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力,是指出版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持续创造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的能力。它是出版社综合素质的集中反映。
当前中国出版业正处于转型期,一系列转企改制给出版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震动,也给大学出版社发展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影响。目前进入业界所说的“后改制”时代,大学出版社追求如何发展?大学出版社作为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何秉承、弘扬大学学术精神?今天当我们探索这些问题的时候, 放眼世界各国大学出版社的成功经验也许会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中外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位及宗旨
美、英、日各国的大学出版社作为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历来都被认为是大学教学科研的一个重要支撑条件。美、英、日等国的大学出版社自诞生之时起坚持就以“倡导学术出版、推动学术交流、营造科学氛围” (1)为其出版宗旨和努力方向。牛津大学出版社自创立之初即提出:书籍所代表的意义是人类智慧的产物, 而不是牟利的商品。剑桥大学出版社上世纪70年代首席执行官的杰弗里•盖斯这样说过:“我们的兴趣不在于使利润最大化,我们最高的目标是出版学术著作和教育图书,因为它们为人类的知识传承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2)
在这样的理念下,不论是历史最悠久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是美国年图书销售总量最高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以及世界上一枝独秀的理工类大学为背景的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它们的历史、成立背景、发展规模、发展模式等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些大学出版社的定位和基本任务是一致的,都是以学术出版为根本,以服务教学科研为其主要任务。
我国大学出版社有107家, 在其发展的30多年的时间里。在弘扬先进文化、传承人类文明、展现优秀成果和繁荣学术文化职责等方面做出了不俗的贡献。其中北京大学出版社始终坚持学术传播,履行大学社“学术为本”的本分,让更多的读者触摸到北大这所百年学府的深邃内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依托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的学科优势,上世纪末深度出版了一系列外语教学教材和著作,成为“英语图书市场上真正意义的产业领导者”。南京大学出版社坚持“学术立社、品牌兴社”的办社理念,依托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形成了高品位的学术专著、国外学术名著译介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出版特色。 清华大学出版社以高品质的出版服务,凝聚了一大批优秀的作者,有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国情专家、信息技术教育专家等。出版了一系列高教精品工程,使清华大学品牌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 我国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应具备的出版发展力
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学出版社属于中小型出版社,年出版码洋在2亿元以下。2003年之前大学出版社还享受国家教育产业免税的政策。稳定的利润、相对的隔绝使得大家自我满足于“象牙塔”中。不少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危机意识淡薄,缺乏市场竞争理念。2007年大学社开始进行了以转企改制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改革探索。改制后大学出版社与社会出版社同台竞争,有了更多的机遇,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纵观前面我们列举的国内外著名大学出版社经验,我认为中小型大学出版社目前应具有如下方面的发展力:
(一)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应秉承大学出版的学术使命和文化追求,具有为大学教学科研服务、服务学术及传承和积累文化的发展力。
我在这里所指的大学出版并非简单的指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行为,而是指大学院校伴随教学学术科研需求所开展的编辑出版活动。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独树一帜的优势学科或重点学科,中小大学社应立足所在大校学科优势,确定自己的重点发展方向。转企后大学出版社以服务大学和实现大学精神的根本性质没有变,大学出版社作为大学的一部分,不能也不应该脱离大学的教学任务而独立存在。所在大学的学科优势、学科建设、学校远景规划、学校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等等这些对大学出版社的学术资源、作者资源、出版特色等都将产生深刻影响。大学社应该牢牢抓住这些资源。大学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是大学出版社的安身立命之本,更是成长壮大之本。因此,大学出版社以大学为依托,受大学之恩泽,服务教育、服务学术理当义不容辞。
大学出版社离不开大学,同样,大学也希望有自己的出版社。大学管理者要重视出版社对于大学的学术贡献,“一所大学最崇高的职责就是推进知识的传播,不仅让那些能够走进课堂的人获得必要的知识,同时还应该将其传播得更加久远……” (It is one of the noblest duties of a university to advance knowledge and to diffuse it not merely among those who can attend the daily lectures but far and wide (3).)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说。出版物的发行可以将大学先进的教学成果和创新的学术成果传播到更大的世界范围。大学办出版社并不仅仅考虑盈利,不能仅仅用企业的投入产出和供求关系来考虑的,我认为,正确看待大学出版社现阶段的办社宗旨,应该是看一个大学出版社是不是以教学和科研为主要任务,而且不遗余力地去出版优秀的教学用书和学术著作,不会因为教学用书或学术专著不赚钱就不出版。这样舍弃自身使命而追求一般商业利益的行为,则是导致了大学出版社自我使命意识的缺失。
(二)要有坚持出精品,坚持出版高标准的学术成就的能力,尽快制定实行《学术著作出版规范》
文化积累,对于商业出版社来说,它的意义是参与市场竞争,但是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文化传承和积累就是坚持出精品。大学出版社作为大学教学、科研成果的重要展示窗口,对产品的社会效益自然有着更加特殊的要求,多出版一些反映当今最新科研成果的学术专著,多出版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书籍责无旁贷。大学出版社要志存高远,以传承文明、发展学术、传播真理为己任,把最好的精神产品奉献给这个时代,留给后人。
日前,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国内学术著作出版需要扎紧篱笆,提高出版门槛” (4)。大学出版社在规范学术出版上应有更多的担当与自觉,扮演好学术著作的“把关人”。大学出版社应在出版学术精品、树品牌方面花气力,下工夫。目前浙江大学出版社在这方面已迈出了第一步,该社国内首家制订了《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其核心内容为:学术著作出版,原则上须通过同行评审;书稿需具备索引、参考文献等要件,引用其他著作原文的,必须在文中标注并指明出处等等。当然学术出版的问题涉及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绝不是仅仅涉及注释和索引格式等形式问题这么简单。但在很多情况下,形式问题恰恰是内容问题的反映。一部好的学术著作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大学社应在自己的品格与特色上下功夫,构筑起学术出版的核心高地。
(三)大学出版社应努力使出版经济效益最大化,以经济效益促进社会效益的发挥。
转企改制后,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大学社已经不可能回避利润追求的企业属性。这一点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新的形势下,没有经济效益的大学出版社也不能取得自身生存发展的必要资金,必然会阻碍社会效益发挥[5]。这要求大学出版,要在保证实现自己所要承担和所能达到的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益,为自身发展积累资金。只有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大学出版社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改制后大学出版社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应不断探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以经济效益的实现来促进社会效益的发挥。为此大学社必须进行科学的管理与经营,最大化的优化管理体制,从而推进各项业务的市场化发展。
我国大学出版社完成改制后,董事会领导下的大学出版社跟其所在大学是怎样关系?目前很多人都认为出版社改制了就彻底脱离学校了,学校也不给予出版社人才、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这是一种误解。转变为企业后,大学出版社仍由大学主办。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贯彻“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按照转变体制的新要求规范运行,积极推进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于出版社职工,大学管理者在政治上要一视同仁,不能因为改制了,就不再培养干部队伍了。这不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吸引优秀人才到出版社工作。在经济上,可以实行工资分配制度的市场形成机制,坚持工资收入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通过实行岗位等级工资制等办法,向优秀人才或给大学出版社带来大项目经济利益的人员倾斜。如果一味走马灯式向出版社轮换、派遣干部,而将出版社专业干部仅作为赚钱使用的工具,这与当初想通过转企改制解放出版生产力的初衷,似乎背道而驰。这一点希望所在大学及有关部门引起注意。
(四)应具备探索寻找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辅相成的盈利模式能力,数字出版应该成为改制后大学出版社重点探索发展的一个方向。
数字化的浪潮席卷全球。2012年4月,大英百科全书公司正式宣布将停止出版纸质的《大英百科全书》(6),这部拥有244年历史,全套书重达58.5公斤的百科全书未来将只提供电子版。2011年5月,亚马逊宣布亚马逊网站的用户购买Kindle电子书的数量已经超过纸质版图书。在国内,数字化出版已成为中国出版业的新增长点。2008年,一份由10 多位中国数字出版领域资深专家完成的预测报告称(7):未来5年,将有超过30%的手机用户通过手机阅读电子书和数字报;跨媒体出版成为主流,全国70%的出版社将实现同步出版;全国80%的出版社将通过POD(按需出版)系统为读者提供图书的按需印刷服务。
在如此数字化生存背景下,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唯有面对市场,转变观念,创新思维,积极探索寻找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辅相成的盈利模式,实现差异化发展。
首先,大学社应以数字教育为本。大学出版社应立足所在大校学科优势,确定自己的数字教育项目。其中数据库建设是数字教育产品的关键,数据库环境下的全媒体教育图书更是学生期盼的产品。大学社应该依托学校的人才资源、智力资源、教学和学科优势资源建立教学数据库,使出版社从单一的教材提供者转变为面向教师和学生的内容提供商,建立“以学生为中心”模式的数据库教育中心。
其次,以项目形式攻克数字出版。大学出版社充分依托于大学优势及特色资源搭建数字出版服务平台,通过大项目、特色化项目发展数字出版。数字出版服务平台投入很大,如果仅依靠出版社自己投入,通过项目做数字平台,往往难以实现。但是,大学社依靠大学学术资源的优势开发和挖掘重大特色数字项目在争取国家及有关部门资金支持后就可能实现建立平台的愿望。如在2010年的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中,南京师大社的“幼儿教育数字出版信息交互平台”项目获引导资金80万元,中国矿大社凭借“煤炭专业出版数字平台建设与利用”获得资金140万元(8)。早在2008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先行推出获得相关基金支持的浙江省社会发展重大项目“面向家庭的个性化数字出版服务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积极捕捉三网融合、阅读终端的发展态势提供的契机。
2009年,该社又依托浙江大学学术资源搭建机构典藏与数字出版服务平台,探讨学术出版的数字化与相关服务。浙大社的数字出版在这两个大项目的带动下形成一个完整的数字出版服务平台,目前有效访问量已达到100万人次,并且在收益上获得了较大增长,较好地实现了数字出版的转型。
第三,进行数字资源的深度开发和挖掘。大学出版社充分发掘和集合已有出版资源,建立学术专业数据库。其核心理念是把加工好的电子书章节化,工具书条目化、表格化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资源数字化。同时把传统产业链上分离的作者、出版社、销售者、供应商、读者融为一体,根据客户需要,灵活提供多种服务模式。从而提高产业链整合度,提升数字阅读,创造新的赢利点。
第四,组建中小型大学社数字出版网络联盟。我国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在传统出版领域基本都涉及学术出版、教材出版以及目前或多或少的大众图书出版。基于此,其数字出版的对象往往存在很大的雷同和交叉。所以我们如果能建立类似数字出版网络联盟,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即或是跟合作对象谈判也会有更大的筹码。这不仅对专业技术和人才培养有利,对我国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开拓有自主产权的数字出版,实现数字教育、数字学术出版的资源共享,进而实现多媒体融合出版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结 语
当前大学出版社进入“后改制”时代,数字出版应该成为改制后大学出版社重点探索发展的一个方向。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唯有勇敢地面对市场,转变观念、整合资源、借助政策的引导,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寻找新的增长点达到出版社创造力、发展力的进一步提升,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规模发展与品牌建设的同步发展。
注释:
(1)朱杰人:对大学出版体制改革中一些问题的思考:《大学出版》2008-6
(2)大学出版社之路:学术传播与市场运作紧密结合《中华读书报》2012-06-25
(3)陆伯华主编:《世界出版业 美国卷》.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
(4)童 桦等:学术著作提高出版门槛 《浙江日报》2012-03-30
(5)周蔚华:中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历程及经验.《中国出版》2008 -2 -25
(6)黄薇:走过244年,《大英百科全书》告别纸质版.《文史参考》2012-4下
(7)《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出炉.《辽宁日报》 2008-3-19
(8)大学社数字出版借势项目.《中国图书商报》,2010-12-24
参考文献:
1.周蔚华:中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历程及经验. 《中国出版》,2008 -2 -25
2.魏晓薇:积极稳妥推进大学出版社改革——坚定不移 真抓实干,《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11-28 第1 版
3.巢乃鹏:论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理念,http://www.cmcrc.com.cn/gb/chaonaipeng/detail.asp?barid=5&tbarid=22&articleid=164
4.张宏:关于大学出版未来的若干畅想,《出版商务周报》,2009 -10 -25 日
5.蔡鸿程:中国大学出版社在改革中发展:蔡鸿程先生在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OL].[2008-01-11].http://www.pubhistory.com/img/text/6/236.htm
6. 代杨:新技术环境下出版企业的数字转型,《出版科学》,2008年,第5期
7.朱杰人:大学出版社的后改制时代. 《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0-1-24
(作者系上海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本文原载于:科技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