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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8月21日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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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2019年8月18日,由中原传媒主办,中国鲁迅研究会和清华文化东亚讲座承办,鲁迅书店承办的鲁迅讲坛“周氏兄弟与大乘佛教”活动在北京举行。在讲座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家、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作为鲁迅讲坛的第一位嘉宾,就“周氏兄弟与大乘佛教”主题展开精彩演讲。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家、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左)
8月18日,由中原传媒主办,中国鲁迅研究会和清华文化东亚讲座,以及鲁迅书店承办的鲁迅讲坛“周氏兄弟与大乘佛教”活动在北京举行。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党委书记李游、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原传媒北京分公司总经理陈金川、河南大学前出版社社长张云鹏、中国著名的书籍装帧印刷家,原三联书店美编室主任宁成春等出席本次活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家、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作为鲁迅讲坛的第一位嘉宾,就“周氏兄弟与大乘佛教”主题展开精彩演讲。
中原大地传媒集团一直在深耕“鲁迅及其相关文化”的精品内容。
李游在致辞中表示,中原大地传媒集团和鲁迅博物馆长期以来在出版和研究方面一直有着很好的合作。2018年,为了更好地推进合作,强化鲁迅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双方在鲁迅博物馆开办了鲁迅书店。为弘扬鲁迅精神及其对新文化的研究,鲁迅博物馆和中原传媒又推出了鲁迅讲坛,该讲坛定位于高端学者专题研究的大众讲座,这也是文博机构和出版界、学术界深化合作的积极尝试。
2005年,孙郁先生在主持鲁迅博物馆馆务期间,开展过“在鲁迅身边听讲座”的系列活动,引起了社会广泛影响。他表示,孙郁不仅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同时也是博物馆界的前辈,他做过编辑、记者,在这个领域,他最合适作为第一讲嘉宾。
鲁迅书店由中原传媒北京分公司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合作开办,并由星汉文章团队负责运营。作为主办单位中原传媒代表,陈金川介绍道,鲁迅博物馆是纪念鲁迅先生、传承鲁迅精神、弘扬先进文化的重要文化场所,中原传媒长期以来一直秉持着”出好书•济天下”的价值理念,以传承优秀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双方开办鲁迅试点和筹办这次鲁迅讲坛活动,是出于传承文化、坚持文化,弘扬鲁迅精神、鲁迅文化的使命。
鲁迅讲坛的开办是关注学术热点,推进学术研究走向大众化,以及服务当下文化建设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在这方面,陈金川希望得到文化界、学术界、出版界、新闻界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支持,也希望有更多人士参与其中,能够引入更多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把鲁迅讲坛办的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成为一道文化的风景线和文化大餐。
在讲座中,孙郁就自己多年来研究鲁迅的一些心得,与现场读者进行了交流。
孙郁表示之所以将“周氏兄弟与大乘佛教”作为演讲题目,源自四年前他在住院期间阅读的大量佛经。最开始是当做文学作品来读,孙郁觉得那种辞章方式,对于世间的理解、表达的方式非常特别。但是后来,孙郁发现辞章背后有着哲学思想,找来相关的材料读过后便发现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与佛教有着很深的渊源。
鲁迅的文章中经常引用佛教里的语言,又能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关照万物。孙郁发现周作人谈大乘佛教特别多,但鲁迅谈得特别少。虽然鲁迅谈得很少,但大乘佛教里的一些思想、辞章里的意象,在他的文本里时常流露出来。
徐梵澄认为,鲁迅对于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理解比一般人要深,“鲁迅先生是有人情,也有佛性的”。在周作人的文章里,及鲁迅周围朋友们的回忆录里,鲁迅和佛教是有关系的。这些文章中谈到,1914年以后,鲁迅阅读了很多汉译的佛经,这些内容在后来他的写作里,特别是在杂文写作里,被鲁迅转化为自己独特的东西。此外,从鲁迅收藏的佛经作品中也能看出他对佛教的喜爱。
鲁迅和周作人都认为佛经的文学性很强,他们把佛经和文学文本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很有文学性。
在孙郁看来,鲁迅的很多文章在讲中国文化、讲宗教、讲佛教时,主要讲的是大乘佛教,但他欣赏的却是小乘佛教,认为小乘佛教是一种自修、自炼、自我成佛的修炼过程,需要坚韧的意志。与之相反,周作人则特别欣赏大乘佛教,他觉得大乘佛教更有人间气。所以,两个人对于中国汉译佛经、中国流传的佛教的看法就有了很大的差异。
孙郁举例说,读者可以在鲁迅作品的意象里感觉到小乘佛法的精神气韵,比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的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孙郁认为鲁迅身上带有佛性,周作人主要是在知识论里,而自身的佛性却很难看到。但是周作人对儒道佛的理解自有鲁迅所不及之处,这是他们兄弟之间的差异。他说,如果我们在“理障”与“视障”两个层面上来看鲁迅,会发现其人其文在许多方面带有佛性的某些光泽,而其精神的广大和温润恰与佛门主张也有相似之处。而周作人对于佛教既疏离又欣赏,他一直肯定大乘佛教的一些思想,觉得其易理与儒家思想接近,有济世的情怀,他觉得大乘佛教的可爱在于,其和儒家的一些看法是相通的。而鲁迅对于“援儒入佛”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与周作人是不一样的。
鲁迅曾坦言自己对佛教存有先在的“偏见”:“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一餐素,便可以称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为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
此外,鲁迅发现了佛教流传过程中,在民间出现了一些问题。大乘佛教的流布导致了国人在信与不信之间的游移,佛门之人与世人对于释迦牟尼的理解是带有差异性的。
孙郁表示,鲁迅在自己的作品里写了几类大乘佛教在中国乡村传播的形态,如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艺术思想结合在一起,百姓对于存在的恐惧、对于未来的恐惧、对于死后的恐惧,等等。他的小说也写了三类人,一类是疯子,一类是捍卫旧秩序的维道者,一类是天真的孩子。鲁迅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他借助于传统文化的符号。“所以我们有理由说,他是从中国社会的深处感受到佛教的影响。”孙郁说。
而周作人于此却看出了人间趣味。他不止一次强调儒家思想里有很多合理的因素,这些与大乘佛教并不矛盾,周作人在《关于祭神迎会》里写到了宗教对于中国人的影响。
周作人在讨论佛教的时候,常常是在一种思想史的层面上。他觉得在知和情这两方面,中国的文化和外来的佛教有很多的互补性。所以他的这种思想对京派学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分两面,一个是文学方面,第二是在哲学层面。
因为对中土佛教徒的不满,鲁迅并没有在佛学的层面上深入地思考问题,甚至没有从生命哲学的层面讨论它。孙郁认为,鲁迅更看重传统文化里那些艺术的元素,他礼赞佛教艺术里很温馨的东西,这些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1935年鲁迅在给他的学生写信时,讲到中国要吸收佛教艺术的营养,表明他对佛教艺术是很关注的。在他看来,鲁迅意识到了佛教文化后来对中国艺术进步的意义。他在早期搜集了很多的拓片,有许多带有佛教的因素,后来还注意到新疆及敦煌的壁画,等等。
鲁迅定居上海后,他在绘画搜集里搜集佛教造像的东西越来越少,慢慢开始搜集西方版画,而西方版画对生死的表现和佛教的绘画不一样的。孙郁认为,鲁迅在搜集版画过程中希望年轻人吸收中国传统绘画的同时,把西方基督教文化里的一些东西吸收过来。所以,可以感觉到在鲁迅一生的文学实践里,他对于释迦牟尼只是他整个思想来源的一小部分,他用尼采、克尔凯郭尔、托斯陀耶夫斯基和马克思的思想,激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这和周作人不太一样。
周作人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讨论大乘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周作人而言,是出入于儒和佛之间,保持精神的宁静而不得,随落入苦海,但是知识面层面却折射出受挫的志士仁人的妥协与无奈。他寻找常道做常人,而不幸落入苦境,成为叛徒,他一生以非常矛盾的方式,注释了一个时代的悲剧。这也是周作人和鲁迅不一样的地方。
最后,孙郁总结道,周氏兄弟对大乘佛教不同的看法,产生了两人在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观上的分歧,通过他们对大乘佛教不同的看法,可以看出他们人生态度的不同和审美选择的不同。周作人一生谈佛太多,他说自己是“半是儒家半是释家”,经常讲佛。可是周作人的文章没有佛理气,他还是新康德主义影响下的儒者,从知识论这个角度讨论佛学。而鲁迅很少谈佛教,偶尔为之,但是他的文章背后处处能够感受到释迦牟尼的影子,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那些美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各自的句式和文章里,有些已成为审美意象里弥足珍贵的亮点。
(本文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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