提出的办刊宗旨就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三联出版的书刊，从来都是为启蒙民智，促进社会进步服务的。今天三联的出版，应当坚持这样的传统，既不能一味钻入学术象牙之塔，又不能沉湎于闲适生活的风花雪月，更不能堕入娱乐文化的泥潭深渊，因此我们平时总是强调，三联的选题策划，要保持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现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邓小平时代》正是这样一本富有强烈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的大书。他的英文名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直译是《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从书名就能看得出来，它谈的是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把它译成《邓小平时代》，意在强调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道路与今天现实的内在联系。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邓小平时代。这是因为，今天中国仍然坚持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倡导的；今天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是邓小平制定的；今天中国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邓小平建构的；今天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也是邓小平提出的。所以，这部以邓小平时代为主题的书能够告诉读者中国的发展道路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我们所亲历的中国改革时代的昨天和今天。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走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路线再次强调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就更加凸现出来。作为出版机构，能够以这样的出版物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并参与改造现实，实在是三联书店的荣幸。

    关于这本书的特点，我和编辑们做了一些归纳，用了八个四声词来概括，就是：“主题宏观”、“名家名作”、“材料丰富”、“客观中立”、“具体生动”、“举重若轻”、“雅俗共赏”、“制作精良”，这些就不一一详说了。我只想谈谈它独特的写法。其实它是一本研究性的学术著作，可是大家为什么都习惯地称它为“邓小平传”？我想，这不光是因为它写得通俗流畅，适合各种类型的读者，而且还因为它是以邓小平一生经历为主线，以叙述与邓小平有关的人物和事件来结撰全书。和国内常见的八股式的学术研究不同，这本书竟然通篇采用叙述文体，就像通常的传记写法。在这本书中，“讲述历史”成为作者的基本写作方法，他将自己的新颖观点和独到见解全部融入历史现场，融入对一个个具体事件（有时是故事）的讲述之中。难怪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这本书“读之难忘”，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它“引人入胜”，而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前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在评价它时，都称赞作者把书中人物“描画得栩栩如生”。这种特点，把学术著作写得很“好看”，可读性大大增强。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和傅高义先生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沟通和友好的合作。傅高义先生是一位亲切和蔼、谦逊儒雅的老人，同时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学者。《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出版后，一年多来，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这本书的修改。他不仅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而且还特地请专家帮助他进一步核定史实，推敲、斟酌一些观点的表述。直到我们排出校样以后，他还不断寄来修改文本，要编辑进行补正。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如果书中史料有误，不管是谁指出的，他都愿意改正。鉴于国内出版管理方面的要求，我们的编辑多次就书稿中一些内容的修改问题与他商讨。傅先生在坚守自己的独立学术立场和基本学术观点的同时，总是对编辑的建议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处处显示出大家风度。

    傅高义先生作为西方的一位独立学者，他力求保持客观中立，写出他自己笔下的真实的邓小平，并在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真实见解。尽管在对邓小平本人和中国改革道路的总体评价方面，他的观点和国内学者有着颇多不谋而合之处，但在大量的具体分析和论述中，他的思考建立在独占的史料之上，提出的见解并不苟同于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举例来说，相对于国内学术界喜欢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傅高义先生说他更愿意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经理”（意为“总决策人”）。他分析和总结了自己掌握的史料，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的，所以并不是先由邓小平设计好蓝图，然后再让大家按部就班地贯彻落实，而是先让下面实验性地进行改革，取得经验后再做决策，向全国推广。比如标志农村改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万里首先在安徽搞起来的；建立经济特区，最早提议的人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甚至华国锋也参与其中，邓小平不过是决定要使用“特区”这个名称。当然，在后来农村改革和特区建设与发展中，邓小平做出了许多重要决策，但他并不是这种变革最初的“设计”者。在作者看来，邓小平虽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但并不热衷于主动做“设计”，或许正是他智慧过人的地方，体现了他坚持以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性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当然，作者的这些观点，是一位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见。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这本书中对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解读，在中国读者看来是很新鲜的。当然书中的看法未必都能一锤定音，其中或许也存在偏颇。作者将这些看法提出，是为了同中国学术界交流。他说：“我相信，讨论的过程和不同的见解会为增进理解提供更多的新机会。”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原文标题：写在《邓小平时代》出版之前

(本文原载于：作者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