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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你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开会商量今年9月~11月的报刊征订黄金期,是继续在报刊亭做杂志的招贴广告,还是改在公共汽车上投放车身广告。”一见面,记者就从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去年同一时间,首次亮相北京32个重点路段报刊亭的《北京文学》宣传海报,让很多人在路过报刊亭时都不能忽视这本杂志的存在,就连所属的北京市文联内部一些人都惊叹他们此次的大手笔,毕竟一本纯文学期刊投入十几万元做广告还是一件稀罕事儿。其实,意识到营销重要性的文学期刊,还不只《北京文学》这一家。比如,去年《人民文学》的身影出现在路边的书报摊、邮局的小书亭、馨香的茶室和咖啡厅时也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积极应对市场的举措似乎在透露一个强烈的信号:经历多年持续下滑的低谷之后,一些文学期刊正在恢复生机,并开始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那个一去不返的时代
毫无疑问,文学期刊遭遇滑坡早已是人尽皆知的老话题。可即便如此,每每说起文学期刊,几乎每一个业界中人仍然唏嘘不已,毕竟曾经动辄几十万份、上百万份甚至几百万份的发行量,对文学期刊来说已经成为永远一去不复返的辉煌年代。“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期刊几乎享有第一媒体的地位。作家作为明星被追逐,杂志像iPhone4S一样被抢购,高分考生争上中文系。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恐怕也难以找到类似的范本。”从《十月》常务副主编陈东捷的描述中,我们依然可以深切感受到文学期刊当年的火爆。
“与那时候相比,现在文学期刊的境况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当代》主编潘凯雄说道。然而,这种由盛转衰的巨大变化似乎又是那样的无力抗拒。提及产生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潘凯雄认为主要缘于大的社会环境以及媒介环境的变化。“当年,由于传媒产业相对单调,文学是人们滋养心灵相对集中的渠道。但随着媒介越来越多,读者的选择出现分众化,再加上新媒体的冲击,文学期刊的日子不那么好过也是正常现象。”
杨晓升在谈到这一话题时也有着相同的无奈。他说,那时候连纸媒都没有多少,而现在是全媒体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业余时间被多元文化分解,大量的时间被用来不断地看微博、看信息,很少会有时间去看文学期刊,“这导致文学期刊的发行量不可能再回到那个特定年代”。
用陈东捷的话说,在大众内心,当有关财富的梦想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理想主义激情,当30年前大家排队购买诗集转为现在诗人自费出书,当企业家传记、经管类图书屡屡出现在图书排行榜前列,那种一部作品洛阳纸贵、街谈巷议的场面恐怕再也难以复制。
那些为梦想而做的调整
尽管文学期刊的鼎盛时期在很多人眼中已是明日黄花,尽管不断涌现的杂志新贵曾让这种局面雪上加霜,但令人惊喜的是,形势在不知不觉中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冰冻已久的文学期刊开始出现回暖迹象。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稳步上升。”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告诉记者,《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每年都能上涨几千册,有的时候单期就能增长不少。每期都有上涨的发行数据,让施战军感受到“纯文学正在慢慢回暖”,在他看来,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慢慢开始安静下来,前些年浮躁的环境也在逐渐改善。对此,陈东捷也表示,年轻的读者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更愿意读一些厚重理性、有历史感的书,文学期刊无疑是很好的选择,而年轻读者的成长也让文学期刊有了更多的受众。
环境的变化、读者的成长是文学期刊出现回暖迹象的外在因素,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内在的,即来自文学期刊自身的积极调整。在这方面,除了积极尝试零售市场、高调投放宣传广告、依托杂志开展各类活动等市场营销策略外,值得一提的还包括文学期刊在编辑队伍改革方面所下的真工夫。
“我们提出对编辑进行严格考核。”杨晓升介绍说,考核内容包括编辑选稿的最终通过率、作品发表后的转载量以及获奖情况等。对于很多文学期刊遇到的共同问题——发关系稿导致刊物质量下降,杨晓升表示,《北京文学》要求每个编辑每月必须看100篇自然来稿,而且将自然来稿的采用率纳入业务考核。“改制之前,编辑对自然来稿是可看可不看,而‘可看可不看’基本上就是不看,这是很不好的风气。为此我们开设《新人视线》栏目,专门刊发小说处女作,而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从自然来稿中挖掘出来的。”杨晓升说道。
为适应当下年轻读者的需要,人民文学杂志社对编辑部人员进行了“合理”配备,其中不仅有“50后”资深老编辑把关导向,有“60后”、“70后”担任杂志社核心业务骨干,而且还有“80后”甚至接近“90后”的年轻力量。“每隔一两周就要开一次编辑会,督促编辑去发现新作者、发现有创作的苗头,尤其注重督促编辑挖掘偏远地区的新作家,有新人新作出现后还要进行反复讨论。”施战军这样表示。
那些不放低身段的坚持
“杂志还是以内容为主吸引读者,外围那些花哨的东西只能是辅助。”潘凯雄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所有办刊人的心声。的确,无论是调整编辑队伍还是丰富发行渠道,杂志最终的安身立命之本仍然要归结到内容上。
报告文学作为《北京文学》的特色内容,一直以来都被读者所称道。而将报告文学作为杂志的主打牌还要归功于10年前开始并延续至今的那场改革。“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种创作思潮,就是远离现实、远离政治,这种创作方式让受众在文学作品中找不到阅读的需要,导致文学期刊的读者大量流失。”杨晓升介绍说,《北京文学》从2001年开始着手打造《现实中国》栏目,坚持每期都将当下民众在改革进程中所经历、关心的重大社会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反映出来,此举使《北京文学》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的新重镇,而这个栏目也成为品牌带动了杂志的销售。
而过去从不发长篇小说的《人民文学》,也在最近三四年随着读者需求的变化开始刊登优秀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在上世纪50年代刚创刊时是以短篇小说为主,80年代中国文学进入中篇小说时代,《人民文学》也开始大量刊登中篇小说。到了新世纪,我们发现长篇作品的产量、关注度以及质量都在提高。我们为什么不能发长篇?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人民文学》开设了长篇栏目,结果反响非常好。”施战军介绍说,《人民文学》现在每年能发五六个长篇,而且几乎篇篇有反响,《推拿》、《小姨多鹤》、《风声》等被改编成影视热剧的原作品最初均在这里发表。
《人民文学》通过包括挖掘新人新作、成熟作家的佳篇力作在内的一系列内容改革来保证刊物质量。在内容上积极做出调整的还有《十月》。陈东捷表示,《十月》自创刊以来,形成了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兼收并蓄的办刊风格。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读者需求的变化,杂志的文章也做出了相应调整——过去杂志上农村题材较多,现在更加丰富多样,相对而言写实作品明显增多。
“我越做宣传工作,就越能体会到,杂志有内容才有的宣传。因此,杂志销售归根结底还要靠内容。”《北京文学》负责新媒体业务的编辑张琳琳这样说道。其实,面对并不太好的境况,杂志在内容上除了调整,还需要坚守。施战军感慨,这个时代确实跟以前不同了,文学期刊不可能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么辉煌。“要是想有更多人读,就得放低身段,这样做品质有可能会下降,但是我们又不甘心,这个国家需要几份精英文学刊物。因此我们还是坚持,相信过好日子的时代早晚会回来。”
在陈东捷看来,除了少数经费特别充裕的,多数文学期刊存在生存难题。《十月》虽然发行量居前,但也面临经营的压力。他感叹,写作是一件孤独的事,办刊人为追求文学品质的坚守更多的是源于对这份事业执著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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