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程度,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技、文化、教育的空前重视,我国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活动日益活跃,特别是国家出版基金的设立,加大了对学术出版的扶持力度, 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都迎来了新的机遇,但随之也出现许多“怪”现象,学术失范问题严重,高水平学术著作稀缺,原创乏力,成为困扰我国学术出版的主要问题。如何发展我国学术出版,出版人能有何作为?本文拟结合英、美等国的学术出版经验,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供大家参考。
一、我国学术出版现状
我国出版社有500多家, 其中大学出版社有107家, 约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1 /5(由于笔者在大学社工作,本文重点讨论大学社的学术出版问题)。大学社中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出版社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成为我国大学出版界佼佼者,其学术出版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效应,而对于政策、资源和品牌优势缺少的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边缘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目前困扰我国学术出版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图书结构失衡。与英、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学出版社过分依靠教材、教辅,图书出版结构严重失衡。大学社出版产值中教材的产值比重超过50%,教育出版的利润在整个出版中的比例较高。相当多的出版社依靠教材教辅,依靠教育类图书。中小学教材教辅不是大学出版社的主攻方向,过度依靠教材教辅,势必弱化大学出版社市场竞争的能力和对学术出版的追求。
二是学术水平不高,原创性不强。学术图书出版低水平重复、学术泡沫、跟风炒作、粗制滥造、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等现象严重。有的作者为了“达标、评职、完成‘工程’项目”低水平抄袭他人和自己作品,造成大量的重复出版。有的研究人员争取项目时花费精力大,拿到项目后下的工夫少, 导致不少论著“水分”多,学术含金量不高,原创性不强。另外迎合并取悦大众阅读的关涉学术的各种演义、戏说的上市,也导致了学术失信,从而误导读者。
三是学术机制缺失,学术著作的评价缺乏科学的依据和标准。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和学术激励机制以论文和著作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大学出版社的考核也存在重量不重质的取向,经济效益指标和发稿量指标,相较于书稿质量指标权重更大。过去一个编辑一年出不了几本书,现在一年要出几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这样的书岂能保证质量?再加上学术出版本身存在规模小、周期长,经济效益不突出的弱点,导致很多大学出版社存在学术著作不能赚钱的认识误区,不敢在学术出版领域过多投入,出版社在学术出版领域再生产后劲不足。可以这样说,大学出版社与学术出版之间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学术出版步履维艰。
四是重经济效益,轻学术效益。许多学术水平不高的著述多以资助出版的名义进行出版。有论者指出,“目前学术文化界的价值导向已偏重于经济利益,放弃了学术原则和学术坚守。”[1]一些学术出版项目“给钱就上马”;一些顶着“高水准学术专著”头衔的图书,因为有钱,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速成。
中国出版物的数量虽然很大,但真正在世界上有影响的著作太少。“中国一年出版三十余万种出版物,其中打造了多少个学术品牌,又推动了多少学者和思想的诞生?”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的追问振聋发聩[2]。
二、我国学术出版的发展对策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出版已经到了从“内容增长型”变为“质量提高型”的时期。如何使中国学术再上台阶、走向世界,出版界=对国人的知识体系、智慧体系如何有更多的担当?笔者认为出版社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好工作。
1.坚持学术出版的文化使命
从中国古代出版的“谋义而不谋利”,到近代出版的“开启民智、启迪民慧”,再到当下弘扬先进文化、传承人类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文化价值始终是出版人高度关注并追求的目标。坚持学术传播、学术出版是当代出版人文化价值追求的题中应有之意。在这方面大学出版社更有天然的优势。
在英、美等国,大学出版社的定位和基本任务都是以学术出版为根本,以服务教学科研为其主要任务。
牛津大学出版社始建于1478 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250种期刊、4000多种纸质图书和电子出版物。牛津大学出版社自创立之初即提出:书籍所代表的意义是人类智慧的产物, 而不是牟利的商品。学术出版对牛津大学出版社而言是最重要的。2012年的伦敦书展上牛津大学出版社国际事务总裁尼尔•汤姆金斯说:“大学出版社的地位完全不是根据财务收入来确定,大学出版社的主要目标不是商业利润,而是它的学术使命。”[3]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几大产品线(学术出版、英语语言教学)以及儿童图书出版中,学术出版总收入是全球业绩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同样,1534年成立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也把自己定位在学术出版上。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担任剑桥大学出版社首席执行官的杰弗里•盖斯这样说过:“我们的兴趣不在于使利润最大化,我们最高的目标是出版学术著作和教育图书,因为它们为人类的知识传承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 [4]在这样的理念下,高品质学术出版成为了英国大学出版社的办社追求。
在高度商业化、产业化的美国,其大学出版社均是政府承认的非营利组织,不需纳税。其出版品虽然以专业书籍形态发行于一般图书市场上,但出版主题则倾向于学术研究领域。各大学出版社的母体大学也把它们定位为一个学术出版机构,希望通过大学出版社这个平台提升大学的学术地位,并将大学的学术成就向其他高校甚至公众进行传播。大学、政府基金或财团还给予出版社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目的是为了“繁荣学术出版”。这样的定位,使不论是历史悠久的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还是年图书销售总量最高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及以理工类大学为背景的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都能够没有包袱,将其出版的立足点放在提高图书的学术水平上,大力出版高品位的学术著作。正因为这样,大量诺贝尔获奖者的作品在美国大学出版社里得到出版。大学出版社使大学教员的学术研究价值提升和在更广范围的传播成为可能。[5]
在国内,北京大学出版社始终坚持学术传播,履行大学社“教材优先,学术为本”的使命,几十年来坚持出版高端学术书籍,让更大范围的读者把握北大这所百年学府的深邃内涵。清华大学出版社结合清华大学国际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依托清华大学学科优势,经过积累、传承、创新,发展成为服务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传播文化科技的重要出版基地,成为引领大学出版、科技出版的旗舰出版企业。浙江大学出版社在实施重大出版工程、培育出版精品方面突出了浙江大学人才优势和学术优势。以浙江大学出版社获得首批国家出版基金1250万元支持的出版工程
《宋画全集》为例,该工程资源涉及多个国家的数百个收藏机构,制作出版需要整合书画研究、艺术史乃至计算机等多个学科的力量。为此,浙江大学出版社充分依托浙江大学各类研究机构,并积极发挥学校在学术声誉、国际交流和校友力量等方面的优势,使该项目的资源质量、学术水准、制作水平和技术手段均达到先进水平,受到专家的高度评价。
上述事例说明,我国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术成果传播的重要基地,在同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在保持学术出版的权威地位并努力提高出版社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学出版社理应出版学术精品,出版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从而担当起中华文化复兴并矗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崇高使命。
2.建立学术委员会对学术出版进行管理
“对从事学术出版的出版社,评价指标应该是这个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上的特色,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表示。[6]笔者认为学术出版社应借鉴英美大学出版社经验,建立任期长久的学术委员会(System of elegates),并切实发挥其作用。
牛津大学校长任命19名代表组成的学术评论委员对牛津大学出版社进行学术把关和业务管理,该委员会人员都是“在学术上有一定威望和值得尊敬”者;该委员会在牛津大学校长主持下, 每两星期开一次例会。负责确立出版方向,制定相关政策,讨论选题,所有图书选题均须获得该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后方可出版。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管理委员会由18位富有学识的、不同学术领域的专家、教授组成,每一本书的出版都要由该委员会讨论批准。近20年来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个重要战略是“国际化”、“全球化”,在北美、澳大利亚、南非等65国家和地区设有分公司,纽约、东京、新加坡等地有出版中心,有各自独立的出版项目。但不管来自于哪个国际出版中心的图书新选题都需经过这个由剑桥大学任命的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以保证“剑桥”的品牌和名字的合理使用。
美国哈佛大学有两家出版社,其中的哈佛大学出版社,由一个编辑委员会(哈佛大学校长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来实施管理。委员从代表哈佛大学实力的各科系老师中挑选, 共有20 位成员。该委员会每月开会讨论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提出的选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尽管在所有权上不属于普林斯顿大学,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从大学教师中指派人员组成出版社的五人编辑委员会,进行出版社选题和书稿的取舍。这种由专家代表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出版社进行学术把关和业务管理的模式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支撑着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品牌化的道路上稳步行进,而且为英美各国大学乃至整个社会的学术进步和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学术出版也可以通过聘请有关学者专家来参与决策,组建由各学术领域有学识的专家、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出版社学术出版进行管理,对出版社的年度选题、重点选题、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进行论证把关,出版社在充分听取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后再确定出版计划, 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超前性。
学术出版应设门槛。不是所有出版社都有能力出版学术著作。即便是出学术著作的出版社,也不可能有能力出版所有门类的学术著作。否则“学术出版门槛的缺失或过低,会对国家和民族的科技、文化乃至社会风气产生恶劣的影响,会败坏了出版业,败坏学者的公信力与学术品格,败坏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大中学生对学术的情感、品味与敬畏” [7]。
日前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国内学术著作出版需要扎紧篱笆,提高出版门槛”。学术上的不良风气应该从出版源头得到遏制,大学出版社在规范学术出版上应有更多的担当与自觉。大学出版社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更要担当起时代文化思想积累的社会责任,把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扮演好学术著作的“把关人”。
3.构建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和学术激励机制,实施学术出版规范
要让中国的学术力量、学术思想走出去,实现跟世界对话,我们的学术环境、学术氛围和学术评价机制必须承担起文化使命。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和学术激励机制是以论文和著作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从国家投入、科研支持、考评体系来说,仍然是学术出版数量第一,质量在后。这样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放弃对学术著作严谨、创新的追求,对学术著作的评价缺乏科学的依据和标准,是导致学术书稿质量不高,学术著作出版质量降低的内因。学术界应重新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出台一系列学术著作的科学考评机制,解决当前我国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和学术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学术著作出版质量,新闻出版总署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对学术著作出版标准、书稿学术质量论证、编辑环节等均作了详细规定。要求出版单位应加强学术著作选题论证,组织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对学术著作的学术水平、创新成果、出版价值等进行认真评估,积极探索实行同行匿名评议等评审办法,制定符合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编辑出版流程和考评体系,鼓励支持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同时规定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是学术著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稿需具备索引、参考文献等要件,引用其他著作原文的,必须在文中标注并指明出处等。
衡量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前途,最终要看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样,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最终要看这个国家的国民素养,包括文化软实力、学术真功夫。加强学术著作出版关系到学术研究领域科学精神的弘扬、科学成果的积累和传播,以及良好学风的培育,关系到正确价值观的确立和出版工作的繁荣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重视学术出版规范建设,推动我国学术出版,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一些有志、有为的出版人,应勇挑重担,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的学术出版献计出力。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克服目前的利弊,迎来我国学术出版的美好春天。
注释:
[1] 庄建.学术著作出版: 缘何"不差钱"却"差了学术" .光明日报,2012-03-19.
[2] 参见陈昕在2012上海书展举办的“首届学术出版论坛”的发言。
[3] 白玫 .大学社长“把脉”学术出版.出版商务周报,2011-11-28 .
[4] 蒋东明. 大学社改制三题. 科技与出版,2008(11).
[5] 张宏,钱明丹. 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宗旨与定位.大学出版,2005(1).
[6] 参见贺圣遂在2012上海书展举办的“首届学术出版论坛”的发言。
[7] 朱杰人.学术出版应该回到“精英出版”的原点.[EB/OL](2012-09-26)http://bookdao.com/article/47376/?term=298&ismail=9 .
(作者系上海大学出版社副总编)
(本文原载于:《中国编辑》2012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