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黄裳
作者:吴兴文 时间:2012年09月28日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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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帆集·中华文艺丛刊第四种》中华书局 1946年11月版
《和平鸽的翅子展开了》 平明出版社 1951年版
《山川、历史、人物》 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11月版
《榆下说书》 三联书店1982年2月版
《珠还集》 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5月版
《黄裳书话》 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珠还记幸》 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
《好水好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7年11月版
《黄裳自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来燕榭文存》 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
《来燕榭书跋》 中华书局2011年6月版
《来燕榭文存二编》 三联书店2011年12月版
编者按:黄裳先生驾鹤西去,台湾书评家、藏书家吴兴文应本报之邀,撰写《》一文悼念这位前辈,追忆他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绩及泽被后世的作风;另一位黄裳在台湾的故人知交傅月庵也授权晶报发表其初访黄裳先生后所作的一篇旧作《爱黄裳》,并特别撰写按语,以表深切缅怀之意。
拂去历史的尘埃
九月五日,真是特别的一天。在这一天黄裳的远去,使我对他有另一种层次的理解。
上午收到北京某拍卖公司古籍文献常规拍卖目录。下午趁工作暂告一个段落,偷闲翻起目录,首先引起兴趣的是黄裳校录《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另一种是清初写刻初印本《寇忠愍公诗集》,占一整页,附上钤印有“上海图书馆收藏章”、“黄裳藏本”的书影。
世人熟知,黄裳是首先重视清代刻本,并发掘其中学术和史料内涵的收藏家。我不想谈《寇忠愍公诗集》,而是想说说他更重视的明遗民作品。例如:汲古阁清初刻印余怀《甲申集》、《咏怀古迹》、《七歌》等。山阴祁氏冠山堂刻《吴越诗选》,选者三人,魏耕、朱士稚、钱系占曾都死于清廷追捕之下。特别是康熙刻《西湖梦寻》,黄裳在其书跋中说:“余收书十年,始未甚重清刻,后乃甚悔之。此册以张宗子故收之,数数跋之,不啻与宋元刻等。此虽清初刻,然可珍实逾旧椠也。西谛收宗子书数十年,未尝见此。撰访书记亦只以光绪刻着之耳。”
而《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虽然是一部黄裳的古籍整理,但其1952年十月九日、三十日书跋,记载他获山阴祁氏遗书,读祁彪佳日记后,又从书估处得《远山堂文稚》,中有元社黑格旧钞祁彪佳《曲品》,并从夹带的破书中发现另一部《曲品》残本,即此书的原稿本。黄裳先将黑格旧钞归之北京图书馆,1955年完成《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后,于1963年正月初三,又将原稿本移赠北京图书馆,寄前撤去手写诸跋及残目数叶,赵万里馆长怪他为何没有长跋纪实,报以点头微笑,后来将数跋订为一册收藏,留作纪录。这种用完归公、泽被后代的作风,足以列入《儒林传》中。
数年前在沪上曾看过,某藏书家收藏的数本黄裳的书账,据传有他卖书的记录,但未能翻阅其内容,而今为之解忧。更有意思的是,当晚续读傅葆石《灰色上海·第三章合作:“<古今>派”的遗民文学》,作者把上海附逆的文人,将自己看成并描绘成完全不合时宜的“遗老遗少”,在高层汉奸的怂恿下,这些知识分子沉浸于感伤的怀旧情绪中。这种抒情风格的散文,傅葆石称之为“遗民”文学,力求把忏悔的回忆与历史的反思结合起来,将个人作为人类悲剧的明证。苟且偷生是值得庆贺的,这一残酷的人性法则嘲笑了对道德的坚守。在1942年到1944年间,一群抱有羞耻和自怜态度的文人聚集在《古今》杂志周围。
有关黄裳的部分,只有:“在1942年初的几个月,他(周黎庵)只能让一个急于挣钱的工程学学生使用多个笔名来写稿。”《灰色上海》的英文本出版于1993年,但国人一直围绕黄裳这一时期的文章,和“反右”运动打转。六年前,黄裳终于将自己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写的文章,辑印成《来燕榭集外文钞》,并在《后记》中说明:如何为《古今》杂志卖稿的决心,同时强调不可盲目崇拜大师宿儒。就像郑重在大师身后,接受记者访问:一直想写有关黄裳的文章,题目就叫《他的斗性和他的平静》。所以此书出版后,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却引来更多的笔战。如今随着他的逝世,我们应该如他的书跋,看到一个非常平静的人,以更平静的态度去缅怀。
前面提到黄裳对祁彪佳手稿、钞本原件的收藏,以及他们一家四代,从其父澹生堂祁承烨、兄骏佳、长子奕庆,和孙祁晋的藏书和遗书,他曾在书跋中说:“此皆人间奇秘,何幸一时聚出,未随兵火以俱烬。”又说:“澹生堂藏书秘本最多,为世所宝,况为主人手泽未刊之本,珍异乃更不待言。忠敏(祁彪佳)身殉朱明,大节炳耀人间,两世贤父子手迹,余皆有之,足与前得张宗子手稿《史阙》及《琅嬛文集》,同为书藏二俊,喜而识之。”可谓三百多年后,晚明史料的一大发现。然而“文革”后发还黄裳的藏书,却不知他有收藏副本的远见,而还书之际,往往扣留较佳的本子,而以稍次的本子发还。尽管他无法像劫后的学者,重新戮力于古籍整理,但在保留的书跋中,见识到他的眼力,和宝贵的亲身经历,按现代术语,其内容包括出版社、书商的习惯、作风和伎俩。这些体验,已随斯人而逝,从此广陵绝响矣。
胡益民在《张岱研究·后记》:“他(黄裳)让我借钞了其所藏的极为珍贵的张岱诗集手稿,补齐了凤嬉堂钞本《张子诗秕》所缺的全部诗作,使我得以据此弄清了张岱生平的一些细节问题;尤为重要的是使我对鲁迅先生‘清人刻书而古书亡’的名论有了更深切的感性体会。”我们在买书、藏书、玩书之余,难以想象在一个政治大转型时代,有人孜孜不倦,以有限的经济能力,收到这么重要的明遗民作品。在晚明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实在应该为黄裳的发掘,以及其继黄丕烈再创书跋的另一高峰,而感念!寻其书跋的文体与发现,向前看,拂去历史的尘埃,更上一层楼;以为悼念。
尽管他无法像劫后的学者,重新戮力于古籍整理,但在保留的书跋中,见识到他的眼力,和宝贵的亲身经历,按现代术语,其内容包括出版社、书商的习惯、作风和伎俩。这些体验,已随斯人而逝,从此广陵绝响矣。
——吴兴文
爱黄裳
傅月庵
按语:旧文一篇,系2005年初访黄裳先生于来燕榭后二年撰就。文中略表孺慕之情,并随意冠以“爱黄裳”篇名。孰知2006年老先生90大寿,陈子善先生编成祝贺文集,收入此文,并以此为书名,此三字遂为大江南北书友所熟知矣。
老先生有情有义,拜谒以来,常有赠书赐签,自我转任职台湾茉莉二手书店,每年举办“网络珍本义卖”,亦必亲笔题签大作毛边本、精装本、限印本参与活动。千里诵义,济弱扶倾,挚情感人。
此夏听闻老先生身体欠安,二度进出医院,特携带署有书店全体同仁祝福话语大卡片等,专程到沪探视。8月21日黄昏,得见先生病榻一面。目睹卡片随露微笑,耳虽聋犹张口指点。声音清楚,精神亦佳。不意归来旬日,白玉楼成,先生遽归道山矣。
世缘流转,先生去矣。文人雅道,此日见颓。自此广陵散绝难闻,妆台榆下多悲。曾过我手,曾经我眼,册籍纷然,都成往事。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先生之德,流淌如泉,知者、识者时时有润。即此敬请安息吧。
黄裳先生八十几岁了。老人家深居在沪西的红砖公寓里,知道有机会去拜见他,我先是兴奋不已,后来竟很有些紧张了。
这种转变,大约由于多年来的仰慕所致,想到终于能跟活生生的“偶像”见面,不免兴奋。再想到也有可能一个不小心表错情、说错话,失态乃至失礼了,于是开始疑虑、紧张了。“那就少开口多听话吧!”心里这样告诉自己。
我的偶像
说黄裳先生是我的偶像,一点也不为过。少年爱买书,买着买着,渐渐入港,先是喜欢看书目,后来转为爱读书跋,一看到就买,买来就读。读着读着,诚心爱上了清代的“书魔”黄丕烈,喜欢他那种文学性多于学术性,随手记下买书、校书经过,彼时气候、风物、人事……的跋语。读毕成套《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之后,找来找去,再没笔路相近的书目可读,不免心生遗憾。直到90年代初期,接连买到黄裳先生所写的《前尘梦影新录》、《清代版刻一隅》,翻读大喜,一解久渴。于是大肆搜集,只要是“作者黄裳”的书,价昂不拒,来者必收,《过去的足迹》、《翠墨集》、《银鱼集》、《榆下说书》、《榆下杂说》、《妆台杂记》……,前前后后,书架上也摆满一整排了。
因为爱读其书,渐渐略知其人。老先生中学念的是鼎鼎大名的天津南开,与红学专家周汝昌是同班同学。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心想“工业救国”,却喜欢涂鸦投稿,写诗写信。学校还没毕业,就被征调为“翻译官”,战后正式加入《文汇报》,成为知名记者,笔锋迅忽多姿,而常带感情。写时局报道,写游记,也写剧评。《老虎桥边看知堂》、《白门秋柳》、《饯梅兰芳》、《关于美国兵》……,都是当时脍炙人口,千里传诵的好文章。后人甚至以“抗日战争前后最漂亮的文字”誉之。
老先生本名容鼎昌,是八旗世家,祖上隶镶蓝。年轻时很欣赏当红的女明星,素有“甜姐儿”之称的黄宗英。某次突发奇想,便用了“黄裳”这个笔名,寓意“黄的衣裳”。这件事老先生从来不曾否认或承认过。倒是某次他在琉璃厂买到一本假造的《痴婆子传》,取示钱锺书先生,敏思捷才的钱先生笑着以一对联句赠他:“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彷佛间接证实了这个笔名传说。
黄裳先生不拘一格之趣,表现在收书、藏书之上,就成了“我一向主张买书不必有过分严格的‘洁癖’。”只要书好、入眼,他什么都看、都收一些。还在念中学的时候,就爱往旧书店跑,移居上海后,从新文学版本入手,一路收来一路看,终而悠游于明清刻本世界,自成一家之言。缪荃孙认定明末以前的书,才够资格称善本。他认为这是“清代刻本在版本史上遭到的不公正对待”,所以品题发微,图文并举,写成《清代版刻一隅》一书,为清刻本洗清冤情,也使得向来“厚古薄今”、很有些狭隘的中国藏书气候,一转而成了“不薄今人爱古人”,眼界顿然一开了。
书人之眼与学人之眼
老先生所以能旁出蹊径,与“专家学者”争辉,靠的还是实践中得来的真理。他一辈子访书、收书,走的是郑振铎、伦哲如、阿英那一路子,是真正上山下乡,一听到好书现身江湖,便不管路之远近,铺之大小,就算废纸厂里烂书堆中,想方设法也总希望能亲自去翻找拣拾一番。而不是像传说中胡适之或其他学者专家,闭门家中坐,自有琉璃厂老板带着“善本”登门求售的。这种热情、直觉所激发而成的“书人之眼”,当然与讲究冷静、客观的“学人之眼”大不相同。“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唯一的办法,其它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如此实话实说的书人经验谈,大约不是哪个学人脱口说得出来的。而“在过去”这三个字,更寓“今日(近日)也有那种不出善价就可豪取巧夺一大堆好书的家伙”于言外,这种胆量,更非爱书尚未如命者,所敢于1979年的中国公然出之于口的。
再如藏书家与书商之间,向来有着“既联合又斗争”的微妙感情矛盾,有人把谈得来的称为“书友”,喜欢玩花样、作风不老实的便嫌恶地称为“书商”。黄裳先生却认为,商人以获利为第一目的,实难苛求毫无习性,“总是经营着文化事业的人物,正不妨一概称为书友”,为此还写下了好些关于书店老板的文章,寓感激于追忆之中。老先生交游满天下,长年与南北“书友”往还,有时不惜重金相借,为的只是拥有一个“收回的书我先看”的优先权而已。或许也因为这一份“敦厚”,冥冥中积德成缘,50年代明末大藏书家祁承烨父子澹生堂最后一批藏书散出,才会多数归到他手中吧。
苦难让他变得高大
2003年秋天,终能夤缘拜见黄裳先生于沪上,诚生平一大快事。老先生徇徇然一长者,寡言少语,只是瞇瞇笑着。同行友人称“你若不跟他讲话,他就一直坐着了。”“少开口多听话”藏拙之计显然行不通,不讲话倒有些失礼了。于是想到什么就乱说什么,老先生也不嫌放肆,听着听着,站起身来,往内室走去,踩着碎步子,嘟嘟嘟捧来了一堆书,仔细一看,郁达夫、凌叔华、滕固、卞之琳……的初版本赫然在眼前。再讲再说,老先生又起身又拿,这下子周氏兄弟毛边本、唐弢题赠本也都出来了。老先生一径“不开口只听话”,很有些“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味道。话多助胆量,后来要求老先生拍照,一下子要他坐在因“妆台杂记”出了名的“妆台”前,一下子要他站在窗前,看看能否把“榆下说书”的那棵榆树拍进去?老先生不以为忤,一一满足要求,无不答应,反倒让人很有些不好意思了。
归来后,翻看李辉所编的《黄裳自述》,文章多半读过,图片却很少见。少年、中年黄裳英姿勃发,意气飞扬,双目炯然逼人。中年,尤其八十年代之后,却慢慢转变得柔和开阔了。原因为何?我想了又想,又翻到了老先生谈论“文革”失书的往事:“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也似乎大可怀疑了。”然后忽然了解了,苦难让有些人变得矮小,有些人变得高大,黄裳先生无疑是后者,他并未遗忘往事,但我相信,他早就走过去了——爱黄裳,这点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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