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发布会于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本书由总报告、分报告、专题篇、外交篇、中以关系篇和附录六个部分组成，涵盖了以色列的经济、创新、政治、安全、外交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突出大事和要事，旨在客观反映2018年以来以色列社会的整体情况。本次活动由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

2019年12月12日，由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发布会在京举行。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2018年以色列总体形势大体稳定，但在政治和地缘环境上存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

2018年以色列政治局势大体稳定，安全局面可控，就业率、物价、收入水平等民生指标向好，国民自豪感及幸福指数排名仍居于高位；国内生产总值以3.3%的速度保持增长，宏观经济指标与财政金融环境良好，创新型经济体的活力依旧。社会方面，以色列政府继续大力消除贫困，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国民幸福指数维持在较高水平。2018年，以色列国内局势整体保持稳定，但在政治和地缘环境上存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政治方面，以色列社会融合及国家治理遭遇了重大的挑战，《犹太民族国家法案》成为基本法，加剧了族群关系的紧张程度，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腐败指控持续发酵，以色列政局的不确定性在增加；安全方面，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偏向以色列，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不满，地区局势依旧扑朔迷离；外交方面，以色列继续推行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与美国、英国等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同时加强与东地中海周边国家的交往，努力拉近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距离，重视发展同中国、印度、韩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的关系。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2018年以色列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2018年以色列经济增速保持稳定，总体略低于过去两年的增长率

2018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3.3%，略低于过去两年的增长率（2017年、2016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5%和4.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微增1.3%，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的平均增速。

在消费领域，2018年，以色列私人消费支出增长了4.1%，其中人均私人消费支出增长2.1%，人均耐用品消费支出增长6.7%，人均半耐用品（服装鞋类等）消费支出增长2.5%。公共消费支出增长4.7%，国防消费支出增长1.6%。在对外贸易方面，以色列2018年商品出口总额达到2230亿新谢克尔，比2017年增加了28亿新谢克尔，增幅为1.3%。商品进口总额为2898亿新谢克尔，比2017年增加了412亿新谢克尔，增幅高达16.6%。这一进出口差距导致2018年以色列贸易逆差总计668亿新谢克尔，比2017年增加了13.5%。2018年，以色列出口到亚洲国家的商品总额增长了61亿新谢克尔，同比增加12.6%，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总额仅增加了1亿新谢克尔，基本维持稳定。相比之下；出口到欧洲国家的商品总额则下降了25亿新谢克尔，同比下跌3.9%；对美国出口商品总额减少了10亿新谢克尔，同比下降1.6%。

在贸易顺逆差方面，2018年，以色列向欧盟国家出口商品额占商品出口总额的28.4%，从欧盟国家进口商品额占商品进口总额的41.3%；向欧盟国家出口商品额下降了3.9%（25亿新谢克尔），从欧盟国家进口商品额增长了17.0%（174亿新谢克尔）。相较于2017年，以色列与欧盟国家商品贸易逆差增长了54.6%。以色列向亚洲国家出口商品额占商品出口总额的24.7%，从亚洲国家进口商品额占商品进口总额的24.5%；向亚洲国家出口商品额增长了12.6%（61亿新谢克尔），从亚洲国家进口商品额增长了11%（71亿新谢克尔）；与亚洲国家商品贸易逆差为161亿新谢克尔，同比增长6.6%。

从外汇汇率来看，相较于以色列外贸中使用的大多数货币，2018年以色列新谢克尔呈现贬值趋势。新谢克尔对欧元贬值4.3%，对英镑贬值3.4%，对瑞士法郎贬值0.5%。同时，新谢克尔相对于美元则升值0.1%，相对于约旦第纳尔升值0.2%。

在旅游业方面，2018年，以色列入境游客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440万人次。截止到2018年5月，以色列入境游客人数相比2017年同期增长了22%；但6～12月由于以色列国内安全局势紧张，入境游客人数仅同比增长8%。尽管如此，2018年以色列入境游客人数相较于2017年还是增长了14%。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2018年以色列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以色列制定稳健有效的经济政策，积极应对国际国内风险

为了应对国际国内经济风险，以色列制定了一系列稳定的经济政策：

第一，在金融政策上，以色列开始收紧近年来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在计划框架内购买外汇。以色列银行在评估了开始加息的条件后，决定将利率提高到0.25%。在201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银行将利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旨在支持通货膨胀率在目标范围内活动，并为适应经济生产力而促进就业和支持经济活动。以色列未来的利率走势将呈现渐进式和审慎式相结合的道路。

第二，在财政政策上，以色列政府采取扩张性政策，增加民用支出，降低税率，进一步推动经济活动。增加的支出有利于满足社会需求，但由于近年来以色列民用支出水平较低，因而其收效甚微。2018年，以色列实际赤字显著增加，并在2019年初仍呈现上升趋势。2018年政府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为2.9%，广义政府赤字则增长到3.8%，达到了自2013年赤字政策调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现象促使以色列政府开始增加民用支出占GDP的比率，这主要体现在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交通和住房的投资支出。

第三，保持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就业增长，缩小社会差距，维持金融系统稳定与正常运转。2018年，以色列银行的一个主要目标便是维持价格稳定。除此之外，以色列政府继续采取措施促进就业，就业率几乎达到扩张潜力的最大值。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缩小社会差距，以色列政府致力于采取积极政策，将劳动参与率较低的人口群体纳入劳动力市场，这主要包括阿拉伯妇女和极端正统派男性。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2018年以色列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2018年以色列人的幸福指数保持在高位

2018年以色列虽然处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一系列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严重威胁国民安全，但并未影响以色列人的幸福度与自豪感。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发布的《2019年世界幸福度报告》，2016～2018年以色列国民的幸福度位列全球第13位。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为芬兰、丹麦、挪威、冰岛、荷兰、瑞士、瑞典、新西兰、加拿大、奥地利。美国位列第19位。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2018年以色列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巴勒斯坦举行“回归大游行”，以色列占领政策遭受强大的国际压力

自2018年3月30日起，巴勒斯坦抗议者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边境处举行了为期六周的系列抗议活动，要求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后代返回以色列故土，抗议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反对美国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共计20万巴勒斯坦民众参与了大游行活动，抗议者多为青年。截至2019年3月，“回归大游行”引发的巴以冲突已导致266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超过3万名巴勒斯坦民众不同程度受伤。此外，冲突还导致2名以军士兵身亡。这是自2014年“护刃行动”以来最为严重的巴以冲突事件。

从某种层面来看，“回归大游行”是巴勒斯坦人对巴以和平僵局的一种强烈反应。当前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象。以色列可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在巴以问题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而巴勒斯坦则如阿巴斯所言，“正处于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前巴勒斯坦已经临近“后阿巴斯时代”，其政治、经济、安全、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巴勒斯坦人常年处于失望、挫败与困顿之中。由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经接近“后阿巴斯时代”，该地区的“政治真空”不仅使阿巴斯不愿在巴以问题上投入过多精力，也使一些高官为继任新一届领导权准备斗争；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无法逾越的横沟使两者达成和解步履维艰。2018年，70%的巴勒斯坦青年处于失业状态，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特别是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巴勒斯坦青年而言，他们忍受着高失业率、经济困顿、理想缺失、生活无望的煎熬，因而逐步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都产生了信任危机。近几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巴勒斯坦人的“两国观念”不断弱化，巴勒斯坦青年支持两国方案的人数急剧下降，相反，支持建立单一以色列—巴勒斯坦国家的巴方青年人数不断增加。

第二，以色列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具支持性”的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严重偏袒以色列，一再破坏先前政府在巴勒斯坦立场上的基本原则，这一作风在历届美国政府中前所未有。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取消美国政府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发放2亿美元的经济支持，中止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提供资金，不再将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作为巴以和平谈判的重要内容，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美国办公室。不少媒体指出，特朗普政府准备推出的“世纪协议”，即所谓的中东和平计划，不包括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第三，巴以冲突在中东乃至国际体系中已经失去了中心地位，这使得巴勒斯坦在领土要求、耶路撒冷问题、承认难民回归权问题等方面丧失了主动权。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巴以和平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国际社会对连绵不绝的巴以暴力冲突虽抱有同情心理，却也司空见惯。近年来，巴以问题始终无法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国际问题中所占的地位愈发降低。虽然巴勒斯坦问题仍旧是中东局势的一个根源性问题，但其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第四，以埃及和沙特为代表的务实型逊尼派国家既想在巴以问题上有所建树，又进退维谷、建树不多；近年来，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的意愿反而不断提升。作为美国最为亲密的两个中东阿拉伯盟友，埃及和沙特既想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又担忧在巴以问题上过度偏袒以色列将加剧国内民众、反对派甚至恐怖主义组织的抵抗。除此之外，以色列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在过去十年中逐步趋同，这尤其表现在反对伊朗、萨拉菲派吉哈德组织的斗争中。除了利益问题，这些务实型逊尼派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兴趣与重视不断降低，这又使其与以色列的利益存在不少重合点。以色列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以色列在中东舞台上的地位。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2018年以色列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饱受争议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案》成为基本法，招致各方批评与指责

2018年7月18日，以色列议会以62票赞成、55票反对、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具有争议性的《基本法：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国家》（The Basic Law: Israel – the Nation State of the Jewish People，以下简称《犹太民族国家法》）。该法正式将以色列定义为犹太人的国家，并声称“只有犹太人在以色列享有民族自决权”，“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希伯来语是以色列国的唯一官方语言”，“以色列将犹太定居点的发展视为国家价值，并将采取行动鼓励、促进其建立与发展”。《犹太民族国家法》的正式出台，标志着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地位确立了“犹太至上”原则。

由于该法律过于强调以色列的犹太属性，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德鲁兹人、米兹拉希犹太人、部分犹太人反对派以及国际社会中招致浪潮般的批评与指责。

第一，以色列阿拉伯人认为《犹太民族国家法》将以色列国的“犹太性”置于民主性、平等性之上，这使得非犹太人成为二等公民，担忧其进一步成为歧视性政策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基础。虽然在理论上，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可以在选举、教育、医疗、安全等领域与犹太人享受平等权利，但实际上自以色列建国以来这些权利并未真正实现。有鉴于此，《犹太民族国家法》的出台，无疑会在以色列阿拉伯人中引发极大愤怒与抗议。

第二，一向对以色列政府友好的德鲁兹人也令人意外地走上街头表示抗议，指责以色列政府忽视德鲁兹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批评《犹太民族国家法》对德鲁兹人构成歧视。德鲁兹社区广泛参与以色列社会与经济的方方面面，其在军队中服役的比率甚至高于犹太公民。内塔尼亚胡试图通过与德鲁兹领导人会晤来解决紧张局势，但不良情绪仍旧存在。

第三，除了阿拉伯人和德鲁兹人对该法表示抗议外，以色列密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即东方犹太人）也向以色列高等法院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其废除《犹太民族国家法》。该法出台后，50多名杰出的以色列密兹拉希犹太人联名请愿，指责以色列将阿拉伯语从以色列官方语言降级为具有特殊地位的法律，也是在剔除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损害了密兹拉希犹太人保留自身文化遗产的权利，法案所体现的公然的反阿拉伯偏见将会对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除了上述少数群体表示抗议外，不少犹太民众、以色列民间组织甚至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也都谴责这项法律具有歧视性、不必要性和缺陷性，该法也在国际上遭致强烈批评。美国最大的犹太教教派——改革派犹太教联盟（The Union for Reform Judaism）主席里克·雅各布斯（Rick Jacobs）拉比也对该法进行谴责， 14个美国犹太组织联名向即将上任的犹太代办处主席以撒·赫尔佐格（Isaac Herzog）表达了对该法案的深切关注。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2018年以色列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2018年以色列安全形势趋于严峻，地缘政治环境更加复杂

2018年以色列总体安全形势比去年更加严峻。具体体现在，巴以关系摩擦不断，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打压巴勒斯坦，使巴以关系更加恶化；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事件增多，几乎是去年的两倍；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结束，伊朗不仅没有离开叙利亚，反而加大对叙利亚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等方面的投资，给以色列提出了新的安全难题。

第一，巴以关系进一步恶化。由于受以色列出台《犹太民族国家法案》、美国将驻以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制裁哈马斯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巴以关系在2018年迅速恶化。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暴力冲突不断。2018年巴以之间几乎每月都有暴力冲突发生，在3月、5月、11月发生的冲突尤其严重。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居民在加沙与以色列之间的边界围栏附近举行抗议示威，并沿着边界与以方发生冲突。以军还以子弹和催泪瓦斯。巴勒斯坦方面报告称，超过11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这是近年来巴以之间最严重的流血冲突。2018年巴勒斯坦遭受严重经济问题，尤其是在加沙地带。由于以色列长期关闭加沙与外界的通道，致使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困境增加，平民重建工作已经推迟。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哈马斯之间长期存在政治分歧，在哈马斯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管理加沙地带之后，阿巴斯对其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停止转移资金以满足加沙地带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造成加沙地带严重经济危机。

第二，恐怖袭击事件持续攀升。2018年，2015～2017年间发生的刺伤和劫掠袭击事件再度出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Israeli Security Agency）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以色列共发生恐怖袭击3006次，远多于2017年的1516次。恐怖袭击的高峰期出现在5月和11月份。5月份特朗普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转移至耶路撒冷；11月份以色列与加沙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该月恐怖袭击数量达到2018年单月最高记录。恐怖袭击事件持续攀升致使以色列国民不安全感增强，严重影响以色列国民正常的经济、文化生活。

第三，以色列与伊朗在叙利亚的博弈不断升级。随着叙利亚内战逐步接近尾声，伊朗在靠近以色列国土地区不断加强存在。以色列对此无法接受，因为其担心伊朗将把叙利亚当作攻击以色列的一大跳板，因而以色列一直试图阻碍伊朗在叙利亚扩大据点，这可能将导致双方关系不断紧张并恶化，有升级为战事的风险。近期，以色列指责伊朗向叙利亚转移先进武器，这包括军用无人机、地对地导弹、威胁以色列空军战机的防空炮台等。2018年伊朗直接对以色列使用武力，以色列则对叙利亚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军事打击。多年来以色列一直专注于打击伊朗的代理人，此次直接袭击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和伊朗圣城旅（Quds Force）。5月9日深夜和10日凌晨，圣城旅从叙利亚境内向戈兰高地以色列控制区发射近20枚火箭弹，以色列则对“伊朗位于叙利亚境内的数十个目标”实施了打击。内塔尼亚胡5月10日在社交网站发布视频讲话宣布，“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基本被摧毁”，伊朗则否认在叙有驻军。这是伊朗与以色列之间迄今最严重武装冲突，也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发动的最大规模军事打击。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2018年以色列安全形势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以色列对叙利亚危机采取了积极应对举措，以确保北部边境安全

叙利亚爆发内战后，恐怖主义趁机盘踞坐大，大国和地区势力插手其中，加之以叙边境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地区局势和以叙关系更趋复杂，这给以色列安全带来了严重挑战。但在叙危机问题上，以色列并未追随盟友立场寻求推翻巴沙尔政权，而是在总体上保持中立的情况下，采取多种举措灵活应对，取得了较大成效。一方面，坚决反对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消除边界和叙境内与伊朗及真主党有关的威胁；另一方面，积极争取美国和温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谨慎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具体而言，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体上中立的外交立场和局部有限干预政策相结合。与西方国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并要求阿萨德政府下台不同，以色列在叙危机中总体上保持中立。叙危机爆发以来，以色列多位军方领导人都表达了不愿卷入叙冲突的立场。虽然两国处于实质上的交战状态，但叙利亚现政府在过去几十年维持了与以色列的和平，反对极端主义的现政权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保持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主导权。不仅如此，叙利亚局势复杂，以色列也缺乏直接干预叙利亚冲突、左右局势走向的有效手段，故而，在叙内战中，以色列官方对外采取了中立立场。但对于两国边界地区不时出现的冲突事件，以色列予以果断应对和坚决回击。为确保边界安全，2014年以色列在戈兰高地建立巴珊（Bashan）军区，由装甲与火炮部队、情报搜集部队、精锐作战步兵等力量组成，并在边境修建装有先进传感器和厚重金属的高科技围墙。以色列军方还被授权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应对边境冲突，国防部修改了交战条款，下令部队可对任何接近边境的可疑行为开火，阻止攻击发生。此外，以色列对叙利亚危机的干预还体现在与叙南部反对派之间保持密切联系。联合国维和人员称以色列一直与叙反对派之间保有联系，并有文件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武器交易行为。

第二，坚决反对并打击伊朗及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随着伊朗和真主党在叙利亚影响的不断增长，以色列微调了对叙政策，划定了不干涉叙冲突的红线，即不允许伊朗和真主党力量在叙利亚及以色列边界地区的存在和开展活动。同时，以色列军方多次对叙利亚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主要目标是伊朗和真主党的营地、基地设施、武器库和军事物资运输队。对于伊朗和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以及在以叙边境的渗透，以色列的态度从开始的言辞警告发展到后来高频次的直接跨界打击行动，表现出了有限干预危机以确保自身安全的强烈意愿。不过，以色列虽不断动用战机空袭，但没有派地面部队，以避免大规模卷入叙利亚战事。对于打击行动，以色列官方多数时候采取模糊政策，对外不予证实。

第三，争取美国与温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作为以色列配合美国中东政策的回报，特朗普在多个方面强化了对以支持。美国牵头国际联盟打击叙恐怖组织和叙政府军，支持以色列空袭伊朗和真主党在叙军事存在。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签署文件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迎合以色列合法化拥有戈兰高地的夙愿。在遏制伊朗及其在叙利亚扩张影响的问题上，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制裁，甚至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活跃于叙利亚的“圣城旅”列为恐怖组织。另外，特朗普还直接军事支持以色列，启用首个驻以永久性军事基地，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导弹的威胁。同时，以色列积极争取反伊朗的温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为对抗共同的宿敌伊朗，以沙关系近年来发展迅速。两国在情报分享方面进行了多年的秘密合作，并涉及各自利益问题上相互策应，如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降低调门，而以色列在2018年沙特政府卷入卡舒吉（Khashoggi）案问题上表达了某种维护沙特的立场。

第四，谨慎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以色列谨慎处理与叙利亚盟友俄罗斯的关系，加强双边沟通，增进合作渠道，尽力避免出现紧张态势。俄罗斯在叙利亚拥有核心的地缘战略利益，并设有唯一海外军事基地。俄罗斯对叙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不可避免与以色列消除伊朗及真主党在叙军事存在的议程相矛盾。但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军事强国，以色列不可能冒险与其发生正面冲突，而只能开展对话合作。2018年，随着对叙空袭频次急剧增加，内塔尼亚胡三次访俄，就叙利亚问题和伊朗问题进行磋商。就效果来看，俄罗斯应以方请求多次搁置向叙提供S-300防导系统，以色列认为该防御体系的部署实际上将封锁整个以色列领空。在叙南部安全问题上，俄罗斯说服伊朗军队已将重武器撤至距离以叙戈兰高地边界85公里处。

第五，对叙利亚难民实行人道救援。叙内战爆发后，许多叙利亚伤员到以色列边界寻求以军方的医疗救助。为应对这种局面，2016年6月，以色列军方北方司令部发起了“睦邻行动”（Operation Good Neighbor），向受内战影响的叙利亚公民提供援助。以军方援助的原因有两个：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和希望借此改善部分叙利亚人对以色列的态度，以改善以色列安全状况。援助有三种方式：首先是医疗救治，允许叙利亚人进入以边界内接受治疗，提供先进医疗设备和药品，在边境建立野战医院；其次是援助基本生活设施，包括燃料、烤箱、发电机、水管和临时教育设备；最后是日常生活物资援助，包括面粉、奶粉、尿布、鞋子以及衣服等。截至2017年7月，以色列已开展各类援助行动110余次，提供了360吨粮食、45万升汽油、50吨衣服、数百包尿布、7个发电机以及大量药物。到2018年2月，约有4000多名叙利亚人到以色列接受治疗，其中至少有1000名儿童。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以色列在叙利亚危机问题上的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以色列积极采取措施管控入境非洲非法移民，并取得一定成效

从2005年起，大批来自苏丹或厄立特里亚的非洲移民涌入以色列，他们大部分人采取徒步的方式来到埃及，通过给埃及西奈和以色列南部内格夫的贝都因偷渡组织者支付一定的金额，在他们的协助下经西奈沙漠穿越埃以边界进入以色列。阿拉伯语中，贝都因偷渡组织者被称为“拉希达”（Rashaida）。苏丹移民支付的数额通常要比厄立特里亚移民少许多，据称苏丹移民支付的金额在35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而厄立特里亚移民需要支付的金额高达2700美元至7000美元之间。非洲移民前往以色列的路途存在一定的风险，不仅经常被西奈沙漠的武装团伙绑架和折磨，而且驻守边界的埃及边防部队对非法越境者开枪射击，导致不少非法移民在穿越边界时丧生。

根据以色列内政部的统计，从2005年至2013年底，共有超过6.4万名非洲移民从西奈边界进入以色列。2010～2012年入境的非洲移民人数最多，占入境总数的2/3，其中2011年达到顶点，为17276人。2013年随着埃以边界墙的建造和完工，非法入境的移民人数大大降低，降低了99%，2017年和2018年非法移民的入境人数均为0。另据以色列内政部的统计，在非法移民人数最鼎盛的2012年6月，大约有57193名非洲非法移民居住在以色列境内，63%来自厄立特里亚（35895人），25.91%来自苏丹（15210人）；除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之外，非法移民的来源国还包括科特迪瓦、刚果等其他非洲国家。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以色列的非法移民问题及其应对举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以色列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高，尤其重视留学项目

在以色列的政府预算中，教育预算仅次于国防预算，政府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高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以色列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高等教育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良好的学术声誉。尽管以色列的高等学府为数不多，主要有以色列理工学院、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海法大学、巴伊兰大学、本·古里安大学以及魏兹曼科学研究学院。然而，在以色列政府的直接管辖下，不论是公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都配有先进的教学设备，汇聚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一流教师队伍，各高校都在向着“高水平、高质量”世界一流学校发展。以色列在科技领域，尤其是计算机科学、光学、工程学以及其他技术产业上研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神，使以色列成为世界上学术领域和氛围最好的国家之一。同时，以色列政府也在极力提升境内各教育机构的综合素质，不断地规范教育出口产业。以色列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好评，国内各高校的学历资格也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的认可。

第二，入学要求相对低，奖学金丰厚。以色列高校留学申请门槛相对偏低，对于绝大部分学科，申请本科的托福、雅思、SAT要求也较低。如果英语成绩不达标的话，还有预科课程可以进行衔接。对于硕士和博士的申请，很多项目也不需要GRE考试。所以相对英美等国家的大学来说，入学申请要求相对较低，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到以色列的名校进行学习。此外，硕博阶段在以色列留学，奖学金很丰厚，如果你申请理工科的学位则更有优势。除了各高校设立的各类奖学金，还有以色列政府奖学金和各海外基金会设立的奖学金，较英美国家高校奖学金而言，以色列留学生奖学金更加容易获得。

第三，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多元的文化。以色列境内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耶路撒冷作为三教圣城可以让你体会到浓郁的宗教文化；马萨达要塞让你感受犹太人民为了摆脱罗马帝国的奴役为自由奋斗的精神；地中海畔的特拉维夫，中部的死海漂浮，南部埃拉特红海潜水，这些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吸引了多国留学生前往以色列留学。此外，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及其后裔把所在国的文化带入以色列，这些肤色、服装、语言各异犹太移民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万花筒式的、色彩斑斓的社会，多元文化并存使以色列人思想充满创新活力，文化富有创造性、不断地推陈出新，这些促成了以色列社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以色列留学项目概览及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以高等教育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以色列方面的积极响应，以色列许多实业机构和团体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在高等教育合作方面，近些年，随着以色列安全局势的逐步稳定，以色列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迅速增加。2011年5月29日，以色列巴伊兰大学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准备在2012～2016年期间接受中国25名博士后来以色列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加强两国在高等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宣布，将在五年内增加在以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从当前的800人增加到3000人。同时以色列政府出台相关措施鼓励境内大学尽可能提高招收国际学生的比例。据《耶路撒冷邮报》2017年8月15日报道，以色列海法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从2013年的20名上升到目前的200名左右；此外，以色列理工学院一直以来也致力于加强与中国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近年来以色列理工学院中国留学生数量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在2016/17学年，该校共有117名全日制中国留学生。

随着中以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入，以色列来华留学生人数也日渐增多，这些学生主要学习汉语、中医、法学等专业，据不完全统计，以色列在华各类留学人员普遍对中国留有美好印象。许多在华留学人员回国后主动向身边师友介绍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状况，成为推广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热情倡议者。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以色列留学项目概览及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2018年以色列创新竞争力继续保持强劲势头，但也存在一系列瓶颈性因素

2017～2018年，以色列在创新方面持续表现亮眼，在各项创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较强的创新竞争优势为以色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瓶颈性因素。

在《全球创新指数》（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排行榜上，以色列持续保持上升趋势，2017年上升4名至第17位。2018年总排名上升至全球第11，其中创新投入指数和创新产出指数分列第19和11位。《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除“制度”支柱（第34位）外（仍较去年上升了15位），其他支柱均位列全球前25，即“知识和技术产出”第3位（64.5分）、“商业成熟度”第3位（65.5分）、“市场成熟度”第13位（61.1分）、“人力资本和研究”第14位（55.3分）、“创意产出”第15位（46.9分）、“基础设施”第25位（58.6分）。在次级指数层面，“创新关联”（77.9分，第1位）、“研发”（79.6分，第3位）、“投资”（69.6分，第6位）、“知识传播”（56.9分，第6位）、“知识吸收”（52.9分，第10位）、“知识创造”（56.8分，第10位）6个次级指数位居全球前十。

在《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以色列以5.31分排在第16名，上升了8位，首次进入该榜单前20，超过阿联酋和沙特，跃居中东北非地区首位。其中，技术准备度从上一年的22位增长至第7位，宏观经济环境从48位增长至39位，其他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增长（创新除外，见表4）。创新虽下降一名，但其各次级指数较去年均有所提升，整体排名仅次于瑞士和美国，位列全球第3位（见表5）。在次级指数方面，知识产权保护（第10位）、投资保障强度（第9位）、可用风险投资（第2位）、银行健全度（第10位）、新技术可用性（第4位）、企业级技术吸收（第8位）、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第6位）均排在全球前10位。整体表现在中东和北非地区仍然处于领先地位。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2018年以色列创新竞争力及中以创新合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中以创新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自“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建立以来，中以两国创新合作走上新的起点。2017年，中以两国双边贸易良性增长，贸易额达113.5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其中中国出口额89.19亿美元，同比增长9%，进口额42.02亿美元，同比增长32.4%。2018年第一季度，以色列抓住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市场契机，对华出口额跃升至15.5亿美元，较2017年第四季度（8.7亿美元）增长了80%，主要体现在电子元器件和农产品的出口增加。2018年1～6月，中以货物贸易累计进出口总额74.44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其中出口46.76亿美元，同比增长10.3%，进口27.69亿美元，同比增长47.2%。

中以的科技创新合作得到了双方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2018年10月22～25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应内塔尼亚胡的邀请访问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分别会见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王岐山高度评价双方建立的“创新全面伙伴关系”，认为其准确反映了新时期中以合作的突出特点和发展方向。内塔尼亚胡总理表示，以方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自身的科技和经验优势与中方的市场和产能优势对接，推动两国创新全面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并增进世界福祉。王岐山还与内塔尼亚胡共同主持召开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第四次会议，签署了《中以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1）》，并见证了其他7份中以合作文件的签署。除此以外，中以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希望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确保现有合作计划的顺利实施的前提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更好地服务于中以创新合作的新要求。除高级官员互访以外，双方在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等各阶层搭建了多个交流平台，举办了一系列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会议、论坛等，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2018年以色列创新竞争力及中以创新合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2018年以英关系得到改善，但在众多地区热点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当前以英关系不断改善，各种交流增多，高层互访频繁，经贸科技联系密切。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两国立场存在共同点，在针对哈马斯的反犹言论以及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等事务中，英国给予谴责，支持以色列的正当行为。

第一，高层访问频繁。2017年11月2日，为纪念《贝尔福宣言》发表100周年，英国首相特雷莎·玛丽·梅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伦敦兰卡斯特宫共进晚宴，在场的还有美国商务部部长小威尔伯·罗斯（Wilbur L. Ross, Jr.）、贝尔福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后人。路透社述评，这是一个需要英国政府斟酌如何“在外交上取得微妙平衡”的场合，因为英国视以色列为“亲密和重要的朋友”，同时也支持国际社会共同斡旋为巴以冲突找到一个和平解决方案。2018年6月25日至28日，威廉王子访问以色列，这是英国王室成员首次正式访问以色列。自以色列建国以来，虽然许多英国王室成员以私人身份到访以色列，但一直没有正式访问以色列。然而，在2017年11月，英国政府举办《贝尔福宣言》发表100周年纪念活动，并随后宣布威廉王子将对以色列进行正式访问。2018年6月24日，威廉王子访问以色列，并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同一天，威廉王子游历了耶路撒冷老城，参加了犹太少年和阿拉伯少年的足球赛，参观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和博物馆。以色列方面给予威廉王子极高的礼遇，内塔尼亚胡更是称威廉王子的访问“创造了历史”。巴勒斯坦驻英国的外交代表哈萨辛安表示，希望威廉王子能够成为巴以之间的桥梁，传递积极信息。

第二，经贸科技往来密切。2018年，以英两国经贸科技合作密切。2018年6月和7月，在利物浦举办了为期3周的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活动，吸引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万多名代表。以色列—英国商会（Israel-Britain Chamber of Commerce，IBCC）以全球未来经济和智慧城市为主题，积极开展与天使投资协会（The Angel Investment Association）等代表的经贸合作。以英两国贸易额稳步上升，并呈现良好态势。据英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统计，英国对以色列的年度出口在过去几年中稳步增长，从2017年的40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43.3亿美元，两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在2018年上半年增长了8％。英国成为以色列第二大出口市场，英国出口到以色列主要产品为机械、电气设备以及化学工业的产品。英国和以色列还建立了一系列联合学术研究计划，鼓励双方合作。

第三，外交立场存在共同点。在重大问题上，以英两国相互理解，存在许多共同点，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2018年5月14日，在以色列成立70周年和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移到耶路撒冷的背景下，加沙地带爆发抗议活动。针对此次事件，英国政府只是敦促以色列保持克制，同时承认其自我保护的权利，并将暴力归咎于哈马斯。2018年，以英两国经贸往来密切，两国以以色列—英国商会等大型会议为媒介，积极发展两国关系。两国的贸易量大幅度上升，并呈现良好的发展前景。英国向以色列进行大规模投资，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电动汽车快速充电等高科技领域。此外，两国高官互访频繁，积极开展友好合作，尤其威廉王子访问以色列，为两国友好关系开启新的篇章。在重大事务上，两国相互理解，存在诸多共同点。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2017~2018年以色列与英国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以色列与韩国关系不断升温，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强

以色列和韩国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国，在本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新兴国家。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但重视人才且拥有强大技术力量是两国的共同特点。相似的国情，共同的战略盟友与受核威胁的处境，使两国在交往中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当前以色列与韩国双边关系全面发展，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经贸往来持续发展，科技合作稳步推行，防务合作不断加深，人文交往愈加深入。

第一，政治关系日益密切。1992年以来，以韩政治关系持续发展，截至2018年底，韩国有国会议长文喜相，总理金钟泌，3位副总理兼部长级官员，22位部长级官员访问以色列；以色列有西蒙·佩雷斯总统，3位总理（拉宾、内塔尼亚胡、 奥尔默特），1位副总理达恩·梅里多尔（Dan Meridor），以及15位部长级官员访问韩国。2012年至今，两国定期召开“韩—以政策协商会议”12次，就高层互访、革新领域合作、文化交流、中东及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进行商讨。2014年12月韩国外交部部长尹炳世访以，这是时隔7年来，韩国首位外交长官访问以色列。2018年12月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访问中东，于当地时间23日与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进行会谈。

第二，经贸往来持续发展。以色列与韩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后，双方的经济贸易也随之回暖，双方的贸易额持续攀升。1992年，以韩双边贸易额仅为1.48亿美元；2000年，双方贸易额已近10亿元，增长了6倍。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两国贸易额有所下滑，但很快就回归正常，且保持相对稳定状态，2018年达历史最高水平。此外，双方的贸易结构稳定，一直将高新科学技术、国防产业等领域作为发展双边贸易的重点。

第三，科技合作稳步推行。以色列和韩国都强调发展高科技型经济，近年来，两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相互吸引，科技合作引人注目。截至2013年，两国相继签署了多份科技合作协议及农业、通信业、水技术、地缘等领域的技术合作备忘录。2017年，以色列创新局的报告称，以色列和韩国在创新和商业领域优势互补，存在协同关系。在政府的支持下，两国民间企业以及学术机构的合作也非常活跃。早在1999年，两国政府决定就签订了《关于民企研究与开发双边合作协定》，成立产业研究开发基金会（Koril Fund），双方各出资一半，为两国民企在创新研发方面的技术合作予以资金上的支持。截止到2016年，该基金会共拨款5400万美元，支持项目达147项，涵盖了能源、化学、电子、信息、国防等诸多领域。在该基金会的支持下，两国民间研发合作进展顺利。

第四，防务合作不断加深。相似的地缘安全背景使两国自建交来就一直注重安全方面的合作，以色列在国防科技方面的优势一直吸引着韩国的目光。1995年8月，韩国时任国防部部长李杨浩访以时，两国签署《相互军需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决定成立韩—以军工合作共同委员会，该委员会存续至2011年，共举行9次正式会议，就签署两国武器及军需物品贸易、研究人员交流、信息系统化技术合作、科技互通等方面的备忘录进行协商，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国防安全领域的合作。2012年以前，两国的防务合作以韩国直接购买以色列出口的武器为主，截至2012年底，韩国从以色列购买了Uzi冲锋枪、哈比无人机（IAI Harpy）、搜寻者（Searcher）无人机、云雀（SkylarkⅡ）无人机、非瞄准线型导弹“长钉”（Spike NLOS）、陆空大型雷达巡航导弹“黛利拉”（Delilah GL）、雷达报警接收器RWR SPS-1000（V）5、预警雷达Super Green Pine、军用电子光学仪器EO-X Condor II、飞机电子战系统等。自2013年起，双方军火贸易方面的交易额相对减少，在年均出口额中已跌至第十位，安全领域的合作重点转向技术层面。此转变与韩国方面追求防务科技独立有很大的关系。2018年8月，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IAI，Israel Aerospace Industries）的无人机部门与韩国公司Hcarbon建立合作，共同开发垂直起降无人机。

第五，人文交往愈加深入。两国早在1994年就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此后，双方人文活动交往频繁。首双方旅游业发展繁茂。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韩国游客数量超过亚洲其他地区的总和。2000年以色列观光厅在首尔设立事务所，通过发行小册子、参加旅游博览会等方式吸引韩国游客；2005年，两国正式签订《观光协议》；2008年，大韩航空通航特拉维夫，开辟了每周三次的以—韩直航，更加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此外，高校学术研究成为两国文化交往的新兴途径。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2016年正式设立韩国学专业，包括韩国中世纪史、韩国近现代史、大众文化、文学和电影等课程，现有学生45人；特拉维夫大学、巴伊兰大学、海法大学虽未将韩国学作为专门的专业，但也开设了韩国史、韩语方面课程，共聘有10余位韩国学者。在韩国，建国大学早在1991年就设立了希伯来系，首尔神学大学也于近年开设了以色列史相关课程。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以色列与韩国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2018年中以双边交往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取得新成就

2018年中以双边交往继续保持良好态势，政治、经贸、人文、创新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新的成就。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内，稳步推进重大合作项目，拓展两国务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政治方面，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访问以色列，两国政治互信加深。经贸方面，2018年中以双边贸易继续保持稳步增长，进出口总额达139.2亿美元，同比增长6.1%，中国作为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人文交流方面，中国文化中心在以色列揭牌成立，推动了双边的文化交流。尤其中以创新合作保持了积极势头，王岐山副主席与内塔尼亚胡总理共同主持召开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第四次会议，双方签署了《中以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1）》。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2018年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指出——中国媒体对以色列关注度较高，以色列被视为创新创业的国度

中国媒体对以色列给予了大量的关注，成为民众了解以色列的重要窗口。通过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主流纸质媒体和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主流网络媒体以及部分自媒体在2016～2018年的涉以新闻报道进行分析，以色列的形象整体来说是正面、积极、友好的，主要涉及以色列经济、文化、科技创新以及中以交流等方面；也有一些自媒体对以色列提出批评，主要涉及以色列时政、外交关系、巴以冲突等方面。

当前中国主流媒体对以色列的报道内容主要包括以色列时政外交、巴以问题、科技创新，以及中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中国各媒体经常探索以色列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的原因，并思考其对中国的借鉴之处。总的来看，中国媒体视阈中的以色列形象基本是正面、积极、友好的。近年来中以关系日趋紧密，呈上升趋势，尤其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以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科技创新等方面不断加强合作与对话。在中国媒体视阈中，中以合作的领域、深度、成果、前景均呈积极态势，各媒体看到的基本是以合作、共赢为主。总体而言，中国主流媒体对涉以热点问题能够及时聚焦，报道较为公正客观，为中国读者塑造了一个立体、多面的以色列形象；自媒体中虽然有一些对以色列的批评声音，但绝非主流。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中国媒体将继续发挥自身信息传递的作用，为中以两国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的友好交往起到桥梁作用。

（参见《以色列发展报告（2019）》中国媒体视域中的以色列形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

（本文编辑：杨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