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金雁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

    熟悉的陌生人

    王焱（《读书》杂志主编）

    俄罗斯知识分子这个题目，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为近代中国跟俄国有很多难解难分的关系，像我们五零后这代人有很多思想模式，或者说思考的前提，都是从俄国来的。所以看金雁的书觉得很亲切。

    俄国知识分子，好像俄苏的产品一样，很大，不写则已，一写就是史诗性的大作品。德军包围斯大林格勒的时候，美国要声援苏联抗击德国，在纽约体育馆里弄了十万人的乐队，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假如美国想声援中国抗日，中国有没有那样的音乐家，能够拿出那样的交响曲来供人家演奏？没有。

    再说政治压力，前苏联时代也很残酷，但肖洛霍夫这样的作家照样可以写出《静静的顿河》。俄苏作家就有这种气魄。

    汉语读书界对俄国知识分子的认识，最早来自于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而金雁与伯林相比又有所推进。伯林分析俄国知识分子是偏重于思想层次，他没有把俄国知识分子放在具体的历史脉络里，而是发明了“广场恐惧症”“幽闭恐惧症”等很多概念，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考量。金雁则是从历史语境里探究，比如解放贵族问题，听起来挺离奇的，贵族还有待于解放？但俄国就是这样。好多俄国历史上特别稀奇古怪的现象，过去觉得似是而非的问题，经金雁的梳理，变得清晰可解。

    核心是对列宁、斯大林的判断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金雁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和以前不同的俄国思想史，包括知识分子的历史。

    金雁此书的核心是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判断。她否定了“十月革命”这一说法，认为俄国的转折是在1918年1月的政变。“二月革命”之后，俄国一直在激进化的过程之中，但那个过程基本上是在议会制的框架下。到了1918年1月，由于布尔什维克在议会选举中失败，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取消议会，然后赶走社会主义党左派，实行一党专制。金雁在书里把列宁的一些论述展现出来，可以说他们是在用恐怖的手段来保证一党专制。

    《莫洛托夫回忆录》里有个小青年问，斯大林和列宁到底是什么关系？莫洛托夫说，说到杀人这些事，列宁比斯大林厉害多了，你们去查一查。列宁当时有很多条子，在说把谁杀掉，或者把哪一批杀掉。这些资料，成为金雁此书的立足点之一。

    “向后看的反专制”

    王嘎（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与其说《倒转“红轮”》是在单纯描述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倒不如说在描述这类知识分子于一种非自由状态之下对自由的寻求。

    俄国知识分子中，“路标派”既与19世纪40年代的浪漫主义知识分子间有血缘关系，又是与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决裂。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思想酝酿，俄国的“路标派”始终有不懈向上的需求。作者也提到，政治革命不是知识分子力所能及的事，知识分子总是以帝王师的情结想改变这个社会，但事实上可能忘掉了知识分子本来的使命，即文化、精神的创造，甚至是一种形而上的坚守。从此意义上讲，我读“路标”时，常想到哈维尔，想到“不合作”。重要的不在于他们能否提出一套改变社会和俄罗斯命运的策略，而是他们坚守的姿态；或用秦晖先生的话，重要的是他们反对的是什么。正如本书开篇对索尔仁尼琴非常形象、准确的表述——向后看的反专制。他反对的是政治集权主义，“路标派”反对的是人在强权之下的非自由。

    这里我引用原书中的一句话：“如果那些以取缔别人自由而强行灌输“真理”的人就是“真理的占有者”的话，我宁愿跟基督在一起而不是跟“真理”在一起。”

    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全部奥秘

    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

    金雁这本书，是一个真切关注中国问题的人，以大文学为文本，对俄罗斯知识分子进行文化、政治读解的著作。

    有学者提出，俄罗斯人有明确的欧洲意识，有强烈的亚洲潜意识。我很赞同。这跟东正教有关系，实际上俄罗斯的全部奥秘大概都跟东正教有关。东正教是双刃剑，它有人教合一的传统，非常容易把现实生活中的人当神来对待，所以发展出集权专制；同时它特别强调道成肉身，特别强调苦难。因此俄罗斯作家即使在那么严酷的迫害面前，仍然比中国的作家光彩。新教发育出来的那些民主、自由、人权等等现代的原则在那里不适用。

    我们这代人，更多受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受平民知识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人的影响，比如说《怎么办？》里边的拉赫美托夫、罗普霍夫，而对贵族知识分子反倒借鉴太少。这些平民知识分子、激进革命者给了我们什么？布尔什维克。这是顺理成章的。像保尔·柯察金这种所谓平民知识分子，激进，不宽容，甚至铁血。金雁的书中描述经典意义、典范意义上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政府对他们来说是“你们”，是他者。越是精神上优越的，越要在大庭广众大声说出自己的罪恶。我们的高尔基太多了，没有信仰，没有终极关怀，没有对自己心灵纯洁度的敏感。

    “以俄为师”的意义

    雷永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金雁这本书是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一个全景式、立体式的描述。这个工作中国人以前还没有做过，从这点来说，本书成就巨大。

    这本书对别尔嘉耶夫等知识分子的描述很精彩。别尔嘉耶夫原来参加过马克思主义者发动的社会运动，曾经被捕、被流放，但他后来在不断探索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向了唯心主义。他的第一个预言是，俄国革命必然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因为知识分子在当时与工农相脱离，而布尔什维克恰恰结合工农，发动工农；第二个预言是讲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后，是不知道感恩的，不会对以往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人给予礼遇。相反地，它会对他们实行专制。

    尽管他预见到俄国革命成功后的状态，但他不向这种状态妥协，即便苏维埃政府一开始对他很礼遇，他仍不与政府合作，成立精神研究院，宣传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苏维埃政府于1922年把他驱逐出境。

    尤里·德鲁日尼科夫的《针尖上的天使》一书，写苏联党报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制造很多谎言，另一方面内心又非常痛苦。中国也有很多人整天在制造谎言，但他们很坦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俄为师也有一定的意义。读金雁这本书，这个感觉会更加强烈。

    苏俄情结过时得太快了

    陈丹青（画家、文艺评论家）

    讲苏联问题，大部分是五零后在讲。凡是做学问的、搞艺术的知识分子很难找到一个人没有苏联情结的，我们的内脏差不多苏联化了。今天在中国讲苏俄问题，我都会蛮警惕，因为这非常容易成为浪漫主义的叙述，或者一个群体记忆的叙述，而不是一个历史叙述。这个意义上，我非常佩服金雁，她绝对是苏联情结这一代，但她做了一个正确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算大账，算给大家看。

    我们从小都是学苏联画，一下笔就知道是苏联的系统，不是欧洲的系统，但我会认为是欧洲的系统，因为我太想挣扎逃出这个系统了。少年时代，遇到一个同龄学画的人，如果他的老师的老师是留苏回来的，我们便千方百计巴结他。

    最后能摆脱苏联，是因为我在纽约常住了18年之后，有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回顾，我才知道苏联也好，俄国也好，是跟我们错位的这么一个国家。我们被它塑造，它也被我们塑造，所以这是难解难分的问题。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不应该借鉴、学习的国家去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

    在中国，一方面苏俄情结太深重，北京的大院、老单位，一进去就能片面地看到苏联，甚至我到台湾有些地方也能感觉到苏联，是被老蒋、小蒋带去的一些结构上的东西。老结构今天还在，还没有清算。另一方面又觉得苏俄情结过时得太快了，七零后、八零后，那些马上就成为学术界、政治界掌握话语权的人，他们对苏联不感兴趣，或者有兴趣无从介入，他们没有认识到苏联与俄国跟中国的关系到底有多深，错位在哪里，为什么会发生，错位到什么程度？所以金雁做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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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焱（《读书》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