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转红轮》:“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作者:肉唐僧 时间:2012年12月10日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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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老师的《倒转红轮》似乎起到了她预设的效果:社会巨变的隆隆脚步声已清晰可闻,面对此情形,我们的知识分子是谁、在哪里、应当怎样和承担什么责任?对此,我们必须焦虑,并在这一情绪中保持冷静并思考。因为,不论是向好还是向坏,我恐怕今天的变革都是处于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危机时代和独特的转折时刻——过去不再把它的光亮投向未来,人类的心灵在昏暗中踯躅徘徊”。用没那么诗意的耗散理论的话来说,就是:相变前无法预测相变后的状态。
也正是基于此立场或视角,对于任何声称有答案的人,我都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如果缺乏知识分子的参与,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对于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来说,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也是与政治和经济同等重要的参数,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然而,任何观念或思想,在一亿个幽灵般漂浮的蔡洋——那个日薪两百元、拿着U形锁狠命砸路人脑袋的刷墙工——的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和无力。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不同,蔡洋们识字、会使用网络和智能手机、手上有U形锁。
前些天,网上流传一句肉食者对知识分子略带戏谑的诘问:“如果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这话让人听了不免沮丧。但是,真正让人焦虑的却是这样一句针对知识分子自身的诘问:“如果真的打算改了,怎么办?我们想清楚了吗?准备好了吗?”
我们已经知道,宪政民主是一个很脆弱的政体,不是一纸宪法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的,需要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新兴民主国家转型后效果的不尽如人意,也强烈提示了宪政民主作为一套政治机制,其良好运作需要一个多参数的复杂软环境的支持。那么,假如一个国家转型后,其制度的趋优寄望于地方分权基础上的政治与经济竞争,它的发生学是什么,即:为了让这一预设发生,需要先期做哪些条件准备?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大多有一个投票权渐次扩大范围的过程——比如美国,从有纳税额门槛的白人成年男性,到全体白人男性,再到不分种族的全体男性,再到包纳女性的全体成年人。而如果一个国家,未经历任何公共政治参与的技术和技巧培训,没有任何前戏就每人发一张选票,后果会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让人揪心的问题。看看俄罗斯、看看委内瑞拉,就知道“只要民主了,每人一张选票,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说法,并不令人信服。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单纯发出变革的呼声是远远不够的。他还需要拿出更多的真诚去面对这些问题、拿出更大的勇气去反“民主牌民粹”。
知识分子介入政治,这是一个老话题。做一个不问世事的犬儒,当然是不负责任的,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介入都称得上是负责任的。仅以1968年的欧洲为例,宣扬用暴力摧毁一切另起炉灶的福柯、声称“这年头不信仰共产主义的就是狗”的萨特,就是很负面的典型。从党派出发,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言说总是辩斗性的,故思考难称独立,表达亦乏真诚。举一个例子:如果贪一百万就判死刑的话,涉及人数之多,改革的阻力何在,不言而喻。相比于微博上高调呼吁清算的公知,吴思所主张的特赦就显得比较现实。他的主张是,在某个特区设定一套改革指标,一旦验收达标,该地区就实行特赦。
托尼·朱特所著的《责任的重负》(章乐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版)一书,讲述的是他心目中法国的三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的故事。仅从职业来看,三个人的差异甚大,布鲁姆是法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是一个职业政治家;加缪是一个小说家,同时是一个不入流的哲学爱好者,并因为自己的这个不恰当的爱好而饱受萨特的嘲讽和羞辱;阿隆则是一个顶尖级的哲学家。但这三个人的共性却是:超然于党争之上,不顾左右两派的攻讦,坚持口说我心,真正做到了“独立思考、真诚表达”。
这三个人更深刻的共性,在我看来是道德层面的。在法语中,“道德主义者”一词也有“预言家”的意思。意即: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就必须承担“说出真相”的义务。所以,作为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布鲁姆,既要与右翼的法西斯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又在1920年“与自己人对着干”,率领自己的党断然与法共决裂:“正是这一点,这种强调独裁恐怖,强调要把俄国模式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塞给法国,及其所预设的对莫斯科无条件的盲目服从,在你我之间划清了界限,永恒的界限。”这种坚持两线作战的立场,让布鲁姆和他的党,付出了被迫离开法国主流政坛长达十余年的代价。
三个人当中,雷蒙·阿隆的观点最能引发我内心的共鸣。他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分场合地反对和抵触权威是荒谬的。极权主义带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要看到秩序及依法实施权威的重要性。这并非是自由的可耻让步,也不是一种更高级的自由所需的条件,而仅仅是保护那些已经到手的东西的最佳办法。”而在政治观点上,他与汉娜·阿伦特也几乎如出一辙,两个人都从存在主义出发,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认在社会转型中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可言。在阿隆看来,过去和现在都是由各种选择组成的,尽管任何选择都会产生结果,但假如换了个环境,同样的选择就不一定能够做出了——这样的思考方式,尤其值得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思考和借鉴。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哈姆雷特的话,诠释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重负”。但加缪的一句话为这份责任打上了“加急”的印签:“等到人有了源于理解的勇气之后再行动,那就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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