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听好书”。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的《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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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生动地融合了时事、政治、历史、神话和文化,堪称巴比伦叙事的典范佳作。克里瓦切克的著作基于丰富史料和最新研究,但他那考古学家特有的谨慎态度没有破坏全书的可读性。
全书共十章,我们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来自其中第八章“古巴比伦:如日中天”。汉谟拉比时代是古巴比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不同民族相互融合,社会稳定,经济繁荣。那么,在这个时期,古巴比伦形成了什么样的社会新秩序?经济文化的发展又有哪些独特成就?又是如何走向衰败的?本章的内容就为大家解答这些谜题。
巴比伦所处的战略位置十分优越:不仅靠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中心,而且接近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河相距最近之处。在今天看来,它距离波斯湾的入海口约500公理。
巴比伦遗址在希拉市的周边安静地沉睡了几百年。20世纪30年代,经法国亚述学考古队的发掘和修复,超过2.3万块泥板文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古代生活的奇妙画卷。
巴比伦城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九世纪。当时的乌尔第三王朝逐渐衰败并走向灭亡,阿摩利人的首领们纷纷建立城邦,巴比伦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
从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到巴比伦建立并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主要城市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巅峰时期的中心,这几百年中发生了许多动荡事件。
几百年间,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就像是一个政治万花筒。西方的阿姆鲁人如洪水般不断袭来。其他民族也从东部和北部进犯。城与城之间企图征服对方,争战不休。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宫廷政变比比皆是。此后不久,一个名叫库尔达的城邦在十年内就经历了四位国王的统治,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城邦,而阿什纳库姆城更是在五年里见证了五位君主的统治。
公元前十九世纪中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动荡终于告一段落,一个稳定的新时代逐渐出现,这是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时代。由于该时代以巴比伦城为中心,学者们又将其称为古巴比伦时代。
谈到这一社会的新秩序,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汉谟拉比王,他是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六位统治者和古巴比伦帝国的巩固者。他最受称道的事迹,是那部刻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的法典。
这部法典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典。它的内容不全面,也没有规定法律原则;它提供的是一系列的范式,即记录国王审案经过的范本。实际上这更像是对长久以来的司法传统的再现,重视先例和判例法。
该法典的覆盖范围还是很广。法典开篇是一篇长长的序文,赞美汉谟拉比是弱势群体和受压迫子民的保护者,并详细描述了他所统治的地域范围。接着,法典罗列了约280条律例,涉及家庭法、奴隶法、劳动法、商业法、农业法和行政法。
汉谟拉比的诸多律例并没有规定经济上的惩罚,而是奉行同态复仇原则,主张一报还一报,也就是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其中规定:
如果一个人挖出了另一个人的眼睛,那么他的眼睛也要被挖出。
如果一个建筑工人为某人建造了一座房屋,但他建得不好,房屋倒塌并压死了屋主,那么这个建筑工人应被处死,如果压死的是屋主的儿子,那么这个建筑工人的儿子应被处死。
事实上,汉谟拉比的法典反映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也就是多民族、多部落的巴比伦世界给世人带来的冲击。
在苏美尔-阿卡德时代早期,所有社会群体都觉得他们属于同一个家庭,是诸神眼中地位相同的侍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争议的解决都可以诉诸一个为众人所接受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价值体系中,血浓于水,公正赔偿总比以恶报恶更可取。
但是现在,在巴比伦城,市民常同生活方式与其完全不同的游牧民族摩肩接踵,说着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住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摩擦很容易产生,冲突也在所难免。家族内的纷争和家族间的世仇也时常出现,对帝国内部的凝聚力产生了不利影响。巴比伦律法与以往的律例形成的鲜明对比告诉我们,游戏规则已然改变,迥然不同的社会秩序已经形成。
古代诸邦割据,各奉其神,城市、土地、人口、庄稼、牲畜都被视为诸神财产,现在,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从今往后,大型的领土国家将会出现,并将形成两大权力中心,最终控制整个北方地区的亚述和整个南方地区的巴比伦。
人们的团结精神也不复存在,不同社群的个体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纷争,导致更加明显的社会分化。汉漠拉比的律法告诉我们,巴比伦有统治阶层、平民和奴隶三大阶级。
可以确定的是民族统一性的缺失导致了社会团结的丧失,正如我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所见到的那样。曾经长久存在的苏美尔民族的共同理想已然灰飞烟灭。
因此,苏美尔民族对集体主义和中央计划的追崇也化为乌有。从今往后,人们将迎来一个私有化和外包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社会群体的概念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男女和家族,他们之中有的富裕,有的贫穷。当然,大神庙和大宫殿依然存在,但它们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取而代之的做法是,根据时令雇用和辞退农场帮工和手艺人,而独立承包商和包税商则按照协议来管理财产和商业事务。
这导致了一种与现代金融体系非常相近的制度,它涉及银行业务和投资、贷款、抵押、股票和债券、贸易公司和商业伙伴关系。这是重商主义资本体系在历史上的初次尝试,它既有消极的一面,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积极方面是使一些人变得十分富有。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发现了独立于宫殿和神庙建筑群的乌尔金融区。
古巴比伦拥有十分活跃的债券市场,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商业票据市场。发掘出的一些文档中,列有本城和外地商人的借贷金额。这些借贷记录可以作为最早的纸币使用。汉谟拉比时代的巴比伦金融体系已经具备成熟的商业技术。但是,这一原始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弊端是债务不断积累,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许多人因此变得穷困潦倒甚至更糟。
私营化的税务机构和包税商无情地剥削大众。许多无力支付税收的受害者被迫把自己或家庭成员当作奴隶出售。最后,面对如此庞大的债务,人们势必要采取行动,而最终实施的激进举措给金融史带来了深远影响。
首先,法律规定债务奴隶的期限仅为三年。《汉漠拉比法典》明确规定:“如果任何人因无法偿还债务而出售其本人的妻子、儿子或女儿以换得金钱,或将他们送去从事强迫性劳动,他们应在买主家中或业主处工作三年,到第四年他们应重获自由。”
其次,如果普通债务水平的增长威胁到国家财政乃至政治的稳定,就采取一种更加激进的做法,即宣布总体上的“债务豁免”,废除所有借贷款项。此类豁免一般发生在新君即位时。
最后,在古巴比伦帝国彻底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推动下,苏美尔文化统治的遗风也消失殆尽。
教育是巴比伦文明的核心。办学机构也经历了私有化的转变。这样的教育体系仍为我们留下了数量繁多的文献资料,它们是堆积如山的废弃的书写练习和测验材料。
为了隔热,古巴比伦的房屋都没有窗户,里面很阴暗,而楔形文字的符号和衬底之间色调反差小,阅读需要稳定的好光照,因此大部分课程应该是在户外教授的。
但学者们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进程中,古巴比伦时期的人口有最高的识字率。当时的学生不一定非要出身于牧师或官员阶层。此外,同维多利亚时期一样,只有那些不需要子女挣钱补贴家用的家庭才会将孩子送去学校,而且求学的时间很长,可能会超过十年。
与从古至今的许多传统社会一样,读书写字在美索不达米亚基本上是男性的特权,虽然我们也知道一些女性书吏的名字。古巴比伦的教育往往由神职人员掌管。私立学校一般会被设在神庙官员的家中。
美索不达米亚没有明确的宗教教育,学校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毕业生会被分配到各种需要读写能力的岗位。
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数字的掌握要比欧洲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强。巴比伦的医学中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们或许能够从中发现一些被忽视的可用于治疗当下疑难杂症的方法。
偏好具象而非抽象,实践而非理论,具体案例而非一般规则,这种现象存在于巴比伦学习、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巅峰的最鲜明特质,事实上这一特质贯穿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尽管希腊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但他们的诸多闻名于世的发明与发现,实际上都体现了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传承。
根据巴比伦第一王朝的谱系,汉漠拉比王之后还有五位国王,每位国王的在位时间都在二十年以上。这些继承者们都要面对疆域不断收缩的事实。在汉漠拉比之子的统治时期,严重的叛乱爆发了,说不同语言的新的民族不断进入该地区,抢占美索不达米亚的疆土,他们中有可能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胡里安人,还有来自扎格罗斯山脉的加喜特人。
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地区的人也在迁移奔走。随着政府垮台、交通中断、官僚制度崩溃,城市生活遭到了破坏。乌尔城已基本荒废,神职人员也纷纷离开。人们逃回乡村,城镇人口数量降至一千年来的最低点。
此时,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这就是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赫梯王国。该国的人口未经开化,使用的是某种粗野的印欧语。他们派出了一支远征部队,南下直抵幼发拉底河河谷。赫梯人或许出其不意地袭击并战胜了巴比伦的军队,最终洗劫了整座城市,为这个辉煌的朝代拉上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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