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克劳于1911年来到上海，在上海居住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在上海，他当过记者、开过报社，并创立了自己的广告公司。此外，他还担任过人质谈判员、临时警官、乡绅农民、美国政府中介和宣传员。他在上海发展自己的事业，也见证了上海命运的变化。克劳初到时，上海还只是一座沉闷的殖民城市，而到1930年代，这里已经是一派繁荣、充满商业气息的大都市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克劳写下了自己的开创性著作《四万万顾客》，介绍充满活力的中国市场，鼓励国外企业进入中国。

克劳的传奇事迹还包括：参与导致清王朝覆灭的谈判、挖掘日本企图通过“二十一条”干涉中国的独家新闻、深入山地与土匪谈判释放一批西方人质，他同时也是“二战”期间第一批从滇缅公路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在“二战”期间，他还与拉特摩尔一起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并在各地进行演讲、游说，协调美国政策支援中国抗日。

作者保罗·法兰奇搜集、查阅大量资料，用丰富的细节、细腻流畅的笔触，还原了克劳精彩、动荡的一生，带领读者身临其境地回到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这不仅是卡尔·克劳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在动荡年代的历史书写。

本书作者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生于伦敦，求学于伦敦和格拉斯哥，曾在上海生活、工作多年。代表作《午夜北平》曾入选《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和英国广播公司第四电台《本周佳作》栏目，并获“爱伦•坡奖”最佳罪案实录奖（Edgar Award for Best Fact Crime）和英国侦探小说家协会非虚构类“金匕首奖”（CWA Gold Dagger for Non-Fiction）。他的最新著作《恶魔之城》广受赞誉，《经济学人》评论称：“法兰奇先生是（上海）城市故事的最佳讲述人。”《午夜北平》和《恶魔之城》目前正被制作为电影。

精彩书摘：

中文版序

为什么要读卡尔·克劳？

看到这本传记的中国读者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我要费时间去阅读一个世纪以前生活在上海的一个美国人的故事?他的故事与我现在所处的中国有何相干？这些疑问合情合理，对此我非常理解，觉得应该试着作答。

最开始调研写作这本书时，我的主要意图是把卡尔的故事讲给他的后来人——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来中国的新一代西方商人，寻找新的市场和机会的企业家，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员。我第一次到上海是在1990年代中期，当时的我感到新奇又激动，确信我也能在黄浦江边发家致富！就跟卡尔1911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一样，中国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充满变化、迅速发展的地方。我来自伦敦——一个绝非慵懒迟缓的城市，但上海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打了兴奋剂，那儿的人们仿佛都不眠不休。

从我第一次看到上海再往前推80年，卡尔·克劳带着对中国漫长历史和政治时局的有限认知来到这座城市。他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亲历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个僵化陈旧、持续了267年的王朝正在让位给一个具备现代化潜力且充满活力的新生共和国。中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年轻的记者卡尔漫步在上海、武汉和南京的街道上，意识到自己亲眼见证了这一切。

1990年代抵达上海的我所邂逅的中国，也同样处在一个变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中国重启快速经济改革的进程。当时的上海确实迎来了新一轮的经济繁荣——浦东振兴，城市快速扩张，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地铁日新月异，机场繁忙地吞吐航班。对我们这些刚从海外来的人而言，这座城市似乎正在以光速飞奔，夜以继日运转不停。每周都有新的事物和产品出现在货架上和广告中，汽车展厅出现了，五星级酒店、房地产中介出现了，还有连接全球无数个城市的新航线也开通了。简而言之，这就是从黑暗到光明的转变，就好像有人打开了某种巨型霓虹灯，一下子照亮了整座城市。而对于那些跟我一样被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独特历史所深深吸引的人来说，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掀开她蒙尘的面纱。

城市重建随之而来。住房的改善，社会服务的提升，更多的公共交通、道路和高速公路。但在某个瞬间，一闪而过的摇曳片段，那老城区无尽的弄堂、过去的欧式建筑、原汁原味的老街、慵懒的夏日午后，都幸存了下来。中国继续前进。施工队迅速进驻——浦东从一片农田成为国际商业中心，拥有磁悬浮列车、新机场、大桥、隧道，以及似乎数以百万的公寓楼。但是，尽管有这些外观上的变化，卡尔时代的老上海仍然在那里，值得探索，给人激励。卡尔常常是我在上海的向导，是我在中国各地旅行时的伙伴，这要归功于他写作《中国旅行指南》的创意（在当时这个点子确属原创）。即使在出版半个多世纪后，卡尔的书仍然帮助我在上海纷繁复杂的商业环境中摸索，教给我在异国文化中做广告营销的技巧。对于那些旅居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有时难免会有一些糟糕经历，当他们觉得一切都不对劲而只想回家的时候，卡尔的意义就体现了出来： 他自己的经历充分说明，一个乐观积极的人总能在中国发现令人着迷的新事物。他从历史中给你加油鼓劲——让你振作精神、重新投入到探险中去。

但这是卡尔能为中国的访客（游客、商务人士和探险家）提供的帮助。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卡尔又意味着什么呢？

为什么要了解这位老美国广告商的生平？我或许应该在卡尔传记的中文版序中从另一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从像我一样来中国的外国人这个角度，把卡尔作为一个潜在的榜样、商业导师和激动人心的前辈，而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这个曾在中国旅居的美国人究竟有什么值得一写的特别之处？

我认为有多重原因。在这本书里，我希望向大家展示的是，回顾卡尔1911年到1937年在中国的生活，以及他写的关于那段历史的书，能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去了解这一时期中国的真实面貌。卡尔在回忆他的旅行时，对那个时代做了生动而精彩的描述。从他那里，我们可以捡拾到种种细节： 入住1920年代的中国乡村旅店是怎样一种体验；坐蒸汽轮船穿越老三峡有多么刺激；他还生动地再现了旧上海外滩的景象： 那里停满了轮船、渡船和小舟，旁边则是新建的欧式酒店、海关大楼和银行。他甚至描述了当时上海老城（南岛）的气味——“樟脑木和热花生油”的味道。对于历史学家和现代旅行者来说，这一切都是极为宝贵的，也带有无尽的迷人之处。我希望你们也能和卡尔一起来一场时间旅行。

然而，卡尔在中国的经历也在不断触及与今天有重大关联的主题，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充满挑战和问题的时代应该被牢记和深思的主题。我把它们总结为友谊、理解和团结。我提到这三个概念，是希望你们会喜欢卡尔，并把他当作来华外国访客中的一个积极案例。

友谊 卡尔在中国的生活和经历首先提醒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能够友好相处，我们的共同点超乎想象。也许这在今天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彼此的认知。这些“认知”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身处中国以外的人应该承认中国取得的进步。卡尔就曾强烈感知到，如果他的美国同胞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的历史，他们就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国家面临的挑战。即使在中国最黑暗的日子里，卡尔也在赞美这个国家。1944年，在太平洋战争和中国的抗战仍在激烈进行之时，卡尔为美国读者出版了一部简明扼要的现代中国史——《中国就位》。随着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的到来，卡尔没有（像许多西方观察家那样）只看到一个孱弱和摇摇欲坠的国家，而是选择去发现“保持信心和乐观”的多种理由。他宣称：“我只能通过她的成就，通过我目睹的她在25年多的时间里取得的进步来评价中国。这种进步是持续不断的，而当时中国所处的那种境况，要是换作其他不那么坚韧勇敢的民族，早就垮掉了。”

理解 当然，时代在变，中国变了，我们理解彼此的方式也变了。总的来说，我们大多数人现在对种族歧视性言论更敏感，并完全反对帝国主义。而卡尔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描绘，我认为总是既积极又亲切的。他是一个好奇的探险家，热衷于用他那蹩脚的中文与人交流（即使在中国生活了25年，他也只会说基本的上海话），尝遍中国的各种食物，结交所有他能结交的朋友，以便更多地了解他的第二故乡。他一直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但他认为自己的爱国热情体现在对新生的共和中国（美利坚合众国的伙伴！）的接纳，并从美国的共和经验中力所能及地向中国提供友好帮助和建议。他的抨击对象主要是日本的扩张主义，还有更加肆无忌惮的欧洲帝国主义行径。

当然，作为一个在中国的美国白人，卡尔受益于他的身份在20世纪早期给他带来的特权。他还受益于租界口岸的优待和治外法权政策（即他虽然身处上海，却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然而关键的是，他对自己的特权有非同寻常的清醒认知。他试着不去滥用或炫耀它，同时也意识到上海（以及中国其他通商口岸）的这种奇怪情况迟早会结束（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确实在1943年就正式终结了）。

卡尔经常提及他在上海的许多外籍伙伴——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军人、家庭主妇，甚至是孩子——存在公然的种族歧视。他在1911年去中国时就声称，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没有特别的了解，因此也没有特别的偏见（而且他也从不相信早期好莱坞电影中对残忍中国人的刻画）。在阅读他档案里多年的通信记录时，我惊喜地发现，卡尔曾在1930年代多次给《牛津英语词典》和美国《韦氏词典》的编辑们写信，说他认为当时普遍使用的“中国佬”（Chinaman）一词是贬义的，因此具有冒犯性。卡尔一直坚持奔走呼吁，鼓励英美的词典编纂者和报纸编辑停止使用种族歧视性的语言来描述中国人，直到他去世。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上海的俱乐部和沙龙里，要忽视在他身边日常发生的种族歧视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卡尔没有忽视，我想这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为人。

团结 卡尔仍然与中国读者有关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坚决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及其对中国的侵略。卡尔觉得他对日本是有所了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曾在日本生活和工作过几年。当时，日本和中国一样，是英国、法国和美国在欧洲对抗德国的盟友。但是，卡尔经常提醒西方读者，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在这段时期对中国很友好。1938年，卡尔出版了一本题为《我为中国人发声》的小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标题有时会被学者和评论家误读。这个书名并不是说卡尔比中国人更愿意说话——像人们解读的那样，比中国人更有发言权，或者居高临下地为他们说话。而是说，到了1938年，卡尔——此时他已因为明确反对日本侵略而上了“头号通缉犯”名单，被迫逃离上海——意识到战火已经蔓延到华北，蔓延到北京和天津，上海遭到了轰炸，城市租界外的区域 （主要是宝山和闸北）正在被摧毁，可怕的南京大屠杀已然发生，而这是人类近代历史上针对无辜平民最严重的战争暴行。然而当时许多美国人并不关心中国，还没有完全知晓中国的困境，没有意识到日本人发动了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明的全面战争，他们不会在中国边境收手，而是意图控制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因此，卡尔凭借一身久经考验的本领——擅长推销图书、能够在人满为患的各种会议或广播里谈论中国并赢得听众、能被报刊引用以及引起政客和决策者们的注意，利用他的平台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发声，让美国（还有非法西斯统治的欧洲和拉美，因为这本书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对发生在中国的暴行“觉醒”过来。在中国待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刚刚回到美国的卡尔，能够把中国的消息传达给公众。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反对日本在华行径的声音在西方人当中并不普遍，甚至在那些1930年代末生活在中国的西人群体中也是如此。在组成卡尔现存档案的成千上万页信件、合同、回忆录、日记、新闻随笔以及著作中，可能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封来自上海美国商会（卡尔曾是该组织的最初创始人之一）的信，警告卡尔不要公然针对日本对华军国主义意图进行口诛笔伐。美国商会认为，卡尔应该明白日本是美国的盟友，而中国在许多方面还需要向这个看起来更加西方化的亚洲国家学习。卡尔回信说，如果美国商会认为日本侵华行动会止于满洲和华北，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幸的是，卡尔是对的。卡尔是在1937年初夏收到商会这封怒气冲冲的信件的。仅仅几个星期后，也就是8月，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上海。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当时还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东京军事侵略的严重程度还没有引起华盛顿和欧洲各国政府的注意。让政治领导人和新闻读者们注意到中国危机的重任，就落到了包括卡尔在内的许多亲中国人士的身上。卡尔不知疲倦地做着这项工作。

最后，我希望在看完这本传记之后，我的中国读者，特别是那些熟悉上海市中心的读者，能开始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看到卡尔留下的痕迹。走进上海静安区某个安静小巷里的咖啡店，你通常会看到墙上装饰着象征老上海的月份牌美女。要记得，在这一独特的上海日常大众艺术形式上，卡尔曾是先驱之一。在福州路的精致书店里，浏览众多历史书封面上的月份牌插画和艺术字，不要忘记卡尔的广告公司当年曾为这种艺术形式增添了许多内容。他的画师们大多毕业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现顺昌路）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画穿旗袍的女郎时，常常放肆地把两边的开衩抬高几厘米。在上海的餐馆里，你仍然可以看到有女服务员穿着这种高开衩的旗袍。卡尔让他的画师们画女人开车，虽然这个场景在当时还很少见——卡尔知道，在那个时代，虽然开车的是男人，但选车的通常是他们的妻子!

你依然可以看到卡尔的上海。他的第一间办公室仍然矗立在曾经被称为上海“报纸街”的地方，就在延安路附近，靠近外滩。在克劳广告公司前办公室附近紧邻外滩的滇池路，仍有一个繁华的办公楼街区。几条街之外就是他参与创立并长期担任副主席的前花旗总会，总会大楼位于福州路。不过现在很少有人记得，当年盖楼的所有砖块都是从美国运来的。在上海炎热的夏天，卡尔喜欢去远在城市西郊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游泳。令人高兴的是，番禺路的总会建筑和游泳池已经得到修复，现在成了对外开放的景点。卡尔那幢带有大花园的优美故居仍然在康定路，现在是一所学校。

但上海已经变了。卡尔熟知的那个在1930年代拥有350万人口的上海（当时就已经是世界第五大城市），现在可能居住有2600万人口！他曾生动描写过的拥有4亿顾客的中国，现在已有近14亿忙碌的消费者。那个因为遭到侵略、被迫卷入抗战而导致他不得不离开的国度，现在已成为一个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并再次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在他关于上海的文章中，卡尔反复提及两个令他困扰的话题： 城市里疯狂的汽车数量和交通，以及街上的乞丐。像我们许多人一样，卡尔喜欢自己开车（当然总是别克或其他美国车），尽管他会因为开车的人数众多，由此导致交通堵塞、影响他的车速而感到不爽！在儿童和动物方面，卡尔是一个相当多愁善感的人，他总是为上海街头的乞丐数量和他们的赤贫而苦恼，尤其是儿童乞丐。他曾公开表示，希望这种现象在未来会随着中国的强盛而消失。我想，如果卡尔今天在上海的街道上漫步，看到这么多凯迪拉克和别克车经过，一定会很高兴，或许还会改变他在1930年代建立的对交通拥堵这件事的概念！我觉得，他也会很高兴地看到现在乞丐们都不在了，每个人的生活都已得到改善，广告无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