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25.00元。

    作为一个后现代倾向严重和远离主流社会的“个人主义”作家，村上春树在很多人看来和纪实文学是沾不上边的。所以他的《地下》系列纪实文学作品很容易被人忽略。其实这个系列的作品在村上春树个人的创作历程中占据着重大转折点的地位。《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以及三卷本的《1Q 84》都是《地下》系列引出的思考在小说创作上的延续。

    1995年是日本的多事之秋，给村上春树的思想带来巨大冲击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就发生在这一年。已经旅居海外多年的他，本着一是了解事情真相，进一步了解日本社会；二是进行精神调整，扩宽自己视野的目的，对60多位毒气事件受害者进行了采访，希望用“一个个亲身穿过证言提供者的话语而构筑一个综合性的，原模原样的世界”，也希望读者感同身受。于是《地下》诞生了。在完成这部作品后，他本人强烈地感觉到，从所谓的正常世界的角度，以绝对的善恶对立观来衡量这个事件是无法获取真相的，也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因为对于罪行的讨伐声淹没了一切理性的声音，也掩盖了一切引发这些罪行真正的体质和社会根源。作为善的“此侧”有了，还需要作为恶的“彼侧”，否则无法从荒谬的绝对对立中发现真相，所以他继续采访了施害方奥姆真理教的8位信徒(有些在采访时已脱离教团)，采访记录和他与好友河合隼雄关于奥姆教团的对话最后集结成了这本《在约定的场所》。如果说第一部只是他了解真相的开始，那么《在约定的场所》就是村上春树对恶的形象的思考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采访的8位教徒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有高学历的理科人才，也有底层以打临工过活的普通劳动者；有不谙世事的妙龄少女，也有勤于思考，逻辑严谨的知识女性；有比较边缘的信徒，也有身居高位的教团干部；有中年白领，也有毛头小伙。这些人基本上涵盖了奥姆教团的各个阶层和各种类型的信徒，相当有说服力。
 
    仔细总结这些对话，不难发现这些人都具有如下的共同点：一是这些人都是本性善良之人，来自普通的家庭，入教之前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二是大部分都是爱思考的人，尤其是对所处的时代有着深刻的观察和反省，对现实世界矛盾、虚伪的价值观有着极大的反感，对人生的意义和理想世界有着一种强烈的追求；三是对奥姆真理教的罪行都不认可，但是对于刚开始那种纯粹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实践都持肯定态度；四是即使是退出奥姆教团，也没有放弃那种对纯粹精神世界的实践，很少有真正回归所谓正常世界的，对参加奥姆教团的历史也不感到后悔。

    就像村上春树在观看毒气事件主犯林泰男受审时，无法想象这个有些诚实和温和的人是个杀人犯一样，采访这些人之后，他始终对于到底什么是“恶”感到迷惑。他意识到公众和媒体所使用的善恶观在这里失效了，因为杀人罪行而将奥姆教团简单地作为“恶”的替罪羊的方式再也无法说服他的内心，无法解释为什么现实的教育无法满足教徒的思考，为什么现实社会无法给予他们慰藉，为什么本身美好的精神追求造成了滔天罪行。

    在采访之后的对话中，村上春树最终通过《地下》系列中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两群人进行的对比，给出了他的回答。他认为，恶是没有答案的，也难以描述。“世上没有绝对的恶，也没有绝对的善，善恶是不断变换场所和立场的东西，重要的是保持来回转换的善恶之间的平衡，过于倾向一方，就无法保持现实道德。平衡本身就是善。”之所以会出现奥姆教团这样的东西，正是日本社会失去了这样的平衡，在主体制之下滑落或失望的人没有正常有效的次体制予以承接。善恶对立的结果就是，双方用彼此无法理解的话语体系禁锢了各自的思维。所以村上春树一再警告，自诩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教育已经失败了，如果不用一种包容和理解的心态看待善恶，那么类似奥姆教团这样的集团还会卷土重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与“恶”共生。承认正因为主流社会本身有矛盾、庸俗、伪善、怯懦，这个社会才会有对于现实的反叛和思考，当它们转变为一种实践时，不可以简单地作为“恶”铲除完事。而同样，从现实中逃离的人要警惕那种封闭的话语体系，以绝对抛弃的方式追求纯粹精神世界的诱惑。

作者：曾靖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