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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01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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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前后,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转型不断加速的关键时期,全球化、市场化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击着中国乡村。中国乡村成为多种文化碰撞融合之地,乡村日常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乡土小说一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迷状态,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生长出与众不同的、令人兴奋的新的特质。如何认识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对于乡村日常生活的书写,分析构成乡村日常生活的诸要素在新世纪的“常”与“变”中所诞生的新质,分析其发生转变的内外因,考察乡土价值理念的转变,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日常生活书写的“常”与“变”》研究的重点。
《新世纪乡土小说日常生活书写的“常”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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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姬亚楠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纵观中国乡土小说百年发展历程,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批判的姿态。自五四时期以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许杰的《赌徒吉顺》《惨雾》、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蹇先艾的《水葬》等为代表的乡土启蒙小说开始,作家便以批判的姿态审视乡土,自此批判成为乡土小说的创作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少功、李锐、李佩甫、贾平凹、阎连科、莫言、迟子建、张炜、刘震云等作家的创作,反思与批判成为乡土小说的主基调。这种带有批判性的创作模式使百年乡土小说忽视了对乡村建设的思考。然而,在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中,这种全然的批判模式发生了些许改变,作家在“常”与“变”中完成了乡村日常生活书写。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规模不断扩大,各种文化如暴风骤雨般席卷整个社会,人们陷入困惑、迷茫之中,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乡村。因此,在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初期,我们能看到乡土社会的各种乱象。《秦腔》《黄泥地》《拆楼记》等中都有对于乡村土地被挪为他用的书写,土地不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成为获得利益时可供交换的资源;《月亮的温泉》《湖光山色》《月白色的路障》《柳村长》《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送你一束红花草》等中都有对女性从事色情服务的书写,乡村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在物欲的冲击下人们头脑发热,误入歧途;《丁庄梦》《富矿》《刺猬歌》等中人们为了钱丢弃道德的底线,人为地给乡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诸如此类的种种乡土书写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以及对未来命运陷入迷乱状态的困惑。
在批判的基调下,不少作品聚焦探索乡村建设、乡村发展的有效路径,发现乡村日常生活的出路在于“离乡不离土”,只有立足乡土才能实现乡土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带动共同富裕。李佩甫的《城的灯》提出了乡土日常生活现代化的解决方案。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其故事大多数发生在城市或部队,而真正主旨、立意的升华却在乡村。冯家昌心心念念留在城市,为此他费尽心机、忍辱负重,不惜背叛为自己倾心付出的刘汉香。在面对父亲和兄弟们的责难时,他以肩负冯家兴盛的重责作为搪塞、借口,说服了同样想进城的兄弟们。面对爱人的背叛,刘汉香也曾心碎、痛苦,她生平第一次走进冯家昌所在的城市,见到了曾经的爱人,而冯家昌的冷漠与疏远令她心灰意冷,偶然间,她结识了农科院的专家,并学会了培育花种。经过城市的历练,刘汉香毅然选择了回上梁村种花,她要让上梁村成为南北花卉的集散地,带领村民们富起来。或许在刘汉香们的心里,只有农村真正富裕起来,她们的心上之人才不会离开。最终,村民们跟着刘汉香种起了月亮花,为上梁村创下了一个光明而美好的未来。待上梁村的发展步入正轨之时,刘汉香却遭到了几个年轻人的杀害,她在弥留之际选择了原谅与宽恕。因为她知道,这都是贫穷和愚昧造成的惨剧,而她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变愚昧、摆脱贫穷。刘汉香从未真正意义上离开过乡村,她自知人生的归途终是故土;而反观立足城市的冯家四兄弟(除了冯家老四),在“功成名就”后的归乡途中却始终找不到归途。
与此同时,新世纪乡土日常生活书写体现出对“人的现代化”的探寻。在关仁山的《麦河》中,曹双羊是一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他对鹦鹉村百年来农民及农村的出路问题做了勇敢的探索。一方面,他有着传统农民的顽强、坚韧、淳朴、善良;另一方面,作为被利益驱使的企业家,他又世故、狡诈、贪婪、蛮横。在他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纠结、痛苦与释然,他既愧疚于利己的选择,又对做出选择后得到的利益感到欣慰。在经济浪潮中,他如其他弄潮儿一样迷失自我,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然而,在每一次迷失自我之后,他都能在与瞎子白立国的精神交流中找到救赎之道。整部小说保持着对农村现代化的乐观、积极的基调,在资本世界中险些迷失自我的曹双羊最终在村民的包容和宽厚的土地上找回了善良的本性,用自己的真诚和实际行动感动了鹦鹉村的村民。村民们纷纷同意将土地流转,实现了土地现代化经营模式,曹双羊也从土地的破坏者成为土地的守护者。不难看到,作品有着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作家努力探寻着乡村现代化的出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乡村权力的书写由最初对乡村权力的批判,到对钱权结合黑幕的揭露,再到对基层制度的反思,最后到对大学生村官、驻村第一书记的书写,乡村权力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并成为引领村民们脱贫致富的主导力量。在葛水平的《凉哇哇的雪》、尚志的《海选村长》、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阎连科的《耙耧山脉》、曹征路的《豆选事件》、刘庆邦的《黄泥地》等作品中,讲述了基层权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在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阎连科的《柳乡长》、刘庆邦的《黄泥地》、曹征路的《豆选事件》、梁晓声的《民选》等作品中,揭示了权力与金钱的捆绑关系。在李佩甫的《羊的门》、贾平凹的《秦腔》、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阎连科的《瑶沟人的梦》《耙耧山脉》《受活》《中士还乡》《黑猪毛白猪毛》《天宫图》《丁庄梦》等作品中,将个体对权力的崇拜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特别是近十年以来,作家们将书写的焦点转向大学生村官、扶贫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在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吴克敬的《耕梦索洛湾》、任林举的《出泥淖记》、觉罗康林的《春风已度玉门关》、何炬学的《太阳出来喜洋洋》、唐晓玲的《两根丝连接一片民族情》、浦子的《明月照深林》、威戎的《决战柯坪》、哲夫的《爱的礼物》、蒋巍的《国家温度》等报告文学中,作家们深入扶贫地区,扎根到人民群众之中,投身火热的生活之中,书写新时代乡村扶贫脱贫的卓越斗争,见证中国人民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在向长贵的《山高路长》、忽培元的《乡村第一书记》、卢生强的《天使还你艳阳天》、陈纸的《青山引》、蒙卫东的《秋色无声》、岳寅生的《粉红的微光》、颜晓丹的《花儿在深山》等作品中,作家以驻村第一书记为书写对象,展现他们身上干事创业的决心与毅力。权力于他们而言,已经不再是私有之物,不再是专制、专权的代名词,而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成为服务大众的价值指向。他们不求以此谋私利,只盼能借自己的关系更好地发展乡村。
笔者认为,乡土社会的“常”与“变”是相对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同时“常”与“变”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今日之“常”或许是来日之“变”,而今日之“变”或许会是他日之“常”。因此,理性地对待乡土社会的“常”与“变”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地看清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更清晰地对乡土小说进行总结与梳理。正确地看待乡土社会的“常”与“变”,也便于我们迅速捕捉到乡土社会的细微变化,更好地保存当下乡土书写中对以往的创新与发展,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乡土文学的发展方向,以文学的方式反思现实、服务现实。
新世纪乡土小说始终处在进行时,作家们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得乡土文学重新绽放出光彩。但是在创作中仍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那就是创作模式的程式化与叙事模式的偏颇。新世纪乡土小说一味地揭示乡土社会阴暗面,就难免陷入创作程式化与叙事偏颇化的樊篱。这类创作问题主要表现为歌颂与暴露的关系处理问题。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应当是歌颂农民新生活,还是应当暴露乡土生活的阴暗面,这是作家应当认真思索的问题。只歌颂而不暴露,乡土文学会陷入伪现实主义;只暴露而不歌颂,乡土文学将脱离现实,也会带来消极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歌颂与暴露应当是乡土文学创作的两个重要方面,缺一不可。于作家而言,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乡村,记录全新的、焕发着勃勃生机的乡村是当下作家必须承担的责任。乡土小说创作应当以何种姿态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却不急于回答的问题,相信乡土文学自身发展会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答案。
本文节选自《 新世纪乡土小说日常生活书写的“常”与“变” 》一书绪言,文章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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