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关键词 

    从事出版业久了，脑中塞满千奇百怪的东西，有一种乱糟糟的感觉。自我解嘲，所以才是“杂家”么。心里却想，这样的行业，出人才难，出钱财难，让人尊重都很难。学识，商业，见识，修养……都不见出类拔萃之处。杂就杂了，哪里够得上家呢？ 说归说，我还是很爱出版行业的。也是无奈，三十年过去，不爱都来不及了。

    我有时深夜无眠，常用的办法是找一个喜爱的词汇，反复默念，比如阅读、阅读、阅读、……；郊游、郊游、郊游、……迷离之中，书香四溢，绿草如茵，大脑的紧张得到缓释，就睡去了。那天又出现失眠的状况，想一个词汇吧，哪一个令我青睐的出版关键词，反复诵读，能让我轻松下来，安然睡去？

    作者——难啊，比找金子还难；好书——难啊，比找银子还难；畅销——更难了，连上帝都没有办法……我越想越精神，干脆坐起来不睡了，这样的难题，几宿也想不明白！那些前辈是如何做得好、卖得好、睡得好的呢？读吧：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陈原、沈昌文、……这些让我叨念不已的名字，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接续他们的理想？我该怎样做，才能够有一个安稳的睡眠？想着想着，终于，我找到一个让我安静下来的关键词：书单、书单、书单……

    此时，我的呼吸均匀了。我甚至套用起那句名言：“书单是个纲，纲举目张。”喃喃自语，就有了昏昏睡意。睡梦中，中国百年出版，一张张让人感奋的书单纷纷飘来，像春露，像暖阳，像微风，像瑞雪……没有它们，何谈出版？有了它们，出版才有了意义，我们才有了编书的依据。

    书单的界定

    此处“书单”，是指人们为了选书而开列的书目。由于选书的目的不同，书单又有“读者书单”与“编者书单”之分。一般说来，前者的目的是为自己阅读所用；后者却是为别人阅读提供可以选择的书目。所以后者的含义更复杂，更丰富，它集文化、商业、投资、个人好恶、群体热点等多重因素于一体，具有很强的预判性与风险性。出版人终日忙忙碌碌，都在忙什么？条分缕析，就是在找寻那一张所谓好书单——可以承载文化的书单，可以让读者喜欢的书单，可以热卖的书单。

    其实编者的书单，或曰出版人的书单，还未成“书”，它更应该被称为“选题单”。它的提出大约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专家的推荐，它更注重文化的纵向分析；二是来自出版方的判断，它更注重文化的横向比较。纵横交错，最终构成选题的出版依据。

    本文记录的“书单故事”，有对出版者产生影响的读者书单，但是主要在“选题单”。我觉得，以本文的题目为发端，我们可以编一本很好看、很实用的书，使阅读者产生更多的遐想，去选书，去读书，去编书，去做书……

    光绪皇帝的书单

    戊戌变法前， 张元济先生在总理衙门供职。他说光绪皇帝喜欢读“新书”，经常通过总署转来书单，让他采购。所谓“新书”，主要是一些译介西方文化的著作。但那时此类书很难买到，张先生四处借阅，还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呈送给光绪皇帝。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曾经在同一日分别召见康有为与张元济二位。张先生回忆，光绪皇帝对他说过一句话：“外交事关紧要，翻译必须讲求”。没想到，这一些经历竟然成为张先生后来一生所为的伏笔。

    南洋公学译书院的书单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戊戌变法的血迹尚未干涸。张元济先生带着朝廷“革职永不叙用”的大辱，离开京城，来到上海。经李鸿章举荐，出任刚刚组建的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他到任时，书院已经出版八种译自日文版的兵书《日本军政要略》、《战术学》、《军队内务》和《作战粮食给予法》等。这是一张实用主义的书单，张先生建议改弦易张，开拓更宽的译书领域。

    他开出的第一张书单是请严复先生译亚当．斯密《原富》，他建议为严复先生支付百分之二十的版税，这也是中国最早实行版税制的实例之一。为此，译书院出资两千银元，几乎是译书院当年百分之二十的开销。到一九零四年离开译书院，加盟商务印书馆之前，张先生主持译书院开出书目六十七种，正式出版不少于三十六种，有《中等格致读本》、《政群源流考》、《万国通商史》、《英国文明史》、《美国宪法史》和《万国政治史》等。

    严复的译书单

    据严复先生书札记载，在张元济先生主持译书院其间，曾经多次与严先生讨论翻译的事情。一八九九年，严先生在给张先生的回信中写道：“（张元济问）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财、商务为断，选书最难，有何善策？”对此严先生做了认真回复，这些都成为后来张先生进入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严译名著丛刊”的基础。

    严译最重要书单，包括八部著作：亚当·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肆言》（即《社会学研究》）、穆勒《论自由》和《逻辑学系》、甄克思《社会学史》、孟德斯鸠《论法》和杰方斯《形式逻辑》。

    张元济的国学书单

    可能是受命光绪的知遇之恩，也可能是出于对中华民族自省力的失望，张先生极为重视西学引进，支持严复、林纾一类翻译家译著出版，构成“百年商务”译书传统。但张先生真正的看家学识，却在国学。他曾经与王云五先生聊天时说：“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张先生整理国故，最有名的三件大事，其一访书，为此“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其二建涵芬楼暨东方图书馆，收书几十万册，仅善本就有三万五千余册。一九三二年日军轰炸上海，使之化为灰烬。张先生曾经悲愤地叹道：“这也可算作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他们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避免这场浩劫。”其三是他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最有名的“四大工程”，包括《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丛书集成》。后人对此项工作评价极高，说它们可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媲美。周汝昌赞扬他“一人之力，可以抵国”。

    王云五的大书单

    王云五先生早年读原版《大英百科全书》，边学英文，边学知识。受此影响，他也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尤其擅长遴选、分类图书目录。他发明“四角号码词典”和“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即是明证。

    王先生开书单，堪称“世界第一书狂”。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组织“万有文库”，在几年的时间里，推出两集四千多种图书，数目之大，被当时的《纽约时报》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具野心的文库”，称赞他“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商务印书馆“日出一书”的方针，也是王先生提出来的。

    遍览王云五先生为商务印书馆开列大批书单，其中最让我敬佩的是“中国文化史丛书”。此丛书拟出版八十种，实出四十一种，有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陈登原《中国田赋史》、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胡朴安《中国文字史》和《中国训诂学史》、王庸《中国地理学史》、李长傅《中国殖民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陈东原《中国生活史》、陈顾远《中国婚姻史》、李俨《中国算学史》和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等。直到今天，这些书还在再版，还是某些学科领域的必读书或里程碑。

    由此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李一氓先生提出“古籍的整理工作最终结果应有一个归纳，就是要总结出一部有关学科的概论来，这种整理方法就是研究。……研究也是整理，并且是很重要的整理方法。”他划分出文学、哲学、经济、艺术等十个门类，包括四十三个书目：《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小说史》、《中国佛教思想史》等等。他深情地说：“假如有一天这四十来种研究著作都出版了，我们的古籍整理的局面将大为改观。”以此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王云五先生的工作比照，似乎“英雄所见略同”，但“顶天立地式”的大学者，却再难像王先生那样，聚合得那样整齐。

    胡适的小书单

    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聘请胡适先生出任编译所所长。为此将胡先生从北京请到上海，考察一个半月。胡先生最终没有接受邀请，他在日记中，一方面赞扬“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一方面写道：“我是三十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但是，他很喜欢上海的人文环境，他临行前还写了一首诗，表达对商务印书馆的感谢，以及对上海的依恋：“多谢主人，我去了！两天之后，满身又是北京的尘土了！”

    在沪期间，胡适先生向张元济先生提出编印“常识小丛书”计划，此事见于他的日记：“下午到编译所，为他们你了一个《常识小丛书》的计划，并拟了二十五个题目。”这张书单包括国家五个：《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和《德国》；历史巨人四个：《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和《华盛顿》；新事物五项：《交易所》、《银行》、《飞机》、《电报》和《无线电报》；主义一项：《过激主义》；政法四项：《法律》、《国会》、《律师》和《法庭》；经济重点六项：《盐》、《蚕》、《蜂》、《棉》、《茶》和《煤》。

    需要指出，上面这张书单是张元济先生改过的，他去掉了胡适先生原书单中的《袁世凯》，建议加上《布尔什维克》或《过激主义》；去掉了《电话》，建议加上《煤》或《煤油》。

    张元济请陈独秀开书单

    一九一八年，张元济先生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北京大学座谈。其间与陈独秀先生有一段对话，意为请陈独秀先生主持，开一套“通俗教育”书单。张先生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们的对话：“陈：合同所限字数，每册不得过十五万字，恐难免逾越。张：合同本有彼此协商之语，希望出书价格稍廉，易于推销，免阻编译诸君之兴。陈：每书另订契约一节，不甚明白，是否谓本约已满，而每书之专约仍有效。张：甚是。陈：每种若干？张：约五百部。”

    一九二一年九月，陈独秀先生抵沪，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张元济先生闻讯后，请沈雁冰先生面见陈先生，以每月六百元高新聘他进编译馆。陈先生以太忙推辞，仍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即可。张先生接受了他的意见，只要他每年写一本小册子，题目自定。

    梁启超为商务印书馆开的书单

    一九二零年，梁启超先生从欧洲回沪，为张元济、高梦旦开了一个大书单，即后来出版的“共学社丛书”。他确定原则：“须将世界学说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本来面目，又必具其调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梁先生还为他的书单提出口号：“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此，张元济先生预付给梁先生稿费二万元。两年出书几十种，包括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罗素《算理哲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浅说》等。

    张先生还资助梁启超先生请西人来华讲学，拟每年由商务印书馆拨款五千元。有名的罗素先生来华讲学，赵元任翻译，就是用的此项资助。

    胡乔木为“汉译名著”开的书单

    一九八二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八十五周年，编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五十种。陈原先生派人送给胡乔木先生一套。一年后，胡先生见到陈先生，谈到这套书，说了一些很具体的编写意见。陈原先生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送给胡先生看。胡先生改后返回，遂成一“书单”。

    ——古典名著，世有定评，为数不多，应尽量把内容重要而未译出者列入规划；（他谈话时列举的例是希腊罗马的名著，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达克。他说已译出的校订译文，尽量能精确表达愿意；他说这方面做出选择不难，因为评论多。）

    ——从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这个时期（主要为十八、十九世纪）的著作，品种较多，宜选译学术性较强，对当时社会发展起过作用的著作，也可选译一些学术性虽不强，但资料丰富的著作；（他列了一串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期辈出的西方哲人，他说这个名单和著作比古典时期多多了，所以要精心选译；他说起过作用的是指起过积极作用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并且举了几部书的例子，大都是被目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若干名著。）

    ——本世纪（二十世纪）西方和日本（东方）各派学术著作，为数更多，选译更要着重学术性；其中一些在政治上对我极为不利的著作，如确要译，不要列入名著，并应考虑发行方式；其中有些可出单行本，也要考虑发行问题，不列入名著；（谈话时他特别提出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政治小说《一九八四》，此书早年出版（一九四九年初版，一九七七年重印）时没有引起轰动，但到了八十年代，西方世界起了一股热潮，评介研究这部“小说”。他说这部书很反动，彻头彻尾反共的，作为知己知彼用，可以译出，但绝不能让它到处传播。）

    ——要注意选译一些大学问家的主要代表作品（如罗素的书译出不少，还应译出他的三卷本《数学原理》）；

    ——要注意选译一些经典型的通俗科学着作，特别是大专家写的通俗著作（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陈先生写道：这条是我写信时加上去的，想借此请教他；他对这一条特别注了几行字：“该书只讲狭义相对论，且因……（我在初中时即读了），可出版，但似不宜列入名著。”）

    书单的情感记忆

    就此打住。还有许多我亲身经历的书单，限于篇幅，只有另文记述了。一个出版人，一辈子走下来，何处最伤感？何处最留情？当然是书单了。它把你一生的心血串联起来，甜酸苦辣，喜怒哀乐，成败胜负……都在其中了。

    我甚至想到，一个出版人，他真正老去的时候，也就是他开不动书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力气再请人开书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力气再阅读书单的时候！

(本文原载于：编辑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