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省与开放中进步
专访叶廷芳
时间:2012年12月20日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
订阅《新出版日报》 分享到微博:收藏
微博评论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小学高年级的一堂课上,在回答老师的提问时,叶廷芳说自己长大要“寻找缪斯”。充沛的好奇心和艺术天赋,使他对这个从书中读到的词语情有独钟。就此,“寻找缪斯”成了他的情结与基本生存方式,2004年出版的散文集,名字就叫《遍寻缪斯》。
与缪斯的缘分,在叶廷芳的生命历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作为知识分子和全国政协委员,他积极介入公共事务,在计划生育、文物保护等议题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力促改进。
1936年,叶廷芳出生于浙江衢县的一个农民家庭。9岁那年,他意外摔伤,因医疗条件限制而未得到良好治疗,以致伤残。1950年,伴随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他考入中学,不久入北京大学学习德语。短暂的无忧无虑之后,卷入政治运动,成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十五年时光,倏忽而逝。
成长环境与身体伤痛,曾迟滞他的进步。但是,说起这些往事,他始终神情专注,偶尔还流露出笑意,带着不可思议的自觉,省察自己与世界。相似的生活经历,使他与卡夫卡产生“精神相遇”,自己也以译介卡夫卡作品而闻名。在他眼中,卡夫卡不仅是一位小说家,更是忧虑人类前途的思想者,以“结构又解构”的悖谬来批判自己、批判世界。如是,从文学艺术当中,他不仅发现了美,还找到了反思自己与批判世界的途径。
培育自省精神
对人类根本生存处境的忧虑,比浅薄的乐观主义要强得多
财新《中国改革》:“文革”期间,在“供内部参考”的“黄皮书”中,你发现了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和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这套“黄皮书”屡屡被人提及,但至今少有专论,你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叶廷芳:那些书是1964年和1965年作家出版社奉命出版的。“文革”期间,我常逛旧书店,买了几本。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是这套书里的,封面写着“供内部参考”。周扬他们毕竟还是有文化素养的人,知道那样下去不行,就想了这个办法。那些书名义上是“内部参考”,对上面也可以交代得过去。
那时,我奉命编辑一个内部的“文艺理论译丛”,介绍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学的争论或评论。对那些受到批判的作家,比如,卡夫卡、迪伦马特,我知道得比别人要早一些。因为有这个任务的名义,我还可以订一些别人不能订的报刊。
财新《中国改革》:卡夫卡曾说,自己在家里“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与你的经历有些类似,可以理解为你所说的“精神相遇”吗?
叶廷芳:是有可比性的。卡夫卡的陌生,是他的事业、爱好,不能被家人所理解。他一直想摆脱职业岗位,到柏林去待两年,去创作。虽然父亲的经济状况允许,但他并不同意。
我的陌生,也是一种“异化”。在三个男孩子中,因为比较聪明,父亲很喜欢我。但是,我的手臂受伤,从家里的希望变成家里的累赘。这样,他的态度就发生改变,不是更加爱护我,而是把我当做负担,好像给他丢了脸。他的恼怒和痛苦经常会表现出来,使我在他的面前总是战战兢兢。
我的父亲,有一点可以理解。他曾在搬重物时摔倒,导致吐血。农村观念愚昧,吐血导致肺结核,十几年也没有去过医院,也不知道有X光可照。我的母亲在37岁时去世,我的父亲则死于肺结核。
财新《中国改革》:你的青少年时期过得不太顺利,但仍然表现得非常乐观。这两种情况,怎样兼容在一个成长中的少年身上?
叶廷芳:可以说是出于天性吧。小时候能接触的书籍并不多,也就看些文学书。家里都是文盲,没有人引导。如果有好的家教,我可能会发展得更顺利些。我的家人都是文盲,不理解为什么要读书。那时要用毛笔写字,我父亲想起来才会买纸和笔,想不起来我也不敢向他要。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没有像样的教师,都是乡绅在兼课。高年级时,才有比较正式的老师,但也没人去引导我的爱好。
财新《中国改革》:1950年,作为一个生活负担很重的农家子弟,能去衢县中学读书,你应该付出了很多努力。是否可以谈一下当时的情况?
叶廷芳:1949年初,还没有解放,国民政府的公办学校是不要残疾人的。有的私立学校可以收,但是要很多钱,我们上不起。这样,就耽误了一年。
像我的情况,很多人说应该去读书,中学毕业还可以教教小学,混碗饭吃。但是,像我父亲那样的农民,对上学就没什么紧迫感。而且,刚解放的时候,解放军来时一路借粮,给一个纸条,说将来顶农业税。所以,刚解放那年农业税特别高,家里收了7000斤粮食,交了5200斤。剩下的粮食,全家六口人吃饭都比较困难,上学就更不要说了。
当时,有个考高中的同村人提醒我说,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估计学校会收你了。但是,那时人们的观念还比较旧,仍然不让我报考。我不服气,转了一圈又去问管事干部:“共产党不是跟国民党不一样了吗?”里面的人愣了,没办法回答,才同意我报考。
这次,我考上了初中,学费是70斤大米,因大米是当时最值得信任的硬通货。但父亲强调经济拮据,不让我去上中学。可我还是要去,因为我们家应该算是上中农,我觉得家里紧一紧学费还是可以负担的。最后在开学两周后,我不得不违抗父命,在一个下雪天,背着他擅自挑了行李进城,从一个堂兄弟那里借了40斤大米,先交一半学费,才获准去上课。
财新《中国改革》:中学毕业后,你过了两年才考上北大,其中是否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叶廷芳:那时春秋两季都招生,所以我念了五年半中学。考北大,我第一次没考取。当时,我的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全班80%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虽然可以填很多志愿,但是我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这有可能是因为身体原因,招生的人对此有偏见。另外,在我高考那年,我们那里展开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反封建补课”运动。我家本来是中农,但是那年多划了很多富农,把我家也划进去了。这种变化,也许影响了我的升学。
我弄不清楚究竟是哪个原因,就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那时觉得北大是个“旧”学校,人的思想比较旧,而人民大学是个新学校,可能会比较公正。但是,我得到的还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回答。第二年我未改初衷,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是前三个志愿,还是想考国内领先的综合大学。
考入北大之后,我从农村来到大城市,在大学里感觉一切很新鲜,文化气氛很浓,知识来源非常多,北大校园风景很好,学校还有十几个文艺社团,自己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
那时,父亲去世了,我没有经济来源,所以我有资格享受人民助学金,每月12.5元伙食费。最穷的学生,每月可以申请4元零花钱,还可以申请棉袄、单衣。我申请到了3元钱的零花钱以及衣物。加上有亲戚每月给我3元钱,虽然家里经济困难,但是大学过得还是无忧无虑。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确实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实惠。
财新《中国改革》:你那时对人生、对社会有怎样的思考?
叶廷芳:我觉得人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受到某些不良影响和局限,一个人要向上,就要自觉地避免这种不利因素和局限性。后来学了外文,眼界得到开阔,觉得好的东西要学习,不好的东西应该避免。
我出身农家,农民虽然很勤劳,但是有自私和狭隘的一面,所以我要随时警惕这个环境可能会对我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的身体有残疾,而残疾人可能易于封闭自己,这一点也要注意。年轻时,我就树立了一个意识,要防止这两点的影响。
财新《中国改革》:阅读和研究卡夫卡,对你的思想有何影响?
叶廷芳:卡夫卡本人就善于思考,对“异化”问题有自已的思考,对人类的前途、生存问题,以及世界的危机都有关怀。他的批判,不是基于道德的批判,而是来自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忧虑。卡夫卡对我的影响,主要还是在现代文明危机这方面。这种忧虑,不只是着眼于经济发展,更关心那种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异化”,现代社会离人们的愿望越来越远。对人类根本生存处境的忧虑,比浅薄的乐观主义要强得多。
鲁迅说过,他时时解剖别人,同时也随时解剖自己,随时看到自己身上的“鬼气”。卡夫卡也是这样,他不断地批判世界,也不断地批判自己。一个人,要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才好。否则,批评世界也不会客观。
摒弃狭隘 走向开放
用“精神胜利法”来为自己壮胆,是一种很肤浅的爱国主义
财新《中国改革》:你首先是一位很有成绩的知识分子,后来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这两者之间是否有所交集?
叶廷芳: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谋取官位。对于担任政协委员,我既不感到喜悦,也不感到为难。我想保持独立的人格,说些公正的话,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批判精神。对于计划生育、重修圆明园、保护文物等问题,我都付出过努力,并写了相关提案。
财新《中国改革》:你是否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对公共事件保持自己的热情,哪怕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可以发表意见?
叶廷芳:如果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知识背景,就可以发表意见。中国现在处于新旧交替时期,思想界也比较混杂。知识分子当中,搞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可能更需要“坐冷板凳”。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有些是可以介入社会实际、发表某些意见的。我觉得介入是可以的,但不要太过刻意。
财新《中国改革》:你曾就计划生育问题提交提案,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叶廷芳:我希望人们从人文学科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即,独生子女政策破坏了人的“精神生态”。我认为,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未必在于“老龄化”,而在破坏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态”。亲情维系的伦理关系一旦缺失,人的精神生态失去平衡,极易导致人性的异常。
农村妇女一般比较封闭,你强行把她抬到手术台上,她会感到奇耻大辱啊。我有一个亲戚,就因此而发疯了。现在,反对这个政策的人很多,比如最近的十五位学者上书,比较侧重法学、人口学和经济学。我完全支持!
财新《中国改革》:其他国家对中国问题有看法,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些不同意见?
叶廷芳:各国文化都有其长处,何况西方文化领先于我们,很多观念我们还没有学到。比如人权观念,我们总讲“生存权”,人家不是从这样的起点来讲的。
比如,在人家看来,独生子女政策,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我们则是为经济建设,就不顾这一点而付出了沉重的“软代价”。这些方面应该频繁地交流。否则,中国人会阻碍自己的进步。
财新《中国改革》:可是,很多人因为“爱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该如何认识这种思想倾向呢?
叶廷芳:鲁迅塑造阿Q这个形象,就意在指出这个问题,他是许多中国人“弱国心理”的概括。现在有些人要通过恢复圆明园,来“重现昔日的辉煌”,就像阿Q讲的,“我祖上比你阔多了”。用“精神胜利法”来为自己壮胆,是一种很肤浅的爱国主义。
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不应该抱有狭隘的爱国主义,而要具有人类的担当。知识分子不应该等同于一般的凡夫俗子,不能一切都往“爱国主义”上扯,应该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来观察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大国,面对周围国家,要谦让一些,姿态要高一些。千万不能咄咄逼人,让人害怕。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受人尊敬,甚至让人害怕,我认为这不仅是可悲的事情,也是可耻的事情。
财新《中国改革》:你与许多外国的知识分子交流过,那么,你认为,外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哪些不同之处?
叶廷芳: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在于,外国的知识分子视野比较广阔。像戏剧研究者马丁•艾斯林,生在匈牙利,长在奥地利维也纳,工作在英国,英语和德语都很好,国籍的观念也比较淡,是个“欧洲公民”。跟我们中国人交流时,他显得很亲切、很友好,你都感觉不到是个外国人。
另一点是,他们知识基础比较雄厚,学文学的人,往往学过哲学、艺术等。再一点,他们治学态度比较严谨,引经据典很少出差错。剽窃之类的丑闻,更是绝无仅有。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点击图片 查看详情
点击图片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