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的《鲁迅的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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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薛林荣是著名作家。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详细记述了鲁迅自1912年来到北京至1936年在上海去世的24年里所参加的重要饭局。深挖并摘取史料中相关部分,再现鲁迅的生活概况、创作心理、文人交往等,勾勒出鲁迅在文学史之外,更为真实也更为丰满的文人形象。同时以鲁迅为原点,辐射当时的文学大家甚至文学事件,为读者展现了身临其境般的民国生活现场。
全书共48章。这里要讲的内容来自第22章“烹鹜沽酒作夕餐——与钱玄同的合与离”。钱玄同是和鲁迅同时期的文学家。鲁迅与钱玄同师出同门,曾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战友,后来却分道扬镳。那么,鲁迅和钱玄同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又是如何分道扬镳的?他们在思想上有什么分歧?这就是本章的内容。
鲁迅在1917年9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天是中秋节。在这个中秋节的夜晚,他和钱玄同等几个人,在绍兴会馆聚餐。这里涉及到一个有意味的话题,就是鲁迅与钱玄同的关系,如何变得密切,而后来如何又疏远了。
1917年是文学革命发生的一年,在中秋节的这次饭局中,出现了钱玄同。包括这次在内,鲁迅与钱玄同在饭局上相遇共8次,是钱玄同把鲁迅拉进了新文化运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钱玄同的关系十分微妙。两人之间的关系,用钱玄同的话讲,头九年还很疏远,中间的十年最密切,后来的十年又变得非常疏远,实际上是没有来往了。鲁迅与钱玄同的微妙关系,一方面反映着章太炎门下弟子的内部分化,另一方面也反映着两种文化思想和文化人格的相得与疏离。
鲁迅与钱玄同都是浙江人,在日本留学时,又都是当时的进步思想家章太炎的学生,所以既是同乡又是同门。浙江籍的章门弟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突起,得风气之先,最初比较团结凝聚,但由于各人性情与阅历的差异,相互之间的交往也深浅不一。随着时局的变幻,章门弟子内部便发生了分化,尤其以鲁迅与钱玄同的分道扬镳为代表。
鲁迅与钱玄同最初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相识的,但当时关系还不密切,只是每星期在他们老师那里见一次面,没有谈过多少话。1913至1916年,鲁迅日记中与钱玄同有关的记录只有15处。
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鲁迅与钱玄同在思想上产生了较多共鸣,交往也密切起来。从1917到1919年这三年间,鲁迅日记中与钱玄同有关的记录就多达108处。钱玄同每隔三五天,就到绍兴会馆与鲁迅夜谈,常常到半夜才离去。他们甚至中秋节也一起吃饭。晚上钱玄同来聊天,几乎是这三年鲁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这时开始,鲁迅对钱玄同的称谓,也变成直接叫“玄同”,说明了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密切的交往中,钱玄同认为,鲁迅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劝说他们给《新青年》杂志写文章。当时《新青年》杂志刚刚创办,响应的人寥寥无几。
正是在钱玄同的鼓动下,鲁迅才从隐居了近八年的绍兴会馆走出来,答应钱玄同写文章,这就意味着,鲁迅答应了参加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鲁迅以一篇《狂人日记》投身文坛,从此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众所周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性超过文学革命。也是在这时,才开始用“鲁迅”这个笔名。如果没有钱玄同的鼓动,鲁迅的创作也许要推迟很多年,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也许将重新书写,所以钱玄同无疑是鲁迅横空出世的催化剂。
在二人密切交往期间,鲁迅对钱玄同直白的文风给予了肯定。这一时期,二人共同参与编辑《新青年》,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战斗中,鲁迅和钱玄同往来非常密切,意气相投,可以称得上是战友。
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慢慢退去,二人的关系开始疏远。1929年,鲁迅回北京探亲,在遇到钱玄同的时候,两个人竟然没有说话。1930年2月,鲁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钱玄同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1933年,鲁迅和当时的另一位大作家郑振铎合作编辑一本书,郑振铎提议,请钱玄同在书皮上题字,鲁迅不同意。与此同时,钱玄同也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多次对鲁迅不敬,说鲁迅写的书,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的拌嘴、骂街。当北师大学生邀请鲁迅讲演时,钱玄同更是声明说:他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又说,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他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对此,鲁迅回应说:“钱玄同实在嚣张极了。”可见新文化运动后,鲁迅和钱玄同已在精神理想和实际行动上分道扬镳了。
鲁迅和钱玄同的疏离,既与个人性情、阅历及人脉关系有关,也与思想状况有关。从人脉关系上,二人矛盾重重。鲁迅对胡适等“正人君子”向来不满,而钱玄同却一贯与他们交好。鲁迅怀疑钱玄同在这些“正人君子”面前议论他。鲁迅对当时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一向没有好感,顾颉刚怀疑和考证史料,全盘否定中国上古史的历史事实,被称为“疑古”学派,而钱玄同却积极支持,甚至还为此改名为“疑古玄同”。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之间变得不和睦以后,钱玄同仍然与周作人关系密切,尤其是当周作人1934年发表作品后,钱玄同等人纷纷唱和。在鲁迅看来,回忆起五四运动时期他们之间推心置腹的交谈,尤其会有一种隔世之感。
在思想上,二人也存在巨大的分歧。鲁迅说:《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他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壕里的伙伴还是会有这样的变化。这是对钱玄同表示不满,因为钱玄同“退隐”书斋、忙于“整理国故”,“忘记了《新青年》时代的精神而成了学者”。同时,钱玄同反对鲁迅开设“辩证法”一课,这也激起了鲁迅的愤慨。钱玄同也讽刺鲁迅是“左翼公”“左公”,并针对鲁迅倡导的适合大众口语的白话文运动,实行“鸣金收兵”“坚壁清野”的措施,以表示不予合作。这些都反映出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值得庆幸的是,鲁迅与钱玄同毕竟师出同门,涵养深厚,他们的矛盾也仅限于私交,在学识造诣方面仍然能惺惺相惜。1935年,已与钱玄同分裂的鲁迅,在谈到钱玄同批判桐城派古文,把这种古文贬斥为“桐城谬种”时,充分表彰了钱玄同当年的这一历史功绩。而钱玄同在鲁迅去世后,更是对鲁迅不吝赞誉,显示出了比鲁迅更加宽广的胸怀:他评价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思想超群,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文字雅驯;他评价鲁迅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条理明晰,论断精当,实在值得佩服。钱玄同甚至摈弃二人间的私怨,无私地称赞鲁迅治学最为谨严。又说,鲁迅对历史和世界的观察,有非常犀利的眼光,能发现中国社会的病根,认为鲁迅的这种文章对于社会改革有极大的用处。
鲁迅与钱玄同之间道义相交,是非清楚,他们的切磋精神和宽广胸襟,显示了深厚修为和同门情谊,以及不以人废言的学术公心,令后人景仰。
总之,鲁迅与钱玄同师出同门,在新文化运动中交往密切,形同战友。在新文化运动退潮后,他们在白话文运动和古代史研究等方面产生了分歧,再加上性格方面的差异,两人之间的关系就疏远了。但他们之间是道义之交,显示了深厚修为和宽广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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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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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薛林荣
出版时间:2021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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