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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3日 来源:韬奋出版人才论坛征文参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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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喜云
这篇文章写于2012年1月,经吴道弘先生本人审阅过,保存在我的电脑里至今已有7年多了。今天上午无意间看到我社内网上发布的“第八届韬奋出版人才高端论坛征文启事”,我当然算不得出版人才,更遑论高端了,只是有感于其间“老出版人的口述整理”的小主题,突然想起对吴道弘先生的访谈。我自知才疏学浅,文字简陋,且当时并无音频,不符合贵部的要求,之所以还是发往贵部,浪费您的时间和精力,想着这篇文章或许会有点资料价值吧!
“我的生命是书的旅程,由书的岁月装订而成。没有绚丽的封面,也少有欢乐的篇章;书页里留下真实的印记,字行间藏着期盼的渴望。让没有写完的最后一章,奏出晚霞多彩的黄昏曲。”这首《题记》道出了吴道弘先生的绵绵心境。笔者有幸曾于2011年11月拜晤吴老,在他温柔敦厚的教诲之中,深切感受他那烙在书页里和字行间的真实与期盼。
胡: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撰写了近百篇书评,您是怎么开始撰写书评呢?
吴:你是人民出版社的同事,是编辑出版的新生力量。很高兴有机会谈谈,交换意见。我在学校读书时并不怎么重视书评,虽然当时萧乾等先生办报刊时很重视书评,但我只是注重副刊上发表的散文、诗歌和文学作品。我与书评结缘,是在参加工作以后。1950年2月,我考入上海三联书店。我的本职是责任校对,但三联的体制是编校合一,我还做版式设计、稿件初审及通讯联络等工作。当时上海三联书店在南京路有一个门市部,我偶尔还审读一些外版书,为门市部提供进货参考。当时上海刚解放不到一年,出版物内容驳杂,质量良莠不齐。报刊的记者也有到编辑室组稿的。我读到一本青年政治读物,发现其中有一些思想错误,想到要向读者指出,就写了篇书评进行批评,并在报上发表了。这就是我写书评的开始。
1951年5月,我从三联的总管理处调入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从事编务、通联、宣传等工作。当时总编室有一个宣传科,负责向读者介绍宣传本版图书,由于图书宣传工作的需要,我写了一些书评。人民出版社领导提倡编辑要“练笔”、写好“审稿意见”,要求编辑重视写作、写书刊评介文字。当时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1952年,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编辑部戴文葆先生介绍《保卫和平》杂志的文章,文字优美,融思想性与可读性于一体。这篇书评对我启发很大,使我认识到写书评要尽可能做到内容和文字相结合,以后更加有意识地在写作书评时努力去做。
胡:您在人民出版社总编室只待了4年,1955年被调入历史编辑室,那之后您还坚持写书评吗?
吴:不怎么写了。历史学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在专业领域得从零开始。为了适应工作,我先从研究唐史入手,努力补课(说也奇怪,选择从学习唐史入手,完全是源于我喜欢唐诗)。没过多久(1956年),我被派去参与《中国历史图谱》的编辑工作。《中国历史图谱》由出版总署出版局局长、历史学家金灿然亲自主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王崇武、北京师院谢承仁和高级党校苏联专家尼基甫洛夫负责撰写文字稿,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沈从文先生负责选编实物图片,我和人民出版社的另一位编辑(江平)协助搜集、保存图片,打印原稿、参加初稿讨论,并负责一些联系工作。后来反右斗争开始,《中国历史图谱》便夭折了。
1957年我在历史编辑室被划为右派,1958年我和中央机关大批右派到北大荒农场劳动,一待就是三年,1961年底才回到北京。回北京后,我仍不时地去参加劳动(当时人民出版社有自己的劳动基地),去通县蹲点。1964年我去山西昔阳民安大队“四清”、劳动了一年,1969年国庆节前被下放到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1972年回北京后被安排在外国历史编辑室。因为忙于运动和劳动,我那些年又要学习新的业务知识,几乎没有写过书评。
胡:您曾说您中断了20多年后又继续写书评,是什么让您重回书评呢?
吴:我那时虽没有写书评,但一直关注图书。我从小爱书,这与家庭教育有关。我虽然出身于商人家庭,但祖父很尊重知识,愿意和当地有知识的人交往,从小教育我们要“敬惜字纸”。我7个月大时父亲就病逝了,上学后,每逢假期母亲就带我回外公家。我的几个舅父都是教书的,其中一位还是书画家,所以在外公家里我受到爱书、爱书画和爱文化的熏陶。我后来又在出版社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我从商务印书馆资料室借到萧乾在解放前写的《书评研究》(后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重新出版的),悉心研读,获益匪浅,对书评有了更深的了解。1979年,我从编辑部门“炼”了一圈后又回到总编室工作,人民出版社领导范用要求总编室编内部业务刊物《求精》,我又有机会重视本版书的宣传、接近书评了。
胡:拜读您关于书评的论著,发现您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仅撰写书评,而且有意识地思考和研究书评理论,是什么促使您有如此“自觉”?
吴:这是大环境使然。20世纪80年代全国出版界在遭受“文革”的破坏以后,开始提出出版科研。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1985年7月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全国图书评论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出版科研的问题,强调做好图书宣传评论工作的意义。1985年中国出版发行研究所(后来改称“中国新闻出版科学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全国多所高校还相继成立了编辑出版系。1989年4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成立,对图书评论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起了很好的组织和推动作用。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和研究氛围中,我试着思考书评的理论,希望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胡:您1991年出版的《书评例话》基本反映了您对书评的思考,该书于1992年获得第六届中国图书奖,可见其在书评研究领域受到的重视。您于此后一段时期又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到了编辑学理论,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吴:我自己倒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书评是以出版工作为基础和条件的,书刊出版对书评有着前提条件,因此,我认识到书评研究与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相关。谈到编辑出版的科研工作,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新中国的第一代编辑出版工作者首先是有一种历史责任,就是在注重实践的同时也注重总结、提高、理论化的工作,认真探索编辑工作的规律,建设编辑工作的学科。
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很关注编辑学的建设,于1986年主持编辑出版了《编辑工作二十讲》(获首届全国编辑出版理论优秀图书奖)。这本书是人民出版社内部培训工作的成果,它的内容实际上是在总结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反映出编辑出版工作的普遍规律。当时人民出版社乃至全国的出版界都面临着培养年轻编辑的任务,由于我分管总编室,鉴于人民出版社过去也组织过多次培训,我就依据编辑工作的程序确定了20个题目,约请社里有经验的老同志撰写,便于新参加编辑工作和关心编辑出版工作的同志了解和认识编辑工作的规律,也有助于编辑学科自身的建设。1990年东方出版社还出版了戴文葆主编的《编辑工作基础教程》。至于我自己,我又陆续写了一些文章,辑成《编辑实践与编辑学思考》一书出版,算是我对编辑学和出版学建设的一点努力。
胡:我在学校读书期间即拜读过您参与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参加工作后经常阅读您主编的《出版史料》,感到您对出版史的研究很深刻,您是怎样开始研究出版史的呢?
吴:我研究书评时即注意到,书评的历史研究是包括在编辑出版史的研究范围之内的。1995年我与伍杰、徐柏容先生共同选编《中国书评精选评析》,我的分工是选编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间的书评。通过这一编选工作,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对书评的历史研究是和编辑出版学的理论研究关系密切、息息相通的。
中国编辑学会的成立,对推动和发展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起了重大的作用。我在研究编辑学理论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根基不够,逻辑思维跟不上,只能结合工作体会写出一些浅显的东西,在理论方面深入不下去;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编辑工作的发展变化影响很大(现代出版的出现也是源于印刷技术的进步),21世纪以来编辑、印刷等工作都与计算机密切相关,我没有接触过这种工作形式,没有经验可言,也谈不上有什么优势,因此我就试着转而研究编辑出版史。事有偶然,恰好此时宋原放同志邀请我参与编选《中国出版史料》(10卷本),我虽对此知之甚少,但我愿意去学,就“勇敢”地承担下这个任务,并负责辑注现代部分的第二部分和部分补卷。有时为了添加一个注释,我得查找许多资料,这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主编《出版史料》杂志,也是源于使命的责任。因此可以说,在出版史方面我完全是边工作边学习的。我即将出版的《星空集》(已于2015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研究编辑出版史的一些收获。
顺便说一下,我的另一个使命就是增订宋原放同志《出版纵横》一书中的《近现代中国出版大事年表》部分。尽管这一工作只是宋老生前随口那么说了一句,我记忆犹新,至少对我也是一种“使命”吧!
胡:您从上海三联书店做责任校对开始,后来在人民出版社总编室和编辑室当编辑,直到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您从撰写书评至研究书评理论,再至研究编辑学理论,最后至研究编辑出版史,将实践经验理论化、系统化。在这些不平凡的经历中,您有什么感受?
吴:我们这代人蹉跎了很多岁月,我实在没做出什么成绩。我的这些经历属于机缘巧合,是在外界环境的推动下形成的。若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也只是因为我抓住了机遇。刚才讲过,我写书评受到几种因素的影响:1951年至1955年在人民出版社总编室工作,向外界宣传介绍图书;1952年受戴文葆先生介绍《保卫和平》杂志的文章启发,对如何写作书评有些领悟;20世纪70年代初拜读萧乾的《书评研究》,促使我走上书评研究的道路;1989年4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成立,我被推为副会长;1991年出版《书评例话》,也只是将以往对书评的认识进行了初步整理。至于后来我研究编辑学理论,也受到几种因素的影响:1979年重回总编室工作,由于人民出版社内部业务刊物《求精》的推动,将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进行深入思考;到编辑《编辑工作二十讲》一书,初步探索编辑工作的规律。至于我目前研究出版史,也是主要通过编选《中国出版史料》和《出版史料》杂志的编辑工作,从使命和责任开始,有了兴趣才去学习和钻研的。
我之所以能安心从事编辑工作,并在业余时间搞一些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家庭的支持。我与夫人朱虹于1955年结婚,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1958年被下放到东北,一待就待了3年,她留在北京,既要照顾我们刚出生不久的大儿子,又要承受外界的压力。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她都对我不离不弃。1969年我们全家被下放到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她那时已40岁了,既要照顾两个儿子(小的刚上小学),又要干开山采石、装窑烧灰的重体力活儿。她性格坚强,是五七干校13连“女班”的班长,积极争取入党,因我受到连累,但她坚持不懈,终于在197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她的理解和支持,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越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坚定信念。1949年上海解放时,我还在学校,建团时即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到人民出版社后担任团支部书记,积极追求进步。1957年我在由党支部大会通过入党不久,就被划为右派,我想自己怎么反对党了呢?1958年我这个南方人被下放到东北,吃饭是早晨一个窝头,中午两个窝头,晚上两个窝头。尽管思想上想不通、生活条件困难,我并不绝望,而是充满希望,因为有个信念支撑着我——我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一定要在原地爬起来。此后不管经历什么波折,我都坚信自己只要努力,都会有所收获,终于参加到党的队伍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胡:您于1995年从人民出版社退休后仍笔耕不辍,2003年时还自称“沧桑历尽身尚健,劫后重生便是仙。天若有情天亦老,七十耕耘未歇肩”。作为一个刚入行的新兵,我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也希望您能对我多有指点。其一,您提倡编辑写书评,但我认为写书评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书评作者要能与被评书的作者对话,其学识至少不能低于被评书的作者,所以不应轻易下笔写书评。编辑应如何对待书评?其二,我参加工作以来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有时甚至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也不太可能静下心去思考问题。如何面对这种“困惑”?
吴:书评作者应持何种态度,大家的观点可能不一样。但针对编辑来说,我提倡编辑写书评,不仅因为出版界有这么一种好传统,还因为做编辑工作确实有自己的“优势”——了解原稿、了解作者、了解图书出版的过程。至于编辑在写书评时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认为这与编辑审读、加工书稿的道理是相通的。我们处在编辑这个岗位上,学问不一定比作者高,但不能因为这样就无所作为了!我们还有为读者介绍图书的职责在身!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吕振羽编著的《简明中国通史》。这5位都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我们做编辑的,学识往往比不上作者,但一部书稿的出版,往往需要编辑的帮助和提高,我们站在编辑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可以帮助他们完善书稿。当然,这要求编辑懂行,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另外,一般作者的知识偏于专门,编辑的知识则较为广博,可能会发现作者注意不到的地方。编辑要有勇气和信心,善于判断书稿的质量、发现问题,指出作者的遗漏、疏忽甚至错误之处。写书评也是如此。你从另一种视角出发,可能会发现作者忽视的地方,并且,书评有多种写法,你可以向读者介绍和推荐图书。
至于说没时间读书、没时间思考问题,我也深有感触。读书无论精读、泛读,都要懂得读书的方法,这只能靠自己努力,积累经验。我认为编辑应该多读书、勤思考、多练笔。读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自己的工作或研究有用的,一种是自己感兴趣的。读书要有中心,你读的三本书中至少应有一本与你的工作或研究有关。读书时要看到两条线,竖的和横的,既是要明白这部作品是如何写出来的,还要弄清楚它与时代的联系。编辑练笔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一种是写审稿意见。编辑看书稿时非常认真,可能思考了一些问题,写审稿意见可以帮助你把原来散乱的意见整理出来。不管在工作中,还是读书做研究,都需要你做个有心人。在脑子里总有一根弦,经常思考问题,阅读书报刊时留意积累材料。记忆力很重要,但是一些重要材料还是应随手抄下来或者剪下来。当然,利用电脑贮存是便捷的方法。
现在的编辑与以前的编辑不一样,很多是研究生或博士毕业,参加编辑工作后往往会离开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原来的专业知识和学问根柢还是很宝贵的。以前的编辑虽然没有高学历(虽然一部分人在做编辑之前就已经是学者专家了),但大多数是在编辑生涯中逐渐学习提高而学有专长的。我劝你们首先要做好编辑工作,同时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原来的研究领域。如果原来的专业放不下,新的工作又做不好,耽误时间、也耽误事!
“风云变幻六十春,劫难尚存病后身。不悔作嫁鬓全白,终因耕耘事如尘。梦回大地谁知己,雨后斜阳晚晴真。往事灯深无多日,岂有闲情计苦辛。”吴老这首写于30年前的《述怀》,今日读来更令人感动、感慨。恭祝吴老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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