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今天我们要讲《文明的“双相”：灾害和历史的缠绕》，这本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的，入选了百道好书榜2020年8月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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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夏明方。这本书从灾害史与生态史的角度，来阐述中国历史的进程，分析了灾害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影响。

全书共29章。这里介绍的内容来自第1章“自然灾害与近代中国”。近代中国发生了哪些自然灾害？历史上的自然灾害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大地震总是伴随着大旱灾？这就是本章要讲的内容。

研究表明，100多年来气候和灾害的变化，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整个20世纪，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气温上升的阶段。这100多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889年到1924年，1925年到1946年，1947年到1976年，以及1977年到2000年左右。不同的阶段，气候的冷暖变动不一样。其中，从1889年到1924年是比较寒冷的时期，从1925年到1946年则是相对温暖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气象学和气候史的角度来看，是近代中国一段非常难得的好时期。从1947年到1976年，气温又倾向于下降。

这里所说的气温变化，不是我们在每一个白天黑夜具体感觉到的冷暖温差，而是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年平均气温。这种气温如果提高或降低两度以上，常常就意味着气候类型发生了变化。

如果我们将视野拉长，也就是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来考察气候和灾害的变动，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回顾19世纪，总体上显然处于气候相对寒冷的时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清末自然灾害群发期”，或者气候学界所说的明清小冰期的第二个阶段。因为从这一时刻一直往前追溯，比如追溯到明朝中叶，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更大的气候变化周期在发挥作用。这就是明清小冰期的第一阶段，大体上从1620年开始，到1720年左右结束，这个时期，正是明代灭亡、清朝入关以及康熙统治初期。大约从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1690开始，气候逐渐变暖，雍正朝更是风调雨顺，一直到乾隆前中期，气候都非常好。到乾隆末年，接近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中国的气温又开始出现波动，大水、大旱、大震相继出现。

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环境、人口、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心理、文化或民族素质等方方面面。

统计表明，近代100多年来，造成万人以上人口死亡的灾害，共发生了119次，这样的灾害，包括水灾、早灾、地震、瘟疫、饥荒等，平均每年在1次以上，死亡总数为3836万人，年均35万人。这在当时的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或许不算太大，但对受灾严重的地区，所造成的损失实在不可低估。特别是不少特大灾害，更是惨绝人寰。

到了民国时期，这样的特大灾害更是接连不断。1920年，华北大早灾，大约有50多万人饿死。1925年，四川、湖北、江西等地，大约死了100多万人。1928年到1930年，华北、西北又是大旱灾，又遭遇了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造成将近1000多万人的死亡。紧接着就是1931年，长江大水灾，死了将近40多万人。

1936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四川省发生了一次少为人知的大旱灾，死亡人口100多万。接下来是众所周知的1942年到1943年河南大旱，也就是所谓的中原大饥荒，仅河南国统区就死了大概300万人；如果将日本占领区和抗日边区包括在内，死亡人数显然要大得多。与此同时，在华南的广东，也发生了旱灾，估计死亡人数50多万，也有人估计是200多万人。在中国历史上，由饥荒所导致的人口的大规模死亡，简直是司空见惯。

我们在相关的史料中经常会看到，严重的饥荒会逐步瓦解社会的秩序。谈到灾荒与社会政治秩序或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地方和国家两个层面来分析。

从地方的层面来讲，灾害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往往是复杂的：一方面，普遍而严重的自然灾害，会形成一种相互扶助、共渡难关的效应。但是，另一方面，灾害打击的不均匀分布，又会导致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造成社会的分裂和对抗。

从国家的层面来说，饥荒，起义导致王朝更替，几乎已经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条铁的规律。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明末李自成起义，无不造成旧王朝的崩溃。在清代，特别是嘉庆、道光以来的特大灾荒，也曾引发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等；民国时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很少了，但是，灾荒期间，规模不等、形式多样的饥民暴动，仍然起伏不断。

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按照它们不同的特征和成因，可以分为水灾、旱灾等气象灾害，地震、海啸等地质灾害，蝗灾、鼠疫以及其他传染性疾病等生物灾害，还有天外飞来的横祸，如陨石撞击等天文灾害，它们分别源自组成地球大系统的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以及环绕地球的宇宙圈等。地球上的各大圈层，并不总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圈层出了问题，就会引发其他圈层相应的变动，导致一系列链锁式的灾害反应。

比如旱灾与地震，也就是气象灾害与地质灾害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1993年，我在撰写《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的部分内容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华北的大旱灾总是伴随着大地震。例如，光绪初年大饥荒，从1876年到1879年，持续四年，但就在即将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879年，甘肃发生了八级大地震，一共死了4万余人。1920年华北大旱，同年12月，甘肃又发生了一次八级以上的地震，按我们的考证，总共死亡30万人左右；1928年，华北、西北大旱，同样也有大地震出现。

早在1972年，国家地震局的耿庆国先生，就已经发现两种灾害之间的联系，他撰写了《中国旱震关系研究》。他把两千多年来，华北、渤海地区发生的早灾和六级以上的地震罗列在一起，结果发现，地震之前，相近地区几乎总是出现大规模的旱灾，而且地震的震级越高，旱灾的面积越大，持续的时间就越长。

从公元前231年到公元1971年的2200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两次地震没有找到对应的旱灾。由于早灾在前，地震在后，人们往往很难理解，两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物理机制，但在耿先生看来，地震的爆发需要一个长期的能量蓄积过程，可能导致地球表面的“红肿效应”，从而引发局部地区小气候的异常变化。

火山爆发与气候的冷暖波动，也有很重要的联系。这是因为，从火山中喷发出来的大量火山灰以及火山气体，往往会进入大气圈的平流层，形成随风漂移的气溶胶。这种气溶胶，相当于给全球罩了一把伞，阻挡太阳的辐射，降低地球表面的温度，人称“阳伞效应”。研究表明，每次大规模的火山喷发，都会在二到三年之内造成地球表面温度的降低。

更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太阳的变化。经过数百年的观察，特别是对太阳黑子活动的研究，人们发现，太阳活动不仅存在着11年、22年的活动周期，还存在80年、200年等更长的周期。太阳活动长时段的强弱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球表层气候的冷暖波动。比如，明清小冰期的第一个寒冷阶段，实际上就对应着太阳黑子数一个长时间的衰减时期，那时太阳黑子几乎消失。晚清第二个寒冷阶段，同样也对应着一个较小的太阳活动减弱期。

1885年以来，太阳黑子又从低谷开始不断增长，总体上处于不断增强的阶段，所以，全球气候又开始变暖了。大致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太阳黑子常量开始减少。21世纪以来，进一步加速，据科学家预测，太阳将从此进入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低温时期。所以未来气候到底是变冷，还是趋暖，国内外学术界还在争论之中。

总之，在近代中国100多年间，平均每年发生一次特大自然灾害。历史上看，特大灾荒总是伴随着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而且大旱灾总是伴随着大地震，火山活动和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也对地球上的气候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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