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祖籍山东益都，散文大家、藏书家，2012年9月5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
 

    9月5日傍晚6点，一代散文大家、藏书家黄裳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享年93岁。

    9月5日晚上，早报记者来到瑞金医院，黄裳先生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看上去像只是熟睡过去。黄裳的大女儿容洁对早报记者说，“作为家人，我们感到非常安慰，他非常安详地离开我们，就是睡着了，没有痛苦。医生要切气管，我们没有同意，他最后是拒绝治疗的。他要很自然地走。他要求把他的骨灰和我母亲的骨灰合在一起撒掉，但我还不知道怎么办，但最后还是要按照他的意愿做，丧事一切从简。”

    对于父亲的离开，容洁说，“对他离开有思想准备，父亲年事已高，我每年从美国回来都会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对我说，"我过去，我希望是睡过去，不要给大家添麻烦，撒在海里就很自由。"我们家很简单，我们家人也很少，不想做得很复杂。”

    在容洁看来，父亲这辈子一直很辛勤地工作，“他很有理想，也很执著。他对我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勇气，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写作是要担风险的，写作是一件良心事。所以从1950年以后，（父亲）一直有麻烦。他对我说，要不是巴金保护了他，他在1952年就出事情了。一解放，就写了一篇报道让很多人不高兴，但他从不改，他就是这样的人。”

    容洁说，父亲待她就像是一个朋友，很少摆出父亲的架子，但父亲的要求却很严厉。“即便你做得很好，但有一点点不够，他就会先指出来，给你泼冷水，然后再跟你说，"我非常高兴你做的事情。"这时你就知道，他是满意你所做的。他从来不说假话，他hate（讨厌）说谎！他最瞧不起说假话、拍马屁的人。他不喜欢听废话、屁话、阿谀奉承。”

    今年农历6月15日（8月2日），黄裳的几位朋友还到他家里给他祝寿，老先生很开心，拍了几张照，拍到一半，老先生还说，“眼镜没戴！”
 
    去世之前，黄裳对家人说，“我的悼文我已看过！”其实，在今年6月，黄裳因感冒引起肺部感染病危住院，住了一个月，出院越来越衰弱。后来又住了一次医院，但住了一晚上，大吵着就回了家。

    最近几年，黄裳的主要文章都在东方早报(博客,微博)的《上海书评》上发表，这几年共在《上海书评》上发表23篇文章。2008年，汶川地震后，黄裳还捐出自己的手稿，通过东方早报拍卖筹款。黄裳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给好友周汝昌的唁辞，周汝昌的去世给他打击很大，周汝昌是他70多年朋友，亦是他南开中学时的同学。

    在黄裳辞世的前一个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其著作《纸上蹁跹》、译作《猎人日记》，皆为早年作品的再版，借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和尊爱。不想竟成为黄裳生前最后出版的两书，所幸先生均及见之，且甚为满意。

    黄裳生于1919年农历6月15日（公历7月12日），祖籍山东，原名容鼎昌，是满洲镶红旗人。中学在南开中学就读，与红学家周汝昌、剧作家黄宗江是同学。黄裳算得上是中国读书界的传奇人物，他于1940年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而投考交大电机还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因为父亲的主张，要我投考有名的交通大学，好完成他实业救国的宿愿。”“5道数学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证出一道，而且还不是正规的解法”，黄裳自认为考得并不好，但国文和英文都很优异，结果还是被录取了。“后来知道这是交大主持人唐蔚芝老先生的主张。特别重视的是国文考分，数理方面却在其次。”

    不过黄裳并未毕业，只拿到一张结业证书。他很多文章发表之后，很多人误以为他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外文系。比如历史学家吴晗在给《旧戏新谈》作序时就曾说过：“想象中此公应该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在大学里读外语系，年纪20多岁……同时又从报纸上作者另一篇文章，知道作者不但不是外语系出来的，甚至不是文学院，是学工程的。”对于这样的误会，黄裳也曾说，“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后来的生活道路。”

    在自我定位时，黄裳说自己说不上有什么专长。而他在别人眼里是什么形象呢？曾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姜德明说：“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戏剧家……他也可能成为翻译家……他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却选择了新闻工作。”钱锺书赞叹黄裳文笔极佳：“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作家唐弢称誉黄裳“实在是一个文体家”。

    黄裳之名的得来缘由有两说，一是艳说与黄宗英有关，说他当时是有“甜姐儿”之称的女明星黄宗英的忠实“粉丝”，有天忽发奇想，以“黄的衣裳”之义取了“黄裳”这个笔名，钱锺书后来曾为他写过一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不知说的是不是这个典故？另一说是容鼎昌的中学同学、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自述，说是当年他爱戏，容鼎昌遂跟他说唱戏得有个艺名，于是便自作主张地帮他起名“黄裳”，可黄宗江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华丽，觉得还是自己父亲给的名字好，没用，没想到，后来这名字倒成了容鼎昌的笔名，且一直叫到恂然老者。对这些说法，黄裳都一笑置之，似乎未见肯定，亦未见否定。

    1942年，黄裳从上海转至重庆交大，这时的他“每天在烟雨迷离的长江边上，在有着美丽名字凤凰楼的茶馆里，读读书，写写信，心里充满了少年人的离愁别绪，家国之感。”两年后，黄裳收到征调令，跟着美国兵走遍中国西南名城，从昆明、桂林、贵阳，最后到了印度。抗战胜利后，黄裳解甲归田回到重庆，在那里写下了一本随军采访《关于美国兵》。黄裳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一个记者朋友，但就此走上了记者生涯，去当时重庆的中共办事处做过采访，以特派员身份采访过梁漱溟、傅斯年、周作人。1945年至1956年就任上海《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等职。晚年，黄裳以散文大家与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名闻海内外。

    画家黄永玉眼中的黄裳几乎无所不能：“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文汇报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妈妈，住房及水电杂费，收集古籍图书，好的纸、笔、墨、砚和印泥……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黄到底有多少本事？记得50多年前他开过美军吉普车，我已经羡慕得呼为尊神了，没想到他还是坦克教练！……”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黄裳就马上”因文闯祸”，遭到了“大量的驳斥”和“声势浩大的批判”，这也直接导致了他长时期的写作转向。“1950年4月4日，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则短文《杂文复兴》，不料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发表当天上午夏衍读了以后，立即打电话给唐弢，转告我此文不妥，应亟图补救。”即便如此，黄裳并未得到“教训”，“我参加了老根据地访问团，在沂南的农村里，遇见一位年轻的妇女干部，她的丈夫随军南下，到了大城市，带信来说，已经另有了爱人，要求和她离婚。看到领着衣不蔽体的小女儿，痛苦地向我声诉的女干部，我激动起来了，打算写报道掲露此事。向团领导汇报时却受到了申斥，说这事是说不得的。少不更事的我，完全不能理解此中的奥秘，不懂得言论自由是有限制的，未能接受教训而写下的《杂文复兴》的主要意思也还是主张用杂文的武器揭露抨击时弊。我不相信鲁迅杂文已经过时，不想弃置这尖锐锋利武器不用。料不到一篇小杂文却引来了大量的驳斥，在文汇报和别几家报纸上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最后，是巴金保护了他。

    黄裳在1958年就被打成“右派”，他在“文革”中的境遇可想而知，针对黄裳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揭露他在一篇文章中有着恶毒的“影射”。那不过是一篇谈宋高宗的小文，引用了一首元人的诗，批评这个偏安的皇帝完全忘记了恢复中原。可是黄裳后来却反思说，“我时常想起自己在十年动乱中的经历，追溯思想变化的历程，总是感到了苦痛的耻辱。这并不是指外来的凌辱，那是不能选择，也无从躲避的，也不应由自己负责。我觉得痛苦的是在一段时期里没有能严肃认真地面对生活，失去了做一个正直公民的勇气。甚至还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这话听起来似乎狂妄而可笑，但事实总是事实。如果没有大量的精神境界像我一样的群众，那场大动乱是不会顺顺当当地发展到那样规模的。”

    巴金是影响黄裳最深的朋友，对于巴老，黄裳曾回忆说，“我就不记得他对我讲过什么理论，文学上的事情也讲得很简单、很少。我照例得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新印成的每一本书，包括他自己的译作。看到一本新书印成，是真正使人高兴的事情。当时我在报社里当记者，每天要写许多各种样式的文字，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什么意见。后来报纸被封门，我也失了业。他就把这些文章要去，选了一下，印成了一本小书；又建议我翻译冈查洛夫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巴金）夫人的译本也是他借给我的。我偶然走上文学道路，就是这样开始的。对这样一位在前面引路的前辈的帮助，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当时人们生活、工作的方向都很明确，对那个旧社会、旧制度，大家早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用不着进行什么多余的议论了。只要努力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使用不同的武器，用不同方式努力加速它的灭亡就是。巴金在二十年中写下的十四卷文集就是这种一贯努力的证据。”在巴老过世之后，黄裳写下《伤逝》一文，上海巴金纪念馆馆长周立民曾说，这篇《伤逝》是纪念巴老最好的文章。

    黄裳活到老写到老，在散文、戏剧、新闻、藏书等领域均有建树，与梅兰芳、巴金、郑振铎等文化名人相交甚笃。著有《锦帆集》、《妆台杂记》、《过去的足迹》、《珠还记幸》、《金陵五记》、《银鱼集》、《榆下说书》等。

    他的散文有着大量读者。曾有读者感慨，“那么多人爱黄裳！”2006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召开“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2008年6月，为庆贺黄裳先生九十大寿，著名学者陈子善编著了《爱黄裳》，“爱黄裳”成了黄裳迷们的暗语言。

    有朋友问黄裳，在作家、记者和藏书家之间，自己最认同哪个称号？“散文家！”黄裳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