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评他们仨,你忽然懂了吗?
作者:张晓舟 时间:2012年12月12日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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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胡洪侠与可口可乐的“第一次”
(中)在美国读博士的马家辉
(左)学生时代的杨照与二姐
杨照能言
大陆版 《我们仨@196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9月版
台湾版 《忽然,懂了:对照记@1963II》 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9月版
马家辉善辩
胡洪侠的招牌是笑
在《对照记@1963》风行大陆、台湾、香港三地之后,杨照、马家辉、胡洪侠三位60后老男人,再次聚首书写了该书的第二部——《我们仨@1963》(台湾版名为《忽然,懂了:对照记@1963II),依然是两岸三地的时空,依然是三十个关键词,他们穿越时间诚实面对所有的喜怒哀乐,生命中许多迷糊、懵懂、错乱的情节,忽然都变得透澈澄明起来。由此,我们请来三地的书评人,谈他们阅读此书后的感受与感悟,我们试图从不同角度解读这本书,这三个有趣的老男人,你会,忽然,懂了吗?
北京篇
共同致命
《晶报》的“对照记”无疑是点子最正最好玩的中文媒体专栏之一,俨然是一场个人记忆的绵延不尽的狂欢,一部两岸三地的比较文化史——当然,是野史。那些被历史的宏大叙事遗漏乃至阉割的细节得以一一浮现,那些被严谨而理性的学问克制乃至压抑的情感得以倾泻。
在这本《我们仨@1963》中,与其说这三位学富五车的中年知识分子作家写出了什么可以藏之名山的美文,还不如说他们又回到了中学作文的状态,回到了发育期和青春期,琐碎,敏感,甚至脆弱不安,足底好像镀了一层银,然而一旦脱下鞋子就开始狂奔,嘴里像含着黄金,然而一旦张嘴就滔滔不绝。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被语文老师教训:不要光写流水账,要有中心思想,最后要表决心!然而人到中年记忆力开始下降之后,你才发现流水账是如此奢侈,能够记得这些流水账,能够写下这些流水账也是幸福的。当童年和青春的流水哗啦啦冲击岁月的堤坝,冲垮了中心思想,这个时候,你能表的决心就是:岁月的杀猪刀啊,我为你挥泪!
这场青春记忆的接力赛跑,最为我看重的,是对两岸三地亚文化发展史提供的精彩的个人见证,或者说,所谓亚文化,是“时代的抒情器官”,在历史的喇叭裤底下勃起。对此,马家辉的外婆有一番经典的比较:“第一条喇叭裤,外婆看见,也说好看,但不忘来个感叹:活在香港,真好,如果你在台湾,穿这样的裤子会被抓去坐牢;如果你在大陆,更会被村民活活打死!”
因为穿喇叭裤而被村民打死,倒似乎没听说过,但穿喇叭裤在大街上冲漂亮姑娘吹口哨,甚至穿喇叭裤参加家庭舞会而被以流氓罪重判的案例并不少。更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张艺谋刚考到北京电影学院时,曾经写信给当时的老婆,仔细叮嘱她怎么把他的裤子改成喇叭裤。张艺谋电影为什么始终对城市生活缺乏感觉,也许可以从这条从陕西寄回北京的无辜的山寨喇叭裤找到一定的原因。
当然,亚文化并非只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并不是政治禁锢下就没有独特的亚文化,香港的商业市民社会,确实也孕育了更为多姿多彩的亚文化,当然也就孕育了马家辉这样的风流才子。马家辉的笔锋明显比杨照和胡洪侠要骚,除了因为他长得就骚,还因为他赖以成长的环境,散发着更多荷尔蒙的味道。
而散发着浓郁荷尔蒙味道的香港商业文化,也绝对不等于排斥了政治,相反,那是更为暧昧纠结的政治。马家辉在《书店暗房的密室》一文中描述了湾仔昔日的书店盛况:有由“南来文人”开设的二手书店,有由国民党做后台老板的政治书店,又有美国CIA撑腰的外文书店,有只卖简体字书的国营书店……还有本地人经营的文具书店。他特别钟情于一家叫“强记”的文具杂货书店,因为那儿有一个暗房,堆满了各色“咸书”。香港的书店风情当然已经不复当年,但基本的脉络和特色延续至今,政治与色情,依旧是书店、书摊和报摊的两大卖点,甚至政治与色情共冶一炉,早已形成一种“类型书”,而这类书如今越来越依赖于大陆客的市场,当然也是海关重点打击罚没的对象。我2000年第一次去香港,就被这种铺天盖地红黄杂交的书刊阵仗所震撼,在这里,政治和色情一样,是可以随意意淫,随意消费的。
我是2008年才第一次去台湾,并迅速被卷入一场时刻进行没完没了的“对照记”。比如,我在旧香居书店买到盗印的鲁迅著作,封面上写着别人的名字,或者干脆没署名,或者署着“本社编”。从杨照的《小白龙不是小白龙》,我才知道何止鲁迅,连金庸都曾经在台湾被禁,就因为《射雕英雄传》开篇引用毛泽东的诗,金庸更进一步被国民党定性为“亲共作家”,于是盗版商把金庸的《鹿鼎记》改名为司马翎的《小白龙》。而胡洪侠则道出了多数国内金庸迷共同的体验:通过印刷糟糕的盗版书迷上金庸。同一部金庸,三种不同面貌,《对照记》在貌似青春流水账的轻描淡写中,不知不觉写尽了历史的荒诞。
《我们仨@1963》有趣就在于,每一个题目,都是可以很多人一起同题作文的,而有些题目,假如让更多人来写,可以变成一个严肃有趣的文化研究课题,比如《邓丽君》,这分明既是一个博士论文又是一个畅销书的绝佳选题。
自从去过香港,我也不免时时陷入各种对照,比如,为什么同样是乐评,我的文字和《音乐殖民地》杂志上的文字相差如此之大?为什么梁文道的文章如此儒雅平和,而我经常峻急火爆?
三年前在台北,和民谣歌手张玮玮一起和台湾乐评人马世芳、张铁志、叶云平吃饭,聊着聊着,我突然对张玮玮说:“你看台湾乐评人实在太温文尔雅了,我一面对他们三个,就觉得自己好像一条疯狗。”
两岸三地,越来越需要思想的自由行,越来越需要更多更深的对照记,各取所需,互相学习。两岸三地如今的时代主流主题似乎是:共同致富。那么对所谓文化人来说呢?似乎应该是:共同致命。
毕竟,汉字是我们共同的命根子,那么,就只好继续写出来,互相对照,如果可能的话,互相辉映。
台北篇
我们需要更多的故事
其实,对我来说,这本《忽然,懂了》最大的魅力,不在于三位来自三地的同龄作者对同一个词汇或概念的“对照”,而是他们的文章大部分是迷人的散文,尤其是三个世故又可爱的老男人们回忆他们各自曾经单纯而天真的少年或青春时期,以及被那份天真所衬托出荒诞而蒙昧的历史背景。
本书的魅力也在于三个人的文风如此不同:现实生活中感觉豪迈无比的胡大侠笔下总是温柔而细腻,风流倜傥的马家辉依然幽默风趣(他写电影写书店写童年美食都能带着咸湿味,太厉害了),却真挚深情到让人落泪(如写妈妈与麻将),而杨照则是充满毛尖所说的抒情性以及历史学者的反思。
这些文章,有的根本是写作技巧的展示,如杨照写爸爸教他日语,结尾让人拍案较绝,简直是一篇精采的微小说。马家辉写他外公口中的孙中山,让我们跟那个小马家辉一样听故事听得目瞪口呆。而有的文章则充满老男人的世故哲理,如马家辉在写电影时,最后说到蔡琴的爸爸跟他说:“小琴啊,你这么喜欢看电影,你一定要练习一个人去看,总会有没人陪你的时候啊。”或者杨照写他原本只打算活到三十岁的二姐,让他深感:我得在三十岁前好好记录年少时,相信什么怀抱着什么样的梦与理想,这样我才能在三十岁之后,努力做个不会被少年厌恶、看不起的“大人”。这不禁让人再三沉思,如今的我们呢?
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青春共有的苦涩与兴奋,看到不同地方的历史常常是荒谬而狼狈的。你也真的会嫉妒这三个大叔,每个人都有童年与青春期,为什么他们的故事特别丰富,他们的记忆特别特别鲜明?
当然,做为60后,某个意义上他们比我们幸运的是,得以经历了两岸三地巨大的历史变迁:胡洪侠是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后,杨照的青春成长期是在台湾的戒严时期,高中时发生“美丽岛事件”,又甚至参与1996年台湾第一次领导人选举(见他写选举),而马家辉虽成长于相对承平的香港,但他大学来台念书时也经历了那个封闭的时代(例如他写《禁书》)。而我作为70后前端出生的台湾人,是在高中时经历解严,此前威权时期的童年记忆已然不够深刻,比我更晚的(亦即四十岁以下的)青年就更难体验那种从封闭到开放的矛盾与冲突。所以60后段的台湾作家骆以军说他们是经验匮乏的一代。但这当然不代表年轻一辈的私人故事不能反应不同的历史轨迹与时代气味。
三地毕竟是不同的。马家辉的香港湾仔,杨照的台北,以及胡洪侠——写上世纪60、70年代的华北农村,80年代初的衡水和80年代末的北京和后来的深圳,差异如此之大。
这几年,两岸三地彼此的交流快速增加,也有人说一个华人文化圈正在形成,但其实,我们仍然是熟悉的陌生人。在政治权力的操弄和大众媒体的商业逻辑下,我们对彼此理解的信息是扭曲而片段的,是刻板与呆板的。我们知道香港的美食与电影,我们知道《康熙来了》与马英九,我们知道范冰冰、李冰冰、鸟巢、浦东和大陆瑰丽的各种地景,但对于彼此的认同与记忆、伤痛与情感(例如杨照写对许多台湾人来说‘国语’和羞辱、折磨的经验紧密相连),其实是很不理解的。即使香港跟深圳是一关之隔,但距离其实是如此遥远,是两个不同而隔阂的世界。
因此,我们期待这三个可爱而迷人的中年男人继续说故事给我们,而我们也需要书写、阅读与倾听更多不同的私人记忆,让我们在故事的火光中温暖彼此。
香港篇
岁月出的考题
他们同年生。而我总是想起别的事情。譬如说,世界上的、另一些美丽的巧合。你记不记得舒曼首次听到肖邦的曲,深觉惊艳,赞叹“他的音乐是隐藏在花朵下的火炮”。后来他把《克赖斯勒魂》题献肖邦,而对方亦把创作《F大调第二号叙事曲》相赠。二人同生于 1810 年,两人同岁同代,彼此惺惺相惜,在音乐符号上,在情谊上。又如果是布拉格,你想到卡夫卡,想到他的小说他的奇诡孤绝,也许还同时忘不了哈谢克及其《好兵帅克》,两人同生于 1883 年,逝世时间仅相距一年,有种浪漫的说法是,据说两人从未相遇,但常被后世歌颂并论,肯定是既远且近的、迟来的心照不宣的亲切。我们更熟悉的,大江健三郎和小泽征尔,同在 1935 年来到世上,于自己擅长的领域上 —— 文学与音乐 —— 时有互相交错讨论,是激励,是相知,化成文字,亦成一书。
至于 1963年,人间开始有了杨照、马家辉、胡洪侠三人(好吧,那一年的举世大事,除了兰博基尼创立了他的车厂,还有他们三人出生),年前实行“对照记”书写计划,于《晶报》上设定主题词,按时交出作业。关于年岁的问题,杨照在《对照记》第一卷就提到:“……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出生的这个年份,1963,或民国52年,不太有什么感应。一直到认识马家辉,到马家辉提议我们两个同年出生的人,应该来合写一本书。对于出生于1963年这件事,家辉的态度和我截然相反—— 我总觉得我的身体里藏着一个更老的灵魂,家辉却希望、甚至主张自己的灵魂和身体都比1963年出生算来的数字年轻。”于是我们由一个特定的、明确和客观的年份数字,进入了一段多变的、不确定的、成长的时间跨度。那不见得是三位写者们需于同一空间、共同拥有的生活体验,它们可以是类近,也可以存在差异,但肯定的是,它们在不同命运与际遇的状态下,呈现于生命中的某一光点暗处,辗转间三人相聚,私密的经历成为铿锵的冲击。
内地、香港、台湾—— 三个本来就关系微妙的地方,《对照记@1963》犹如三城对写,在不同的城市,书写同一种事物。而来自该处的,也必或多或少,带着那里独特的气息与特点。假如被借用的书名,张爱玲的《对照记》本身有蓦然回首的沧桑之美,这部三人行版本显然是更活泼的、鲜明的。身在香港,我知道这个建议,该是很多很多年前,如常跟同住此城的马家辉先生闲聊,他照例满口牢骚说这事没时间做,那事赶不上机会,不顺,之类。三人合写的创意便在其中。幸好“对照记”专栏最终问世,也结集成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写作过程,首卷如同初探,在成长与文化差异的前提下磨合,成为“能共同写、共同谈”的重要成长主题。来到第二卷,我读的是台湾远流版,收词三十,起名《忽然,懂了》,相比大陆版的《我们仨@1963》,也许又是另一种和暖温柔,三人日渐累积了深厚的共鸣感和默契后,更从容地各自游走于每个关键词,回过头,看远去的画面,愈发澄明。我目睹的三个人,或透过文字,或亲眼看到,个性虽说不上南辕北辙,但明显有所差别,按年岁长幼排序大致如此:沉静理性,机智聪明,爽朗豪迈。可是当各自围绕主题词幽幽诉说,倒还真的有某程度上的、一致的纯真,像是几个好友一夜没睡并膝长谈,说着怀旧着感慨着后悔着,心敞开了就是坦然自在。你读到直率的告白,偶尔同时也有狡猾的、风趣的自我辩解。主题词看似顺手拈来(其实据闻有认真地来回反复商议),平凡琐碎,闲话家常,如“买房”、“手机”、“小学同学”甚或“可口可乐”,但你定可隐约看到某些误以为快要被遗弃的吉光片羽,其实从无间断地、坚固建立,缓缓地勾勒并组成他们的当下。
于是我猜,无论所描写的主体是什么,三人下笔时,我很相信,他们一定是相当快乐的。
一切童稚意象,年少碎片,旧事旧物该如何被书写。胡洪侠说“回忆中,我发现不管内心深处如何翻江倒海,总有一些回忆是回不去的。我发现家乡真的成了故乡,‘故’去的风景与情景处处提醒你已经无家可归。”记忆是一件吊诡的事,既往后觅寻,同时又要确定自己正身处当下并朝着前路缓缓推进,如同美国作家薇拉·凯瑟那样讲“当我停止崇拜并开始记忆的时候,生活于我才真正开始。”《忽然,懂了》于写者们而言,俨然成为自身存活了半世纪的中转站、最好不过的文字记忆载体。列举主题词,召唤记忆,打开内在的隐藏之门,欣赏生命风景。最后一个篇组,三人描述下一代的事儿,马家辉写“与小情人谈恋爱,‘分享’才是精华所在。看着小女儿一天天成长,心智上的、肢体上的,在成长过程中逐步走向世界。她拥抱世界,世界拥抱她,热眼旁观,你分享了她的种种喜悦与光荣、探索与惊讶,以及种种伴随惊讶、探索、光荣、喜悦而来的焦虑与烦忧。”这大概是作为“对照记”卷二最理想的终章,以及美好隐喻。
而我老是联想到命题作文这回事。在教室内,有一道身影默默地,拿起白粉笔在黑板清清楚楚刻下主题词。如今列出考题的,其实没有谁,而是岁月本身。
据说 对照记@1963III也快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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