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上下册)
左凤荣，沈志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2年1月 版 ，69.00元。
 

    金雁所说的“倒转红轮”，除了历史学意义上的事实清理，主要是在时间维度上的由近及远。在我看来，还应当有另一种倒转——— 即以事实为依据，“重估一切价值”。

    在饱受争议的鸿篇巨制《红轮》中，索尔仁尼琴从1914年8月的一战开始写起，一直写到1916年的俄国民权运动、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水兵叛乱，直至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重现了俄国和苏联数十年历史。如果说，索尔仁尼琴以《红轮》为书名，并具有“倒转俄罗斯所走过的道路”具有事实辨析和历史解释学上“去伪存真”的意义，那么，金雁的《倒转红轮》则具有更多时间维度上的追溯，犹如一个历史的向导，带领读者由近及远，纵观俄罗斯的近现代历程。

    但是，阅读全书时“深合我心”的强烈感受，又让我对本书的史料选择和论述产生了一点点忧虑，正如很多汉学家们论述中国问题时，始终让我有一些隔膜一样，《倒转红轮》是否也会让俄国读者产生同样的感觉？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倒转红轮》是一本好书。它所牵涉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并非穷作者一人之力所能解决。

    侵略性的民族主义

    毋庸讳言，金雁对俄罗斯的研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尽管作者并未明言，但是，其寻根溯源的出发点仍然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从来没有另外一个国家，对中国的转变和影响如此深远。而《倒转红轮》的历史倒叙，也恰恰在多处给了读者似曾相识的感觉。甚至可能得出这样的印象———原来，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俄罗斯曾“同样”发生；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问题，俄罗斯知识分子同样遭遇；中国知识分子开出的解药，俄罗斯知识分子同样使用过。

    但是，将两国历史一一对应，将两国知识分子做附会性的类比过于简单。在《倒转红轮》中，金雁呈现了一幅俄国知识分子的全貌，对于贵族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历史由来、特征，介入政治和社会的方式条分缕析。在本书第六章，作者提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弥赛亚情结———“他们总是相信，俄罗斯具有创造新型文明的全部文化和社会力量”。此外，俄国的西方派、斯拉夫派、贵族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对外侵略和扩张问题上，经常表现出空前的一致。他们对俄国历届政府向外扩张以及侵略的行为表示认同和拥护：“如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后，俄国社会各界一致支持对参加起义者实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公开表示对波兰人反抗的切齿痛恨。”“自从赫尔岑在刊物上发表了同情波兰独立运动并对俄国的扩张表示怀疑的文章后，《钟声》很快丧失了它所享有的威望。”

    对于这样一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尽管金雁在书中对此作了简要阐述，但对此并未深究，同时也没有将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与俄罗斯及其知识分子命运之间的关系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剖析。或许，这也并非作者在本书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根深蒂固且极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或许正是俄罗斯现代转型曲折坎坷的根本原因。

    从13世纪的莫斯科公国到后来领土第一的俄罗斯帝国，无论俄罗斯怎样更朝换代，对外扩张，吞噬他国领土的特性一直没有改变。左凤荣、沈志华在《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中说：“一部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扩张领土的历史。开疆拓土、建立军事强国甚至帝国，赶超西方，与西方强国争雄，是俄国从不放弃的战略目标。”

    众所周知，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对亚洲诸国的侵略战争，恰恰正是民族主义膨胀的结果。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跃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后民族情绪高涨，并对外扩张，发动了侵略战争。这种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战争和杀戮，也给日本人本身带来了灾难。

    在本质上，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与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理念是矛盾的。正因为如此，雨果在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之后，会谴责自己国家的强盗行径。与雨果相反，俄罗斯知识分子却异口同声地支持其国家以领土扩张为目的的侵略行为。他们没有意识到，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给别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不幸，对俄罗斯自身而言也并非幸事。一旦俄罗斯对外扩张并发动战争时，在统治者、知识分子和平民等社会各界之中，在民族主义旗帜的纠集下，俄罗斯人很快凝聚而形成了一种“共意”———这种自12世纪以来，莫斯科公国对外不断扩张领土，在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中形成的“大国光荣的荣耀”，导致社会和个人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前的自甘退让，这种对国家罪行的纵容所导致的结果是，俄国由于对外侵略而成功转移了国家的内部矛盾，俄国国力的强大，导致的却是个人权利进一步被剥夺。

    在《倒转红轮》的阐述中，尽管金雁并未提及，但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似乎并未对此警觉并有所反思。他们对于俄罗斯的历代独裁者成功利用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恶果似乎懵然不觉，而是沉溺于领土扩大和对外扩张带来的“民族自豪感”，更不必说具有雨果那样的反思和批判。正如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所言，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抵抗外来侵略时，可以有效凝聚国民精神；一旦本身具有侵略性时，必然具有巨大的危害性。

    另一方面，一旦统治者有效利用了民族主义对外扩张，他也就有了对内专制和控制社会并掌握一切资源的理由，而民众则不可避免地遭受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被剥夺。俄罗斯的对外扩张，不可避免地成为统治者对内专制的“合法”借口。而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的助纣为虐，最后又将不可避免地使自己成为潜在的受害者。这种恶性循环，只会让其内部矛盾越积越深。

    “受苦”与道德优越感

    正是在历史记忆“大国光荣的荣耀”中，以及现实中自由丧失，民众权利被剥夺，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下，一代又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自觉承担了“救赎”的责任。索尔仁尼琴在专制政府下坚持抗争的道德勇气，他对斯大林极权统治的揭露，他被流放的经历，他坚持传统文化的宗教圣徒精神，正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的典型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多部小说中，现实困境经常将主人公逼入绝境，而作者提供的救赎就是宗教中的“受苦”。在托洛茨基、索尔仁尼琴等反对派的心目中，17世纪“分裂运动”最著名的思想家、东正教大祭司阿瓦库姆是其榜样。

    金雁揭示，俄国的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都从阿瓦库姆这位一生“受苦”的圣徒身上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阿瓦库姆的自传中看到了俄国传统的恒久性，车尔尼雪夫斯基从阿瓦库姆身上汲取“死硬到底”的灵感，索尔仁尼琴在他身上找到了反抗国家罪恶的原型，别尔嘉耶夫则把他奉为俄国传统文化的源头。1971年，东正教为阿瓦库姆平反，称其并非异教徒，而是圣徒。索尔仁尼琴以其个人的“受苦”，而非以其为武器针对其他人的攻击成就了自己，他以当代俄国的阿瓦库姆自居并引以为傲。在《倒转红轮》中，高尔基的多次“思想急转弯”令人瞠目结舌，但是，只有他维护正义、伸张正义、抗议强权时的“不合时宜”最令人称道。

    《倒转红轮》揭示，比农奴早99年解放的先进贵族一直处在“忏悔”和“自责”中，一直具有“人民崇拜”的道德负疚感。在19世纪下半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在社会利益分配中受损，出身于僧侣阶层的平民知识分子，对贵族知识分子开始了精神复仇。这批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以激进和粗暴的姿态，向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进行声讨，使得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自我怀疑，自我检讨。直到“路标派”1909年以《路标文集》向60年代人展开思想决战，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显然，在别、车、杜等革命民主主义者那里，“受苦”不仅仅是俄罗斯知识分子道德上自我完善的必要经历，而是其鼓吹激进和暴力的话语支点，贫困的生活经历成为了其政治激进的重要砝码，并增强了其仇恨和报复社会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在果戈理与别林斯基的争论中，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霍米亚科夫同情果戈理但不敢公开支持，别林斯基利用己方在农奴问题上的道德优势在论战中大获全胜。在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霍米亚科夫那里，未能“受苦”，大概也是其因为“道德弱势”并保持沉默的重要因素。

    为坚持真理而反抗国家权力，不怕因遭受国家权力的压迫而“受苦”，成就了俄罗斯异议分子道德上的崇高和伟大；另一方面，平民知识分子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却是以自己忍受过贫穷和困苦的生活作为武器和资本，自认具有“道德优越感”，挥舞起道德大棒砸向贵族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鼓吹暴力，宣称为“正义事业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认为自己有鼓吹和实施暴力的权力。最终，这种理论被布尔什维克继承。

    国家机器的压迫，行政权力的凌辱，司法系统中的徇私舞弊，经济格局中的巧取豪夺等等，对被施与者个人而言显然是一种巨大的不公正。那么，遭受这种不公正待遇的个人，是否就有权力以“受难”为资历，对社会实施报复和发泄仇恨，并将暴力实施到无辜者身上，并宣扬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呢？

    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个人的“受难”中，专制主义的横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显然是罪恶的渊薮。然而，在个人受难与受难者寻求公正的手段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和相应的逻辑链条。诚然，作为受难者的个人有权利要求相应的国家补偿和事后补救，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可以因为“受苦”就获得了权力，可以在现实中不择手段的报复，将暴力施加于他人。而针对更弱者挥舞利刃，实施社会泄愤已无异于有害无益的暴徒———无论其挥舞着怎样的旗帜，并高喊着怎样的口号。

    另一种“倒转”

    在本书中，金雁所说的“倒转红轮”，除了历史学意义上的事实清理，主要是在时间维度上的由近及远。在我看来，当历史的遮蔽消失，后人可以从哪些被封存的档案资料中接近事实时，还应当有另一种倒转———即以事实为依据，“重估一切价值”。

    正如我们当下所看到的事实，无论是苏联还是德国，都有大批的“叛徒”、“内奸”，除此之外，也有当时不可一世，被独裁者赞誉有加的宠儿。

    2009年的一则新闻显示，只因为不满纳粹政权、厌恶战争或同情犹太人等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德国军人被冠以“叛徒”罪名而遭处决，幸存者在战后60多年中仍遭歧视。据德国历史学家统计，二战期间，纳粹军事法庭以脱逃、拒服兵役、叛变等罪名，判决约3万名军人死刑，其中约两万人被处死。另外，大约10万人因这些罪名入狱。这些“叛徒”不限于德国人，还包括奥地利、丹麦、挪威、罗马尼亚等国军人。二战结束后，顶着这些罪名的幸存者不仅被视为叛徒遭受歧视，而且常常难以找到工作，甚至收到死亡威胁。

    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弗拉姆·维特和德特勒夫·弗格尔调查发现，大多数这些所谓“叛徒”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他们即使私下里对纳粹政权表示不满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帮助犹太人也被贴上叛徒标签。2002年，德国联邦议院终于通过一项法案，给那些有脱逃、拒服兵役和惑乱军心罪名的人正名，但将有叛变罪名的人排除在外。2009年9月，德国议会全部5个党派终于达成一致，最终同意废除“叛徒”罪名。

    而在苏联大清洗时期，被冠以“叛徒”、“叛国”之名被屠杀的人，在数量上远远多于纳粹德国。

    1956年2月在苏共20大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做了一个秘密报告，称斯大林“滥用权力”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赫鲁晓夫承认许多大清洗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受拷打后只能“认罪”。

    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悼念死于“大清洗”的遇难者时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显然，从“叛徒”到后来被平反昭雪，无异于价值评判上的倒转。这些被冠以恶名，被剥夺生命或遭受处罚的无辜者，时过境迁之后终于由历史来还其公正。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极权主义统治时代那些被赞扬和贬斥的人和事，在极权体制崩溃之后，对其评价同样也要“倒转红轮”。

    个人如何进行选择？身处伦理的困境之下，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对此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是一个无比复杂的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和选择的理由。

作者：张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