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颖摄影手记3:薛忆沩
作者:秦颖 时间:2012年11月09日 来源:百道网·秦颖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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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忆沩
跟忆沩是20多年的朋友,我们的联系却总是有些飘浮不定,不期而至。不论是来电话,或是见面都是如此。自从忆沩去加拿大后,我们的联系更多的是电话。我们聊的内容无非两类,他的阅读和写作以及国内学界文坛的情况,如说到现在国内的风气,都是观点,不见学问;小孩的话题,我们两各有一儿,年龄相仿,教育成了共同话题。显然,打电话他是在辛勤读书和笔耕的间隙,关注国内动态,联络朋友,放松身心的重要方式。2011年底,接到他的电话,说很快会出两本随笔集,一本是《文学的祖国》,以“书”为本,一本是《一个年代的副本》,以“人”为本。很为他高兴。我觉得,这两本书的源头应该就是他在《随笔》上发表的“随笔”。为了祝贺他的成绩,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写了一篇“一种随笔的诞生”。
在我看来,他写“随笔”完全是偶然。他给《随笔》的这一组文字,跟当时《随笔》的思路想法有关:开劈一个海外阅读杂记的话题。现在看来,开辟海外阅读杂记的想法看似不错,做来却不容易,之后也难以为继。这一想法出来后,我试着给在加攻读的忆沩写信,谈了我们的想法,希望他能写写。这之前,忆沩似乎没有写过随笔,至少我没见过,他也从没谈过,他钟情小说创作,前有《遗弃》,后有《通往天堂的那最后一段路程》,中间还有无数的作品,他深入的哲学思考和流畅的文学叙事在作品中有完美的呈现。但我知道,他日常生活就是阅读(涉及了英文和法文图书的广泛领域),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到邀约他为我们写点东西的原因。忆沩很爽快答应了,但动手给我们写,却是将近两年以后了。2007年全年,《随笔》每期登了一篇忆沩的阅读杂记,按《随笔》的一贯作风,是不设专栏的,这组文字,成了没有专栏名的专栏。忆沩的这批作品有一个聚焦的过程。一开始,他的方向并不明确:谈谈著名的“OED”(《牛津英语字典》),谈谈一点都不出名的《凯若斯》(刘小枫编撰“古希腊语文教程”)。不过从这些精致的“散打”,已经可以看到忆沩随笔风格清晰、优雅。接着,忆沩谈起了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这是他开始转向“政治”的标志。从这一期开始,薛忆沩的随笔开始引人注目。格瓦拉是到访过中国又对中国读者有影响的“明星”。不过我觉得,在写作关于他的这篇美文时,忆沩依然还沉浸在自己的阅读快感之中。接下来,忆沩写起了赛珍珠。直到这篇《“大地”的回报》,忆沩的随笔才开始聚焦于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人和事。他在异域的文献里寻找祖国历史的真相。《一个瞬间的两张照片》的焦距更为准确:它要还原中国文化人都很熟悉的萧伯纳在上海留下的著名照片。我们都熟悉的那张照片其实并非原样:没有资格与“国母”(宋庆龄)和“旗手”(鲁迅)相提并论的“托派分子”(伊罗生)和“反动文人”(林语堂)已被从中删除。在忆沩看来“被篡改的历史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甚至是一种更深的历史。因为被篡改的历史更深化了我们对历史的感觉和认识。”接下来,忆沩谈的是韩素音的第23本书(这本原名为《长子》的书的中文节本名为《周恩来和他的时代》),在这篇题为《耐人寻味的芝麻》的随笔里,忆沩称这本书“讲述的历史和讲述历史的方式”并无新意,但里面透露的很多细节(那些字里行间散布的“芝麻”)却“往往耐人寻味,有特殊的口感”。 忆沩这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题为《“专门利人”的孤独》,成为这一组随笔中最有分量也最具影响的一篇。这篇以白求恩个人文献的结集《激情的政治》(1998年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基础的随笔,将一个被中国人顶礼膜拜了半个世纪的偶像还原为了有血有肉的个体。这篇随笔的用意是“让读者穿过时间的烟尘和历史的迷雾去惊叹一个伟大的生命不同凡响的孤独和不可思议的激情”。
2012年6月7日近中午时分,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问有没有空,“薛忆沩老师到了《花城》编辑部”。正好手上的事刚刚忙完,马上上楼。那天他穿一件无领深色汗衫,第一眼看去,憔悴而消瘦,猛然竟有苦行僧的感觉。他对物质的要求不高,吃什么穿什么都不在意,但对思想和文字却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记得有一年来广州,晚上留宿我家。第二天一大早,我走出卧室,看到他坐在阳台上看书。我问,怎么这么早?他答,习惯了。可见阅读不仅是一种习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现在这消瘦和憔悴的强烈感觉,让我忽然有了一种冲动,要记录下来。马上跑回办公室,借了一台照相机上来。忆沩回国是为几本书的出版做活动,在上海,北京和广州都有。坐下来没聊几句,他不停地借办公室的电话打,联络安排各种事情。已经是午饭时间,他起身告辞。我陪着一起出来,邀他到我办公室坐坐。他说一去《花城》杂志编辑部,就说了中午要赴约,其实是怕他们午餐请客,既破费又耽搁时间。于是,我在饭堂打了两份中餐,在办公室边吃边聊。有了安定的环境和时间,饭后,又重新给他拍了一组照片。
还是在他去加拿大之前,他曾到我在花城出版社的办公室,我给他拍过一组照片:平头,健硕,帅气,谈笑风生。这一组照片,他在很多地方用过。后来,我觉得,那似乎不像忆沩,太唯美,缺少深度。所以这次的拍摄,是期待已久,却又全然出于偶然。现在这一组照片,里面有不少形象英俊,笑容可掬,但都不是我这次见到他的第一眼的感觉,也不是近年他留给我的印象,那种经年发奋苦读书写,衣带渐宽的状态。照片整理出来后,只给他发去两张。并告诉了他我比较喜欢的一张。他回信说正好方所的演讲需要照片,让我发一张过去,就用我喜欢的这一张,只是对照片上方留出的太多的空间提出了疑问。我以为这个留白提供了某种暗示,他的精神生活需要充足的自由空间。之后,忆沩又来信,让我将另一张照片发给北京的一个朋友,另一场活动要用。大概他还是不喜欢我中意的一张。这就是摄影师和被摄者永远的矛盾,通常被摄者总是希望光彩亮丽的一面,而摄影师却看重自己对人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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