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做出版，不管多难，每年总要为出版人出几本小书。刘杲、沈昌文、钟叔河、朱正……从前辈做起，一本本做下去，直到同辈、晚辈，了却我一点承继与存留的愿望。

    陈昕先生的集子，我当然想做。因为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我始终认为，陈昕先生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是我认同的角色。现在真的拿到他的书稿，我认真翻读，兴奋之余，细细思索，心底里涌出一些敬畏的情绪。

    其一是他的理论水平。陈先生虽然身居要职不少，头衔不少，荣誉也不少，但以我听闻，行家们对他最多的肯定是“出版家”和“出版理论家”。从经常见于报端的大块文章，到一本接着一本的著作，观其内容，都不是应时的笔谈，而是实实在在的学术论说。比如《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是他集调研、实践与理论分析于一体的理论著作，也是国家立项专题研究的项目。

    还有《中国出版产业论稿》，其中许多论点独树一帜，敢说真话，敢亮自己的观点，十分难得。此书出版于二零零六年，那时正值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做得风生水起，身为老总的陈昕先生自然很忙，但他应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之约，从自己一百万字的文章中，选出四十多万字成书，确实厉害，也让我感到惊奇。此类实证性、学术性的书是很难写的，他的时间何来呢？是天赋，是勤奋，是三十年的积累？环顾出版业内，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面对这些，我怎么会不产生敬畏的感觉？

    其二是他的资历。我第一次见到陈昕先生，是一九九五年。在刘杲先生倡导下，中青年编辑研究会成立，胡守文先生任会长，陈昕先生任副会长，我是委员。成立会上见到他，四十几岁的人，面上的印象是稳重，谦和，寡言，目光中的傲气却掩饰不住。不久“中青年编辑论丛”出版，陈先生的《编匠心集》收入其中，读后我立即感到，虽然我们的年龄相差无几，他的出版经历之丰富，认识之高远，却远在他的同代人之上。

    以书为线索，一九八五年陈昕先生组织出版“青年学者丛书”，翌年他策划推出“当代学术思潮译丛”，还有“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等等。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三年，他先后在上海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担任领导工作。六年间，他曾经策划了十多套丛书、三四百种选题，亲自担任过近百种图书的责任编辑。

    单说他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堪称这个时代、这个领域的翘楚。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他的身边聚合了一大批精英人物，奉献出许多优秀的著译。比如一九九二年间，上海三联出版林毅夫、盛洪、张春霖和张军先生的四部著作，并围绕他们的著作，召开“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研讨会，提出了“过渡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今天读到当时的论文集，其观点之超前与丰富，且具预见性，确实让人震动。

    至今，“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二百多本。二零零六年，陈昕先生组织召开这套书“出版二十年座谈会”，到会的作者林毅夫、张维迎、樊纲、盛洪、史正富、陈琦伟、史晋川、洪银兴、贝多广、王新奎、周振华、蔡昉、周八骏、杨鲁军、袁志刚……，他回忆道：“这些当年默默无闻的莘莘学子，如今全是赫赫有名的大牌经济学家，政府高官，或商界巨子，但是，他们依然珍藏着那个特定时期积淀的款款温情和精神纯粹，应诺点卯。”
    陈昕还做过许多发先声、树品牌的事情。他最早推出三部西方政治学著作，有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和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他最早推出顾准先生的著作，在香港出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他立即组织二十多位中国留美经济学家编写“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赶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际高质量推出，承担起为市场经济“时代意识”普及的重任；他出版萧克将军主编的《中华文化通志》，引起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将此书作为国礼。他主编出版“当代经济学译库”，他说，“有一段时间是，我们翻译出版哪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哪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见选书的精道。另外，陈昕先生每论及一些重点项目，都会列出该书的印数，像《中华文化通志》首印五千册，十年后还可再版；张维为《中国震撼》，现已累计重印二十八次、七十五万册，等等。这其中蕴含着商业的诚信与坦率，也使他的“出版个案”论述，达到完善。

    其三是他的志向。当今出版是一个群雄分立的时代，刚刚脱出计划经济的窠臼，谁都想各霸一方，找寻虎视天下的感觉。“谁是天下第一”有意义么？有，但大多数老总讲的是“老子一任，天下无双”。陈昕先生不同。虽然他的调门也很高，他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要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他赞赏美国著名出版家帕金斯的观点：“出版家的首义是为天才或才华服务。”但他不是“假大空”，他不追求“横空出世”的感觉，他说自己的工作，是在接续前辈们的理念，在做“萧规曹随”的事情，只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更精彩。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他更看重传统与学理的依托。

    他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追求不是一座高峰，而是一片高原。而这片“高原”，是由一代代出版人建造的“高峰”汇聚而成的。他以书为标志，总结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发展的三个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确立社会科学出版的第一个高原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第二个高原时代；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是第三个高原时代。正是有了这样的传统和承继，上海人民出版社才有了今天“群峰并立”的辉煌。

    他说，中国经济学曾经有一个以上海三联书店为基础的“三联学派”的存在。而这个学派也不是一步形成的，它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上世纪末，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四个发展时期，每一个时期以书为标志，最终证实了“三联学派”存在的价值与贡献。

   他说，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前赴后继，共同奋斗。陈昕先生的身边有许多优秀的前辈，他真心地爱戴他们：汪道涵，夏征农，王元化，巢峰，宋木文，刘杲……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下，他才有前行的勇气。

    回顾中国百年出版，我常感叹，前四十年，它的重心在上海；后六十年，社会变迁，人为北移。但上海的文化底蕴还在，陈昕一干出版精英还在。我说不能轻视上海出版，心意正在这里。

    其四是他的定力。在一个商业化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文化出版受到巨大的冲击。集团化、上市、融资、造大船、多元化、做大做强、又好又快、跨越式发展、什么挣钱就干什么、怎么挣钱就怎么做……不是说这些口号都不好，只是不能把手段当成目的，忘记出版的本质，而且它们一旦形成一种风潮，一种运动，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有些昏昏然。但刘杲先生明白，巢峰先生明白，在历史的记录中，有他们的文章为证。

    二零零九年，我有幸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参观他们的精品图书展厅，我发现，陈昕先生也明白！虽然他身为集团老总，虽然他在这场商业化的风潮中，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但是，他没有跟风冒进，他没有忘记文化，他没有忘记出版的根本！我这样说，因为在那宽敞明亮的展厅中，有他们精美的图书为证！那次参观，陈昕先生亲自讲解，他强调三点，一是这里所摆放的书，都是有文化价值的好书，它们可卖可看，不是摆样子的形象工程，不是印出来糊弄领导的“假书”。二是那些没有原创成果的所谓学术书不能进来。三是商业化媚俗的书，绝不出版。

    话说回来。读陈昕先生的著作，还引发我一些个人思考。我是东北人，生于斯，长于斯，锤炼出一副北方人的外部形态。但我的父亲是江苏人，早年他随军北上，时常会吟唱：“马后桃花马前雪，叫人争得不回头。”直到他去世前几天，他面对着北方一望无际、遍野飞花的春天，还在诉说对家乡月明风清、小桥流水的思念。受父亲影响，在我的情感世界中，始终眷恋江南江北，那风暖柳飘、烟雨亭楼的景色。做出版，我最看重传统。说到传统，不来上海怎么行呢？来上海，见王元化、柯灵、金性尧、黄裳，见陆灏、陆谷孙、陈子善、葛兆光、傅杰、孙甘露，见巢峰、贺圣遂、施宏俊、王为松……还有很多人。
    二零一一年八月上海书展，那一天，我们陪同沈昌文先生去签售他的《八十溯往》。忙了一天，直到入夜时分，我们来到老正兴，与几位好友相聚。

    上海的夜，风清气爽，街灯闪烁。陈昕先生很忙。晚一会儿，他来了。几天来，他做了“阅读的春天在哪里”等几个主题讲演。此时，他自己开着车，穿一件红色T恤，满身休闲的样子。他以茶代酒，说话不急不躁，和我们聊到深夜。接着又伴着我们，在上海的街道中慢慢行走。过路口时，他会自然地挽起沈公的胳膊。看到这些，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化人，有了这样一些细节，就完整了。同时也激起我更大的敬畏之心。一个人的可敬之处，在大事；可畏之处，却在细节。

    那一夜，老酒熏陶，让我有些精神恍惚。口中不自觉地流出辛弃疾《水龙吟》：“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是为序。

    原文标题：陈昕印象——《出版忆往》序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