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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7月10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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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想不到,一道脑筋急转弯,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难题。那时候,我刚念小学,有一天,我爸问:“树上落了九只鸟,开枪击落一只,还剩几只?”我答:“八只。”我爸“哎呀”一声,声音里有惊讶,也有失望。他告诉我:“那八只鸟早就吓飞了,一只不剩。”
我拿这道题考同学,他们的回答完全一致:一只不剩。可是,我始终认为还剩八只,它们还活着。活着的,就是剩下的,它们还会落到那棵树上,只是少了一个伙伴。这八只鸟,叽叽喳喳,追思那只中弹的鸟。我心疼那只中弹的鸟。我深信,那八只鸟会飞回来的。我听过乌鸦反哺的故事,也目睹过小喜鹊从窝里跌落,在草丛里挣扎,喜鹊妈妈喳喳叫,飞上飞下,简直急疯了。鸟是讲感情的。
《大象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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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马三枣
出版时间:2023年07月
我将这件童年往事写进了《大象池塘》,朋友读了,说,这不是开玩笑嘛!对于聪明人来说,这的确像个玩笑,然而,我是个笨人,很多问题困扰着我,尤其是数学题,即使是脑筋急转弯,只要跟阿拉伯数字沾边儿,我就冒傻气。一年级期末考试,别人的数学几乎都是满分,我得53分,这分数我记得牢牢的。后来升学,第五十三中学录取了我。报到那天,骄阳似火,望着高悬的匾额,硕大的“五十三”,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初中数学不叫数学,叫代数、几何,我更摸不着门儿,53分也高不可攀了。我觉得这和我是个左撇子有关。右脑是“艺术脑”,左脑叫做“学术脑”。左撇子右脑发达,形象思维能力强,善于想象,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可是,数学依靠的是抽象思维。这是我长大后搞明白的。我也试过右手,真别扭。爸妈并没强迫我改。
我爱画画。有一次,班主任要讲《我爱北京天安门》这篇课文,需要一幅画。老师给我一张图画纸,让我回家画天安门,越大越好。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图画纸,能把我包起来。图画纸卷成筒状,两头儿裹上报纸,我握着它,走在放学路上,仿佛得到了金箍棒,它雪白雪白的,是定海神针升级版。家里的桌子不够大,铺开纸,边缘垂了下去,映得满屋子都亮堂起来。我的心怦怦跳。平时画画,是在本子上,很小,面对这么大一张纸,我无从下手。我画画向来不打底稿,这回,我小心翼翼,先用铅笔打底稿,蹭来改去,忙出满头大汗。最后是爸爸过来帮忙,在他的帮助下,我最终完成了画图任务。
第二天,这幅图挂上了黑板。那是一堂公开课。挂图跟黑板差不多大,老师用教鞭在挂图上指点着,讲解着。我的心在狂跳,跳了一堂课。下课了,我盼望那幅画一直挂着,但是,老师把它摘下来了,重新卷成筒状。校长走过去,说:“那老师,这张挂图画得真像。”我们老师姓那,一个少见的姓,她五十多岁。那老师笑了,说:“这是咱班学生画的。”校长惊讶地问:“是哪一个?”老师一招手,我就站到了校长跟前。校长问我名字,摸摸我的头,夸我,最后问:“学校的黑板报交给你,能行吗?”我一愣,但立刻就点了头。
这可是个大活儿!我爸阴沉着脸,问:“你能行吗?”我低下头,无言以对。是啊,我能行吗?自己心里也划魂儿呢。黑板报在校门口,是一堵涂黑了的水泥墙,抠不下来,没法带回家。第二天,我爸买回一本《黑板报图案集锦》,还有厚厚的一套《芥子园画谱》。捧起书,翻看那些画,闻着那股油墨味,我有了希望。我爸冷冷地说:“压岁钱花光了,别想再买什么了。”我认了。课余时间,我都在临摹。我喜欢那些图案,千姿百态,画多久也不累。黑板报的内容由老师写,留出配图的位置,我选好图案,天蒙蒙亮就赶到学校。太阳往天上爬,我往梯子上爬,用彩色粉笔描绘山川、云朵、鲜花或人物。朝霞映照画面,越来越亮,活了似的。我想到了神笔马良,我也姓马。
同学们陆续来了,一进校门就看见我在画画,忍不住放慢脚步。有人说:“看啊,是个左撇子!”另一个说:“左撇子聪明。”我继续画,背对着他们,心里却很高兴。校长也来了,还提醒我别摔着。后来,每次画板报,学校都安排两名高年级男生给我扶梯子。
我的数学,仍然一塌糊涂,但我心里照进阳光来了。我当上了美术课代表,教美术的是位老教师,久经考验,心如止水,脾气好得很。他发现课堂上我这一双比其他人都要专注的目光,便走到我跟前,专门给我讲,一笔一笔做示范。我的画技,可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六年级,班主任换成了刘老师,她教语文,视日记为法宝,要求我们天天记,课堂讲评。她说,日记好坏,考验着你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发现能力、表达能力,代表语文水平。我日记里写满独特的发现。我写教室里的炉火,写它怎么燃烧,热量怎样温暖了每一个人。我写家里客人的脚,那双脚的动作,让我读懂它主人的心。生活无事可写,我就把《芥子园画谱》里的一幅山水画写成日记,还配了插画。很快,我成为语文课上的大明星。刘老师有慧眼,我日记里的优点,一个也漏不掉。她一项一项分析优点,品味细节,我的自信一点一点拔节生长。
这时候,左撇子已经成为我的荣耀。没人说我笨了。有的同学买了新本子,先请我在扉页上画画,沾沾左撇子的仙气。很多日子,我梦想自己能变成大画家。睡觉时,我将齐白石、丰子恺的画册压在枕下,盼着大师的天赋从画里爬出来,钻进我的脑袋瓜。我整天画呀画,小学毕业,我送给老师、同学的礼物,也是自己的画。
上初中,我遇到了于老师,他开启了我的作家梦。
刚开学,学校组织了一次征文,我开动“艺术脑”,提炼日记里的优点,精心打造出一篇佳作,荣获二等奖。获奖名单写在大红纸上,贴在宣传栏里,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写得那么大,那么好看,出现在那么显眼的地方,我把自己的名字看了又看。可惜,我不是一等奖,要是一等奖,我的名字就可以写在最上面了。虽然我画过不计其数的挂图、板报,但是没有一次让我的名字如此赫然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要写写写,写出能够获一等奖的大作!
获奖学生成为学校文学社的首批成员。成立会上,我第一次见到辅导教师于善明老师,他是个笑眯眯的小老头儿,讲话像唠家常,又像讲评书,一开口就吸引了我们。他讲的故事,我还记得:放学路上,丁丁发现墙上歪歪扭扭写着一句话:“李明是坏蛋!”第二天,他又看到了这句话,不过,被人填了一个字,这句话变成了“李明不是坏蛋!”丁丁笑了:这个“不”字准是李明填的。第三天,丁丁的目光又被墙上的话吸引了,句子里又多了一个字,变成疑问句:“李明不是坏蛋吗?”丁丁要笑出声来了,他忍不住在句末又填上一个字,是个英文:“No!”……
会场上响起笑声。于老师眨眨小眼睛,说:“这就是一个字的威力,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完全不一样。一篇作文由几百字组成,字字精准,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啊,这是文学的力量!”这段开场白,对于整天经历题海洗礼的我们来说,犹如一股清风,提神醒脑。
于老师耳背,跟谁说话,总是贴得很近,他喜欢把学生拉到身边,单独辅导。做了多年学生,没有一位老师与我这么近距离交流。无论是读到作文里的优点,还是发现了毛病,他的嘴角总是微微上翘,挂着微笑,小眼睛眯缝着,像两个逗号。在他的微笑中,我写作热情高涨,淹没了绘画热情,作家梦就这样扎根在我的心中。有一次,我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几千字的长篇作文。于老师说:“这不是作文。”我一愣,难道白费功夫啦?谁知,他的话还没说完,他接着说:“这是小说呀!”于老师把这篇作品推荐给报社,竟然发表了。于老师摇晃着报纸,说:“这是你的处女作!”这奇怪的称呼,我有点不好意思。处女作一鸣惊人,我很快就当选了文学社社长,成为备受瞩目的“校园名人”。
其实,于老师才是真正的名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不到二十岁,赴朝支教,炮弹把他耳朵震聋了。回国后,他业余写小说,是省里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辅导写作,从来没有条条框框,鼓励我们表达真知灼见,写出新意。我在文学社如鱼得水。我们的文学社叫做“希望”——希望文学社,它的确给了我希望。我在题海中屡战屡败,数学老师痛心疾首:“你呀,严重偏科,考不上大学的!”我在课堂上垂头丧气。那段青春期,要是没有文学的暖阳送来希望,我会活成什么样啊!
数学的事,于老师从未过问,他一定知道那是没办法的,他在默默地为我寻找出路。中考逼近,我这个在文学社风光无限的左撇子,即将因偏科而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我的心突突直跳。中考前夕,于老师领我去了省作家协会,把我的一大摞材料递上去。那位负责人看了看,无奈地说:“老于,这孩子很有才华,但你也知道,省文学院目前只招收成人作家。”于老师央求了好半天,我们还是一无所获地出来了,他那一向笑眯眯的眼睛,眼角下垂,露出少有的严肃。没想到,几天后,于老师笑了,递给我一份录取通知书:“回去告诉爸爸,赶紧办手续。”
那年我十六岁,提前告别中学时代,和一群作家坐在了文学院的教室里,倾听来自社科院专家、大学教授以及全国著名作家、翻译家的讲座。正值一个人求知的黄金年龄,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创作,脑容量迅速扩大,彻底打通了左右脑的界限。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五十岁,比我爸年纪还大。
人们习惯把老师比作园丁、蜡烛或灵魂工程师。我觉得,这些词汇都不能准确地形容我有幸遇到的老师。我们的相逢是偶然的,就像一个赶路的人,走过一片又一片土地,土地支撑着他,让他走得稳健踏实。我的老师就像这土地。
写创作谈的时候,正是五月,不冷不热,我把书桌搬进树林,坐在草地上写。鸟鸣声声,微风拂过,大地的气息拥抱着我。写累了,我一扭头,发现脚下的藤蔓植物已经缠住了我的脚踝,还缠住了我的桌腿。那些藤蔓好似一只只绿色的小手,拉住我,不想让我走了。它们那么娇柔,和大树比起来,实在弱小。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是苔花在努力成长,更是土地的博爱让它们享有了同样的养分,哪怕它是歪瓜裂枣。世界是多彩的,光溜的瓜果好,歪瓜裂枣也别有风味。我的家乡有句俗语: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么,左手右手呢,都是手。不止右手能成大事,左撇子成功者也不少。
我想念我的那些老师了。我把他们塑造成《大象池塘》里的一个人物,那晓鹤老师。遇到这样心中有爱的老师,他能发现你的闪光点,顺应个性,因势利导,每个孩子都是人才。
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我有说不尽的感恩。这一切,都在“大象池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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